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里的情绪表达是个麻烦；文艺片的商业性是个尴尬，而“困境是女性的常态。”《观音山》导演李玉从拍摄第一部纪录片开始，关注的就是困境和反抗。 3月17日，北京东四十条。在附近的一座大厦里，《观音山》导演李玉试图轻松惬意地站在身后的一幅电影剧照前，配合拍照。
在这帧定格的画面里，三个伙伴―南风、丁波和肥皂―扒上宝成线的货运列车，随着汽笛尖叫着迎来送走一个个山洞，肆意让自己的青春与烈风相撞，荡漾地鼓击携带着生命飞扬。
约定的访问时间有所推迟，镜头前李玉依然心底惦记着刚在棚拍时被偷走的iPhone，里面除了那些明星电话外，还有自己太多太多的故事创意以及身后画面中那样飞舞的情绪段落。
李玉觉得针对射手座的描述挺吻合自己―极端自由，不受束缚，从不喜欢规划。她的人生也大抵如此，老家济南的电视台主持人工作，让老妈替漂亮的女儿得意极了，“又体面收入又好，连卖地瓜的都认识你”。但迅速成熟的思想，让她觉得做主持人，尤其是新闻类，不能讲自己的话。
于是辞职北漂，在《东方时空》拍起相对自由的纪录片，栏目的好口碑被上面领导关注了，试验田又没了，这才通过假公济私地拍摄《今年夏天》来到电影领域。一切显得自然而然，水到渠成。但李玉相信还是自己对这个社会的好奇和表达欲，让她选择了纪录片，选择了电影。
才上映两周，《观音山》票房已达5600万。优秀的票房成绩让《观音山》被视作“有望改变市场格局的文艺片”。
关于表达困境
《观音山》里颇有些时间的扒火车段落，以及伊朗配乐师Peyman Yazdania为之镶嵌上的奇妙音乐，被很多观众赞颂，像部出色的MV，却又和人物前后场景的情绪完整地融成一条承载生命的漂亮铁轨。李玉听说有观众看到那段时，跟着镜头里的三个年轻人站了起来，“那个音乐那个状态让他们想经历一次，绝大多数人一辈子也没这么做过，那种自由心境，让什么烦恼都是浮云，站在车厢里只有自己和世界。”
即便有刻薄的声音认为这过于小清新，李玉也自信是表达了青春的奔放和对自由的向往，是年轻人内心该达到的一种东西，“有人没那么敏感的话，也可能会不喜欢，我守住了自己的一个底线―电影要具有文艺性而不是文艺腔。
确实没多少人扒过火车，更没多少人用酒瓶子开过自己脑瓜，更多的人最多怀着从众心理偷偷吸了几口烟，然后青春就如同吐出最后一丝烟圈，就消逝不见了。关于激昂青春的情绪和叙事，让观众在电影的某些段落出现比较明显的认同争议。
李玉身边就有朋友，经历过电影中范冰冰扮演的南风那样的青春碎片，“一个哥们受了欺负，我那朋友就提着啤酒瓶就要去打仗，到了对方那儿，一瞅十几个人，根本不是对手，惟一的方式就是把大家先震住，把自己先废掉，‘我都这样了，你们还能怎样？’”《观音山》里的南风就是这么替肥皂出气的，顺便还留着血疯狂强吻了地痞那边的一个女孩，将对方吻得满脸是血。
很多观众觉得这情绪爆发得莫名其妙，也有些观众表示理解，又或者北方女性更为认同。李玉相信这事其实跟人心有关：“如果你经历过，随着年龄再增长，回忆起这样动荡激昂的青春，会觉得人生特别迷人，当然现实里的大家大多数是好学生，正常地读完初中高中大学，进入社会工作。”而现实中给李玉带来灵感的那位开脑瓜的朋友，其实是南方人。
南风摔向自己额头的酒瓶，也是李玉挥向观众的一拳，不管靠不靠谱，都带着青春的一种方式，引起了争议，没有不痛不痒。“有人接受了这一拳，觉得我靠真爽；有人说，傻逼你凭什么打我。这个拳头不是抚摸，不会让人人都觉得舒服，我不要拍抚摸式的电影。”
电影里的情绪表达是个麻烦事，观众的体验和经历都各不相同，有的姑娘拧开电视看到韩剧里的人哭，不问前后逻辑就跟着哭；有的人天生一副批评家姿态，对什么煽情都无动于衷，甚至会质问作者：“你干吗拍那么好看？”张艾嘉扮演的常月琴坐在破车里听着《蓝莲花》爆发式的痛哭，既让不少人潸然泪下，也让有些人觉得导演表达情绪太不节制，只管大放，把演员丢在那儿自生自灭。
其实这里也涉及文艺性和文艺腔如何取舍的问题。李玉以前的电影，在处理角色理应爆发的情绪瞬间时，无论是对《今年夏天》的女同性恋、《红颜》的早孕少女还是《苹果》的被迫卖孩子的妈妈，都特别节制以至压抑。回头看来，李玉觉得那样的节制其实特别装，非得刻意让大家感到“哇！这样才是艺术”就不对劲了。
侯孝贤、安哲罗普洛斯的电影当然伟大，镜头远远的，人物静静的大哀不恸，李玉也钦佩但始终觉得那不是真实的生活。一般亲人死了后，你不去打扫记忆，亲戚朋友都要好心地来帮忙，至少会把常月琴儿子那辆破车处理掉，可常月琴却愿意一个人去车里坐着，一遍遍去听里面的《蓝莲花》，其间还有车祸瞬间那声扭曲的噪音，这个母亲就这样一遍遍坐在灾难里受折磨。这个段落之前也有克制和隐忍，观众不知道这个独居妇人为何这般奇怪，在蓝色的光影里不停抽烟。
