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在这里不曾老去，谈笑间，仰坐在宽大沙发里的老人依然书生意气，挥斥方道，如炬的眼神带着几分严肃，也篆写着不灭的人生理想――人权与法治。 1990年，被免去校长职务后，江平把分给他的校长住房也退了，那房子也太小，他自己掏钱在北京南四环买了三套连在一起的公寓。每个房间都有大沙发和各种家具，摆得满满当当，像是江平自己驳杂的经历：既在大学学过新闻，又转而投身文工团，还管理过体育；既在英美的教会学校读过书，又在苏联学过法律；既教过俄语，也教过英语。然而书房和茶室，显示了他的清修，灯笼、铁剑、棋盘、藤椅，充满士大夫气息。
江平只在中国政法大学成立早期当了6年校长，却在历届学生们眼里，依然是“老校长”。中国政法大学1990年那一届学生举行毕业典礼时，已经退位的校长江平没有被通知出席，学生们看到主席台上没有老校长，于是，高喊着江平的名字久久不肯停息。在政法大学40周年庆祝大会上，江平的座位很靠后，主持人宣布参加庆祝会议的名单，念到江平的名字时，台下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他只是位年迈的学者、教授，却一直被外界尊为“法学界的良心”。从《民法通则》到《行政诉讼法》，再到近年来《物权法》等多部法律的起草与颁行，以及对“新拆迁条例”修改讨论的积极介入，江平已然成为了一个符号，他不仅仅属于政法大学，也不仅仅属于法学界，许多场合，只要江平到场，众人都会起立鼓掌。他拥有超出法律之外的影响力。
沉浮与枯荣
祖籍浙江宁波的江平，1930年出生于辽宁大连，性格激情奔放的他在1948年考入燕京大学新闻系，立志成为一名记者“为民请命”，但时局动荡，大学第一年他选择停课参加学生运动，1951年被选派到苏联学习法律，与法律结下不解之缘。
1956年，因成绩优异，26岁的江平获准提前一年从莫斯科大学回国，任教于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前身)，正赶上反右前的“引蛇出洞”，他因写了一张关于整风五点建议的大字报，1957年被划为“右派”，可谓因提前一年毕业，而“抢来一顶右派帽子”。
那段时间是江平的人生低谷，低到不能再低。噩梦接踵而至，结婚一个月的妻子不堪政治压力与他离婚；1958年，江平下放北京市郊劳动改造，左脚被火车压断，从此只能换上假肢行走。28岁，又是右派，又是伤残，他在病床上考虑问题，“无非是婚姻可能麻烦一点。”只能往好处看。“捡回了一条命。”
文革当中，北京政法学院完全解散，江平重组了家庭，夫妻两地分居，在那个公检法砸烂、法学教育停滞的岁月，江平在市郊延庆一所中学教书谋生。为节省交通费，他装上假肢，骑着自行车，在风雨里骑行160里路，往返于延庆县城和北京之间。寒夜里，身高体壮的大老爷们一针一针地给孩子织毛衣，为改善儿子伙食，他还收拾费事的猪头做猪头肉，苦中作乐。因看不到希望，他把自己省吃俭用从苏联带回来的几箱书，当废纸卖掉了。那天，他写了一酋五绝：“西天朝圣祖，读经寒窗苦。谁知归来后，卷卷皆粪土。”
他从那些书中挑了一本《资产阶级国家民商法》，悄悄地保存下来。1978年的秋天，江平接到了宣布他“彻底平反”的正式通知。一起交还给他的，还有当年他的批判材料和写了无数遍的个人检讨。那段时间，一空闲下来，江平就把这些东西拿出来一言不发地反复看。经历了22年荒芜压抑的右派生涯，48岁这一年，江平重新回到了讲台。
1980年代是江平人生的春天，他回到了北京政法学院的讲坛上，率先在国内开设了介绍西方国家民法的两门课程――罗马法和西方国家民商法，他借鉴的参考书，就是在文革中留下的那本《资产阶级国家民商法》。这两门课程成为开放后的中国课堂上私权理念最早的启蒙者和传播者，人格尊严、权利神圣这样的概念从那个时候开始植入中国法学界。
他不仅在大学校园里广受欢迎，还参与了我国多部法律的制定。1985年作为“民法四杰”之一的江平参与起草了《民法通则》，这被誉为中国版的“人权宣言”，其标志意义超越了法条本身。《民法通则》颁布一年后，江平牵头成立了“行政立法研究组”。1989年颁布实施的《行政诉讼法》被西方认为是中国现代法制的开端，它标志着政府也可以成为被告，“民告官”自此成为流行词汇。
1990年，60岁的江平被免去校长一职，这场意外的变故，被很多人认定是江平一次伟大的担当。这段往事在学界一直流传，从那时起，法大人一直称他是永远的江校长。解甲归田的江平在这一年说话不多，他又开始写诗。
他再次被关注，是在2003年修改宪法的讨论当中。他在中共中央修宪小组专家座谈会的发言，影响巨大。他说，宪法不应频繁修改，必须是在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发生重大变化时方有意义。他不同意修宪过分“神秘”。在之后的孙志刚案件中，他言辞激烈地抨击了收容遣送制度。在拆迁、征地引发的社会矛盾中，江平总是立场坚定地站在弱势一方，不断炮轰以“公共利益”名义侵占、掠夺私人财产。
勇气只是来自良知
三月风：目前您最主要的工作或者任务是什么?
江平：2008年年底中过一次风后，让我觉得还是生命第一。不像以前那么忙了，但也没闲着，除了带博士生，依然专注的还是我们国家的法治和人权，像此前李庄的案件，在法学界有很大影响。
三月风：您是一个激情奔放的人，这一性格在幼年时期有表现吗?
