“意图”（intention）是国际政治研究的核心术语。随着国力的增强和军力的发展，中国的意图愈益为各国所关注。譬如，美国的《中国军力报告》等文件力促“中国应该做出更多的解释，说明其军事投入和决定这些军事投入的战略与意图”。澳大利亚也在其题为《亚太世纪的澳大利亚国防》白皮书（2009）中说，“如果中国不进行认真解释，不就其军事规划与其他国家建立互信，中国军事现代化的速度、程度和结构就很可能成为周边国家的顾虑之源。”本文在论述意图的国际政治和安全竞争逻辑的基础上，分析了美国的对华意图及其对中国安全环境的影响。
意图及其国际政治逻辑
在国际关系研究的语境中，“意图”可定义为以某种手段实现特定目标的近期或长远计划。目标和手段是意图的基本要素，只有将目标与手段结合起来，才能完整表述意图。当奥巴马表示“希望通过有成效的对话和接触和平解决半岛问题”，这就完整阐释了他的意图，“和平解决半岛问题”是目标，“有成效的对话和接触”是手段。在中东地区“以武力实现民主化改造”，也是布什政府的意图。
米尔斯海默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中指出，意图对国际政治具有根本性影响，其国际政治逻辑有三：其一，国家无法确信不会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遭到他国的军事攻击，因为攻击的理由多种多样，没有国家能确信别国不会受到某种原因的驱动；其二，即便各国并非必然怀有敌对的意图，但它们不可能确信别人都具有可靠的善意；其三，意图变动不居，今天的盟友，将来也可能反目成仇，难以预测。中美苏在二战期间结盟对抗日德，但战后美德日又联合起来遏制中苏。
意图的不确定性导致国家间相互疑惧，使国家在维护自身利益时诉诸“最坏打算”的思维，多做准备，以防不测。撒切尔夫人曾直言她对德国统一后的强大实力和意图存有疑惧。她说，“要是我装作对一个统一的德国意味着什么的问题没有一丝一毫的忧虑，那显然是虚伪的。”“虽然德国人民是文明、智慧的民族，但他们过去的历史表明他们很难克制自己的野心，尊重他们的邻国。”因此，“历史意识和未来的不确定性曾促使密特朗总统和我⋯⋯试图减缓德国统一的速度”。[1]作为亲密盟友，还有北约和欧盟作为安全和政治经济的制度保障，但英法依然对德国的未来意图如此忧虑，无法摆脱意图的不确定性及其国际政治逻辑的制约。
意图与大国安全竞争
与实力相比，意图具有更强的易变性，量化评估的可靠性和可操作性更小。外部环境的改变、国家实力地位的变动、领导人的变更、国际制度效力的变化等都会影响国家的意图。意图的不确定性导致不安全感，影响国家间安全竞争的程度和形式。但在核时代，由于战争破坏性的急剧增加，意图不确定性的安全逻辑并不必然导致国家间安全竞争最终演变为暴力冲突，走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就更小了。
首先，尽管一国的意图难以百分之百确知，一些国家在某些情况下还会刻意传递虚假信息，掩饰真实意图，以迷惑对手，攻其不备，但在多数情况下，通过分析领导人言论、政府文件、情报资讯和国家行为，对方的意图可得以洞察，为战略决策提供参考。美国国防部在其《中国军力报告2010》中承认了这一点，表示“中国利用‘白皮书’、讲话、文章作为公开发布政策和战略的主要机制。近年来，中国军事和安全事务的透明度有所提高。”实际上，中国外交历来注重开诚布公、表里如一。李光耀在其回忆录中讲，“在外交政策上，中国人怎么想就怎么说。”[2]另外，纳粹德国的称霸意图，包括其手段、阶段、进程都可以从希特勒臭名昭著的《我的奋斗》和其他一些演讲中明确读取出来。丘吉尔在《风暴欲来》一书中详细分析了希特勒“德国必须成为世界大国，否则便不会有德国”的政治哲学、战略设想和政策规划，深刻地揭示了其武力称霸的战略意图。[3]丘吉尔对希特勒意图的准确理解充分支撑了他在战前就强烈反对绥靖德国、坚决主战的立场。
其次，意图的不确定性导致国家间战略互信的稀缺和军备竞赛，但这并不必然导致暴力冲突，核战争的毁灭性降低了战争作为大国政治工具的效用。战后美苏之间没有起码的战略互信，但却因为“确保相互摧毁”的机制而实现了近半个世纪的“长期和平”。耶鲁学者加迪斯认为，冷战时美苏关系虽然紧张，但国际局势基本稳定可控，冷战式的和平原因在于双方尊重事实上的势力范围，避免直接的军事对抗，核武器仅仅作为终极手段，不要不可预测的理性，不谋求销蚀对手的领导地位。[4]因此，战略决策不需要百分之百的战略互信，基本的战略意图评估足以作为外交决策的基本框架，理性的大国愿意承担一定的决策风险，会尽力避免两败俱伤的政策。
再次，意图的变化受到对外政策的惯性制约，不是突变式的，具有渐变特征，为相关国家认清侵略政策、组成反制联盟提供了有效的时间缓冲。扩张意图是刺激国家组成联合战线对抗侵略的重要动力，甚至比实力本身还重要。哈佛学者沃尔特明确指出，在刺激联盟形成中，“关键是意图，而非实力”。[5]这就解释了为何希特勒在对外扩张之初亦会谨慎行事，反复试探英法美苏的战略容忍底线，掩饰扩张意图。希特勒在使莱茵重新军事化时也毫无信心，说“倘若法国人进军莱茵，那我们就只能夹着尾巴撤了”。希特勒最终走上全面战争是1939年，距离他攫权上台已有6年，距莱茵重新军事化也有3年。实际上，英法苏并非没有认清德国的称霸意图，法国苦心经营的马其诺防线虽然在实战中成为摆设，但却表明法国对希特勒的意图是了然于胸、并做了精心准备的。为了“祸水它引”而采取绥靖政策是希特勒在战争初期取得闪电战胜利的关键原因。
