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艾国柱 26岁之前，阿乙还未成之为阿乙。他的身份是青年警察艾国柱，盘踞在距离九江市70多公里的一座乡镇派出所里，如同困兽。 洪一乡派出所由信用社改造而成，艾国柱每天呆坐在铝合金笼子后头，像个银行柜员，给偶尔前来的乡民开开户籍证明。更多的时间里他无事可做，只能打牌，打到天昏地暗。
有一天，艾国柱、副所长、所长、调研员四个人按东南西北四向端坐，鏖战一夜后，所长提出换位子，重掷骰子。四人便按顺时针方向各自往下轮了一位。艾国柱就是在这一刻看到了他极度无聊的永生：20岁的他变成了30岁的副所长，30岁的副所长变成了40岁的所长，40岁的所长变成了50岁的调研员，头发越来越稀，肚皮越来越鼓，眼睛越来越浑浊，一根中华烟抽灭了，点起烟屁股继续抽。
这个场景后来不止一次地出现在他的小说里，用以描述他对那被固定在牌桌上、一眼能望到尽头的人生的恐惧。在早期的短篇《在流放地》里，“我”由于手气好而被领导老王喝令不许下桌，他非要打赢“我”不可，漫长如一个世纪的牌局似乎永远不会结束，“我”最终忍不住起身去上厕所，老王在身后一声怒斥，差点用子弹崩了“我”；到了《鸟，看见我了》的开篇小说《意外杀人事件》里，主人公干脆直接叫艾国柱，一个不甘于在小镇度过庸琐人生的于连式的青年。富有寓言意味的牌局加速着他对故乡的逃离，“因为虚与委蛇得太久，战罢，艾国柱在卫生间呕吐起来”。
艾国柱还不知道，此时他极度想逃离的警察生活，日后将成为阿乙小说世界里最重要的景观。甚至于他的很多故事都披上了“刑侦小说”的外壳，如《巴赫》里的体育教师失踪案，《小人》里的何老二之死，以武汉公交车特大爆炸事件为蓝本的《情人节爆炸案》。而每一起看上去再精心甚至冷血不过的凶恶背后，无不躲着几个因为凄惶而疯狂的个体。这让小说家格非觉得，被阿乙写活的不仅仅是罪与罚的较量，而是“极其普遍，但始终被漠视的底层市民的精神状态”―在生活的荒唐和欲望的贪婪的双重折磨下不断铤而走险。
18岁的艾国柱也曾是一名欣欣向荣的青年。他一直是好学生，在集权制父亲的管教下斯文地生长，成绩优秀之余看一点《读者》和《青年文摘》，相信这两本杂志向他承诺的世界，诸如付出必有回报，爱可以战胜一切等等。高考那年，艾国柱所在的中学如中蛊般全面阵亡，一共只有4个人考上大学，艾国柱是第3名，家人迫不及待地给他填了警察学校。而他落榜的同学们只能去复读。第二年，这些人纷纷考上了复旦、武大。
艾国柱把这视为上天对他开的一系列玩笑中的第一个。第二个，也是影响至深的一个：他爱上了一个女人，随即开始了长达八年的失恋。
一个悲伤的人
那个女人叫梅梅，他们同学好多年彼此并无感觉。毕业后在小城歌舞厅偶然一聚，旋转的灯光转到梅梅的脸上停住了，梅梅正在发呆，红色的弱光中，她的脸看上去忧伤而纯洁。19岁的艾国柱毫无预兆地被击中，爱情来了。
他的追求很快被指控为骚扰，对方对他下达了“永无可能”的终生判决。与此同时，洪一乡漫长的夜晚几乎把人吞噬，电视一关，世界仿佛谢幕。失恋青年艾国柱躺在床上，痛苦和空虚同时扑来，在巨大的时间面前他感到恐怖。
后来，他写下了小说《先知》。农民朱求是自认为发现了人类生存的最大奥秘，却屡屡申报无门。朱求是发现的就是时间的巨大，人生在世60年，其实是189216000秒，时间像病菌一样疯狂繁殖，恋爱失恋，工作失业，生儿育女，发财破产，不过都是为了杀死这无穷无尽的时间，以此来抵抗空虚。