江平：1946年到1948年的高中对我政治锻炼很关键，我读的教会学校较民主，思想自由，能看进步书籍和参加学生运动。起初我倾向国民党，中国成为战胜国，很是扬眉吐气，蒋介石到北京去太和殿，我们都去欢迎了；但后来通过看报了解国民党的腐败，又耳闻其产党在解放区的清廉，我倾向其产党，也加入民主青年联盟。
三月风：您原来在燕京大学新闻系就读，之后却从事了法学教育，是否有遗憾呢?
江平：参加工作后，我是国家组织安排第一批留苏学习法律的。我当时也有一个很朴素的思想，觉得既然参加工作，就要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党。
三月风：留苏期间，赫鲁晓夫做的关于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报告，对您影响很大，您有怎样的思考?
江平：很多苏联同学都号啕大哭，我们没有那样的切身感受，但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大的刺激。青年人之前都把斯大林当神一样对待，现在一下子变成杀人犯的样子了，心理冲击非常大。难道斯大林可以把反对派里一半的人都杀掉吗?一半的人失踪或者杀掉。这时思想发生动摇。后来苏联有讨论，斯大林的问题不是个人的问题，是制度的问题。这个讲话让我反思。1957年反右，“引蛇出洞”时我也说了这些话，这些也是我成为右派的罪状之一。当时我还年轻，朦胧地感觉到社会主义制度并不先天就会健康发展。
三月风：您的腿致残后，最初是怎样 适应这种变化的?
江平：还是比较乐观，毕竞我是脑力劳动者，影响并不太大。1964到1965年“四清”运动时，需要到地里干活。装了假肢，很难弯腰，更不能蹲，就只能趴在地上锄草，但当时我更多是把这种挫折当成考验自己的手段，给自己写了一个座右铭，“困难只对怯懦者存在”，咬着牙也要完成。现在适应有50多年了，但一还怕磨破，二怕伤口的神经疼。
三月风：在遭受了22年的磨难后，您对自由依然很执著，被免除校长职务后为什么你还要一直坚持公共事务的讨论?
江平：青年时代，我所受到的熏陶就是民主和自由。我常常说，人一生追求什么，最朴素的真理，嘴无非两个作用：吃饭和说话。你仅让我吃得很好，不让我说话，这更可悲了。所谓的勇气，没有别的，就是良知。我已经都80岁了，也没有太大顾虑了，而且现在环境还允许我可以有不同的观点。
我们缺少民办慈善的尝试
三月风：您为何选择民法、私权为自己终身的研究方向?
江平：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传统，在中国，私权始终得不到重视和保障。这种情况下，保护私权就特别重要。私权的保护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权力的限制。中国私权受到其他私权的侵犯，总的来说还是好解决。但私权要是受到公权力侵犯，就复杂了，比如拆迁。公权力强迫下，老百姓怎么来应对公权力的强制。有些只能用自焚等激烈的办法。从这来说，私权的保障和公权力的限制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三月风：您说很多情况下，我们出台的所谓的法律法规，是一个利益、矛盾、冲突的折中。国外也是这种情况嘛?
江平：任何法律出台，都有矛盾，问题不到很严重的时候，不会立法，而立法了，也不会马上解决所有的问题。西方国家毒品很严重，他们也有反毒品法律，但到现在进展多少也很难说。这是立法中的一个问题，但中国比较突出。
手机上流传一个段子形容我们的法治情况，“严格立法、普遍违法，但选择执法。”违法的人多，执法只能挑重点。这是中国特有的情况。过去走私比较普遍，重点打击只有一时威慑作用。如现在100人犯罪，抓其中10个人，震慑作用很大，但只抓一个，等于鼓励犯法。实际情况可能更严重，1000人中抓一个，或1万人中抓一个，比如腐败。剩下的人都侥幸，觉得自己太难被抓住了。
三月风：现在国家在提政治体制改革，您对这一问题如何看?
江平：真正从重要性上讲的政治体制改革，我们目前很难做到，那就只能从最方便、最简易的入手。比如，行政权力的公开化“三公”，包括我们行政强制措施的透明化。老百姓能知道，真能参与到国家权力运行的进程中去，也很不错，这是进步。虽然是不重要的一步，但仍属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
三月风：您常说，中国的法治建设是进两步，退一步。您是如何看现阶段情况的?
江平：之前看报道说，浙江国有资本全面进军农贸市场，这是一个信号，似乎又恢复到计划经济时候的一个做法。司法改革也是，不提司法独立，只提公正，这是倒退，因为司法公平很多应该是由司法独立来体现。我们强调稳定压倒一切，但谁来确定这个地方稳定还是不稳定呢?
三月风：您在参加七届人大期间的立法活动中，也参与了《残疾人保障法》的讨论和审议。保障法通过了，但至今很多残疾人依然得不到保障，您如何看?
江平：关键还在于残疾人自身能力的培养，当然因残疾不同要区别而论。盲人本身受到限制，但我是肢残，跟健全人一样活动。有些残疾人能起到比健全人更大的作用，关键还要发挥比其他人更多的勤奋努力，才能成为很强的人。
三月风：一些重残者，几乎没有劳动能力，只能终身托养，但日前我们要做到这点很难，这是为何?
江平：我们的慈善事业还很不发达，官办的慈善事业存在问题，衙门气重，慈善事业真正搞好，必须搞好民办慈善事业。没有法律支持民办慈善是一个原因，但关键是，一说到民办慈善，很多人观念里就觉得民办的怎么能办好，是不是借慈善名义，赚钱或虐待残疾人。这是拿个别的事情来曲解私营企业的效应。我们最大的问题是目前缺少民办慈善的实践经验。任何事情不可能在刚开始的时候就很健全，美国的慈善事业也一样，他们也是在有了几百年历史后，做法才逐渐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