美国的对华意图与
中国的安全环境
美国是当今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对华意图是影响中国安全环境的核心因素。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9年美国GDP总量占世界GDP总量的24.5％，大致相当于日、中、德、韩四国GDP的总和。另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报告，2009年美国军费开支总额高达6610亿美元，同比增长7.7%，人均支出2100美元，占世界军事支出总额的43%，2010年美国军费约7200亿美元。而中国2009年的军费总额约为1000亿美元，人均支出74.6美元，仅占世界军费总额的6.6%。美国的总量是中国的6.6倍，人均是中国的28倍。中美硬实力对比态势意味着，美国对华意图一旦生变，将给中国安全环境造成极大麻烦。厘清美国对华意图是排斥还是接受、对抗还是对话、遏制还是接触、冲突还是合作，对理解当今和未来中国的安全环境具有决定意义。
奥巴马自称是“美国第一位太平洋总统”，强调“美国与亚洲人民和亚洲的未来息息相关”，大力重塑美国在亚洲的领导力。希拉里也在亚洲力推“前位外交”，美国的“太平洋化”战略锋芒毕露。加上2010年中美关系的一些波折，部分学者对中国安全环境的基本判断愈益悲观，认为“伴随着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及重返亚洲步伐的加快，中国的战略安全环境恶化已是不争的事实”。[6]
但从美国对华意图的长远角度看，似乎不必如此悲观。“善于从长远看问题”是邓小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之一。改革开放以来，美国对华意图的核心是通过接触将中国纳入国际体系，防止中国成为一个革命者、挑战者。奥巴马重返亚洲的各种行为并不能说明美国会改变其接触遏制战略的根本意图。在分析美国对中国安全环境的影响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美国在亚洲军事存在的意图和联盟体系的性质是否根本改变。美国亚洲战略的基本目标是防止出现一个东亚霸权，以维护美国在西半球的霸权优势，其亚洲军事存在和联盟体系服务于该目标。
美国在亚洲的战略意图仍是阻止新的军国主义大国出现，并没有变成打击域内大国的和平发展。主要的指标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因而不能得出中国的安全环境将严重恶化的预测。从现在的情况看，这种可能性不大。美国近期试图介入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和主权争端，主要是一种外交意义上宣示美国影响的领导力攻势，反映了它对被挤出亚洲或被边缘化的担忧。
第二，美国对华使用军事力量的意图是否发生根本变化。奥巴马在《国家安全战略2010》中明确阐述了使用武力的目的和原则：其一，美国使用武力的根本目的是保卫美国和盟国，维护国际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包括在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情况下保护平民；其二，武力是穷尽其他手段之后的最后选择，使用武力必须遵循美国的价值观，加强合法性，寻求广泛的国际支持，与北约和联合国安理会等机构合作；其三，美国保留必要时采取单方面行动保护美国和美国利益的权利，但会尽力遵循使用武力的规范，并以此加强遵守国际规范的国家，孤立、削弱不遵守国际规范的国家。前防长佩里领衔的“国会美国战略态势评估委员会”的最终报告强调“中美发生战争的危险不大，潜在军事冲突的首要源头是台湾问题。在台湾问题上，中美有很多分歧，但双方都反复强调致力于和平统一的原则，不仅如此，台海的安全形势已有了改善。中美发生核战争的危险更小。”以上材料表明，美国对可能出现的对华使用武力的看法没有出现根本改变。