而在当时，艾国柱把所有的时间用来思考关于梅梅的一切，想到无可再想，就透过她去想所有他能想到的哲学命题，比如爱的不可能，孤独的绝对性。“古龙笔下有个人物叫傅红雪，天下第一快刀，爱上了一个叫翠浓的婊子。因为得不到她，傅红雪后来自暴自弃，酗酒，像个疯子一样走在街上，任人往他脸上吐痰。”这般自弃，被艾国柱用来比作当时的自己。
一年半后，艾国柱调回县城瑞昌公安局。除了牌桌上的人换了，生活并没有任何改变。一次特大爆炸案发生后，武汉警察追查到瑞昌来，办了几天案。武汉警察走的时候，艾国柱发现自己居然感到忧伤：“他们走了，回武汉了，而我只能憋死在这个小地方。”
2002年，艾国柱终于从瑞昌辞职，来到《郑州晚报》做体育编辑，住在郑州的城中村，每天上班三四个小时，闲下来就去逛书店。某天，无意翻开一本加缪的《局外人》，如遭棒喝：“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艾国柱第一次知道“文学”可以这么写，可以毫不矫饰地坦白人的自私。在此之前，艾国柱只读过《茶花女》一本世界名著，平常主要靠《读者》和章回小说来打发上厕所的时间。
艾国柱以26岁的高龄开始了他狂热的阅读之旅。从加缪出发，途经卡夫卡、昆德拉、卡尔维诺和巴里科，远达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2004年，《新京报》文化副刊编辑潘采夫刚认识新同事艾国柱时，后者已经以“所有场合都在看小说”而闻名于京城饭局。经典场景是：一桌人都在划拳喝酒讲段子，艾国柱端坐在饭桌一角，面前摊一本书名晦涩的外国小说，如入无人之境。“特别内向，特别容易脸红，一杯酒下去马上就上脸了，然后倒头就睡，睡醒了继续看书。”
阿乙是艾国柱为自己起的笔名。那个容易羞惭的艾国柱得以躲在这个简单得看不出含义的名字后面，肆无忌惮地排列他的字句和想法。那些看不到天明的一个人的夜，永无止境轮转的牌桌，流言和尘埃四起的小镇，他作为三级警督参与或旁观过的血案，还有他那场八年抗战般的初恋―这些，都成为了他小说中挥之不去的阴翳背景。他所有的写作都是在指向一个主题：在边远小镇喧嚣的背景下，一个个个体生命是如何违逆生活平庸的本质，与孤独抗争，而最终又如何殊途同归地死于失败。
而他笔下的爱情，从未被善待、被信任―甚至从未发生。在一个叫《男女关系》的短篇中，两个人近中年的男女同学在另一个同学的葬礼上重逢，昔日的青春爱慕早已灰飞烟灭，剩下的只有彼此沧桑的性欲。他们词不达意地暗示，像所有成年人般讨好、周旋，终于按部就班地上床。在最后，阿乙写道：“在青春的马车冲过去后，衰老和死亡像两兄弟般慢慢走来。而她就像人类的真相，松弛着皮肤和肌肉，走进卫生间。我看见死神跟了进去。”
“在经过一段自作聪明的写作后，我慢慢知道：我本质上是个悲伤的人，悲伤降低了阅世的门槛，使我以为世上并无一人值得嘲讽。”这些色调黯淡的短篇小说他写了30余篇，就堆在博客上。还有一些故事，只有个框架和想法，他也搭建出来，放在网上风吹雨淋，任人参观。
逐渐饭局上的人开始知道，这个天天看小说的人也写小说，王小山以惊叹的语气向罗永浩推荐，罗永浩说，之前王向他推荐过很多垃圾，以至于这次他差点错过阿乙。而阿乙，“虽然看得出学习的痕迹，但天才的气息不因学习而挡住。”在罗永浩的热情张罗下，这些短篇以《灰故事》为名，2008年由上海三联出版。
“印了4000本，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到底卖了几本。反正没有引起任何反响。”阿乙说。当时腾讯一哥们想帮忙吆喝，本来说派个记者来采访他。“后来没人来，就让我自己提了十几个问题，自问自答了一番。”
“和很多不幸的天才一样，阿乙被他所处的傻逼时代严重低估了。”罗永浩以一贯的愤激说，“衷心希望他继续写下去，再给这个瞎了狗眼的时代那么一两次机会。”
残忍癖
《鸟，看见我了》的出版，让阿乙第一次有了“当作家”的感觉。这个从无自信的人说：“在罗永浩说我是在写小说前，我都不敢认为我写的叫小说。”而这一次，赞美以全方位的形式将阿乙包围。
书出版前，他忸怩了很久给北岛写邮件，出版社希望能以北岛的推荐做个腰封。“我希望他推荐，又不希望他推荐，假如他只是为了配合我―一个年轻无名作家而降低他的标准。”后来北岛回信了，热情洋溢地评价，从早先《灰故事》中的《在流放地》他已开始关注阿乙，而《鸟，看见我了》的进步是如此明显：更为克制的笔法和更为完整的故事们。
“就我阅读范围所及，阿乙是近年来最优秀的汉语小说家之一。他对写作有着和对生命同样的忠实与热情，就这一点而言，大部分成名作家都应感到脸红。”北岛写道。
一面倒的好评令阿乙吃惊，“怎么会被你们说得这么好？”他以加缪和卡夫卡作为小说标杆，不由觉得人们的要求都太低。前一本《灰故事》他如今认为没有一页有阅读价值，新出的《鸟，看见我了》中的十个中短篇，也“只有前两篇写得像样”。
“我有残忍癖，你不用担心我会沾沾自喜。每个作品对写作者自己来说，都是一堆烂棉絮，自己看见的都是漏洞。”
读者中最受欢迎的《巴赫》恰恰是阿乙认为最失败的一篇。《巴赫》讲一个退休体育教师巴礼科爬山失踪，搜救队员遍寻不着，直到最后几段才翻开谜面―他在山顶恍惚中听到了卡萨尔斯拉巴赫的无伴奏大提琴，这曾是初恋拉给他听的音乐。
阿乙写《巴赫》最初是欲向意大利作家巴里科致敬。甚至主人公都刻意同名。他学东西快，一段时间看谁的书就能照着谁的味儿写。然而《巴赫》写完，他已将巴里科彻底否定。“不如他的一篇小说，写一个男人几十年后回来，城市已破败，他看到自己当年喜欢的女人，这时候巴里科另起一行结尾：世界的尽头。当时我刚看的时候，觉得牛逼啊。现在觉得这都是在玩语言的妖术。《巴赫》就是典型的巴里科体，算是有一个迷人的想法，写法是最差的，轻佻而滥情。包括山顶上突然想起巴赫的大提琴这段，都是巴里科妖术。以后的写作，我会把这种东西摒弃干净。”
十篇里他自己最喜欢《意外杀人事件》。故事借用了他在瑞昌当警察时参与过的一起真实案件，当时的农民一连杀死了6个人。在阿乙的笔下，这6个人都是他的分身―试图通过一段婚外激情找到救赎的老板赵法才，外表丑陋而心如圣母的暗娼金琴花，孤独而怕死的小镇恶人狼狗，因暗恋而疯狂的于学毅，依恋兄弟胜过老婆的傻子小瞿，而于连式的有为青年就用了他的本名，艾国柱。六个失魂落魄的人在农民李继锡的刀下相遇，后者因为遗失了治疗阳痿的3000块钱，报案无门，终于变成了一头绝望而狂怒的狮子。
“某种程度上，我自感像加缪笔下的暴君卡里古拉，在向人们传递一些悲惨的真相，这真相里最大的是死亡，我时刻不忘记提醒人会死这一现实。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是邪恶的、残暴的，而不少人也以失望的口吻对我说，你太缺少阳光了，你弄得大家不舒服。但是后来我越来越觉得自己并不是迷恋残忍，我仅仅只是一个不讨好的报信者。人们善待了讨好的喜鹊，却驱赶带来凶讯的乌鸦。可是乌鸦走了，不幸还是会照样降临。而且，我恰恰觉得，人们只有对自己的内心坦诚，去认清那些本就存在的结局、宿命，才会在绝望中清醒，才能走上自我找寻的道路。在这点上，我是加缪的信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