第三，美国对华战略意图是否从接触走向遏制。美国近来在中国周边动作频繁，深化美印合作，加强美日韩澳的传统联盟关系，提升与东盟国家的双边安全关系，这些被媒体视为制衡中国的招数。然而，遏制既不是美国政府的政策，也不是中国政府的看法。2010年9月，温家宝在美国友好团体欢迎晚宴的演讲中积极评价了过去10年的中美关系，他说，“过去的10年是中美两国关系稳步提升、不断深化的10年，是两国同舟共济、共克时艰的10年，也是双方务实合作、互利共赢的10年。”10月28日，希拉里在夏威夷发表《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接触战略》讲话，明确反驳了“遏制中国说”，她说，“中国还有很多人认为，美国执意要遏制中国。我只想指出，自两国建交以来，中国经历了惊人的增长与发展。这当然主要是因为中国人民的辛勤努力。但从20世纪70年代之后，美国的政策都一贯支持中国的发展，历届共和党、民主党政府和国会都是如此。”在可预见的未来，除非中美皆失理性，没有其他因素能导致美国走向全面遏制中国，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符合双方和世界的利益，美国对华战略以接触为主的态势不会改变。
第四，美国对华政策的主流是否从合作走向对抗。奥巴马对华意图和政策的主流就是致力于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虽然奥巴马政府执政以来中美关系经历了“高开低走”的曲线，但这个主流并没有变。2010年3月15日，基辛格在中美关系因奥巴马会见达赖、批准对台军售等事件遭遇困难时访华，致力于缓和双边关系，他在中国外交学会就中美关系发表演讲时表示，尽管美中关系近期出现了一些波折，但美国对华政策的主流是合作而并非对抗。他强调自己并不在意媒体对于中美关系种种波折的报道，“更关心两国关系的长远发展”。希拉里也表示美国愿意与中国合作，说“随着中国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承担更多责任，我们期待着与中国切实开展更紧密的合作，无论是双边合作，还是通过重要机构进行多边合作。”《中美联合声明》更提出要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以推进两国的共同利益、应对21世纪的机遇和挑战。
总体而言，美国的对华意图没有改变，中美关系的根本和基础并未变化，中国的安全环境并未因美国的“太平洋化”战略而严重恶化。中美交往中的一些波折是历史形成的，我们要理性对待，要有求同存异的政治宽容和勇气，恰如邓小平所言，“中美两国之间尽管有些纠葛，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分歧，但归根结底中美关系是要好起来才行。” [8]在分析中美关系中的波折及其对中国安全环境的影响时，学界和媒体也要多些战略视野和长远眼光，多些政治家般举重若轻的泰然与淡定，少些火上浇油的夸张和炒作。
自改革开放以来，“和平发展”既是中国对外意图的基本表述，也是中国致力于建设友好国际环境的大战略。实践表明这个战略是成功的，中国没有任何理由改弦易辙。中国不会走“国强谋霸”、“国强必霸”的帝国主义老路和军国主义死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2010年11月访问新加坡时强调，中国的发展“对外是和平发展、开放发展、合作发展”，这个提法不仅丰富了中国“和平发展”的对外意图，更表明中国有决心、有信心打破大国政治的悲剧史。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徐海娜）
[1] Margaret Thatcher, Statecraft: Strategies for a Changing World,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2002, p.3.
[2] 李光耀.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M].台北：世界书局，2000: 689.
[3] Winston S. Churchill, The Gathering Storm, Boston, MA: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48, Chapter 4.
[4] John Lewis Gaddis, The Long Pea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237-243.
[5] Stephen M. Walt, “Alliance Formation and the Balance of World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9:4), p.13.
[6] 王生.美国战略重心东移背景下中国的安全环境及战略应对[J].当代世界: 2010, (10).
[7] Bob Woodward, Obama’s War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p.110.
[8]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50-3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