但在这些压抑过后，李玉一定得要爆发，“一定得有对大悲的强烈表达，那样才是个母亲，我觉得在很多艺术电影里都没有正常人”，尤其这场戏是紧随在儿子生前女友林月提着生日蛋糕上门道歉时，是常月琴想自杀前的痛哭。
这个体验对张艾嘉来说更是刻骨铭心的，她说自己以前拍过另一部母子戏，即将临别永不能再见时，导演要求就这么面对面无语地坐着，将演员彻底当道具。而拍完李玉的这场哭戏，张艾嘉就一天不能吃饭，甚至觉得自己马上要脑溢血。还有人记得2000年，她8岁大的儿子Oscar被绑架并差点被撕票的事情吗？
关于文艺片困境
长期以来，墙里开花墙外香，国外捞奖国内睡觉，都是中国文艺片的苦闷现实。一些拍文艺片甚至地下电影的导演，矫枉过正发毒誓一般地表态：老子也能拍商业片；或者反过来，一些不得志的商业导演也发狠，实在不行弄它个文艺片玩玩。在浮躁的心态下，文艺片似乎变成了情怀满腹的文青们刻意装出的不齿小事，是导演没本事才不得不做的事情。
以前也有发行公司给李玉泼冷水，“票房到1500万，你就烧高香吧。”不断猛增的银幕数量，容不得文艺片多呆些时候；疯狂生长的金钱数字，掩饰不了票房经济的虚假繁荣。进入影院的观众没太多选择机会，“圣诞档期就是放两条狗打架也一样排长队”，某院线经理表示。
文艺片《观音山》却从一开始就高调地学习着商业大片的宣传架势，“热血，撒哪里，青春都会落幕；来吧，撒这里，反正一起上路”，韩寒以这样煽动的歌词结合着范晓萱的诡异曲调，用力打造着宣传MV，同时也大肆印在范冰冰用资源置换方式得来的500块路牌广告上。“不是谁的代言人”的韩寒，推动了《观音山》去代言青春、叛逆、热血和迷惘。700万的宣传成本已经不是普通文艺片能想象的了。这番努力准备下得来的成绩，自然激起关于文艺片市场的热烈讨论。
和大多数导演一样，李玉也不想去细分文艺片和商业片，“其实像《黑天鹅》，我都把它叫文艺片，昆汀更有着很多捣蛋的文艺片，他们的票房都很好。电影只有好电影和烂电影。”但李玉一向相信中国的电影观众，她记得一个电影学院老师朋友去给上海中学生上兴趣课，“90后的学生们并不太接受如今过渡娱乐化的电影，担心自己的青春就要在这样过渡娱乐化的环境中虚度。他们当然也想好好娱乐，但也期望能看到自己身处的这个世界。那堂课本来要讲的主题就被学生们都说完了，所以不要对80后、90后失望，他们特别自由，即便骂我的电影，很多也是有营养的。”而《观音山》如果真因票房出色尤其是年轻人的贡献，而引起电影市场结构方向的讨论，已经是很了不起了。
李玉迷恋悬疑片和动画片，追着最新的相关类型片看，最欣赏吴宇森的浪漫主义，以及昆汀和北野武的黑色幽默和暴力。就像大多数人都看到的那样，她也认为中国太缺少宁浩这样绝对商业有着明显个人印记和趣味的导演，主动创造而不是追逐网络段子；最不缺跟风的导演，不是疯狂系列就是减压武打系列，“如果被说，哎哟，这电影真像宁浩，那多可悲，没一点原创东西。”她也想拍较为严格意义上的商业类型片，目前定下的，就包括一个悬疑片和一个与韩寒合作的七荤八素的片子，靠后一些的，还会有与宁财神合作的一个侦探片。
在表达方式上，以故事为脉络的商业片始终与强调情绪感的文艺片不同。还是拿《观音山》中南风的激烈爆发说事，跑到酒鬼老爸病床前给自个儿拼命灌酒，尚有着家庭问题作为情节铺垫，而用酒瓶开自己脑瓜则属突发性事件。李玉相信电影的魅力不在于前面要不要铺垫，而在于整个细节和设置是不是电影化的，“受到历史传统的章回小说影响，中国导演很多都把拍电影拍成电视剧，一定要铺垫，一定要把故事讲圆，忽略了影像本身的意义。电视剧特别封闭，要靠台词、情节和表演去抓人，电影应该包括所有情绪的奇妙性。”
关于女性困境
每个时期有每个时期关注和热爱的事情，相信大部分沉浸于创作的艺术家都会最爱自己最近的作品。回头看来，李玉最不满意的，是自己的剧情片处女作《今年夏天》，直到《苹果》和《观音山》才让她真正抓到了一点电影的魅力，好故事之外纯电影的东西。而那个好故事显然指的就是《红颜》，“这片子很奇怪，几乎所有人不光是媒体，都在夸，让我觉得这似乎已经不像是我的电影，其实我自己不是特别满意。大家都觉得故事挺好的，少女怀孕导致人生变化也算是对女人困境的表述，而且因为发生在好多年前的小县城，有着跟现实的距离美，但对我来说，《红颜》作为电影就太传统了。”
手持摄影的运用，是李玉抓到电影魅力的绝佳工具。虽有不喜欢《观音山》的观众挖苦“成年后不晕车不晕船，愣是让《观音山》晃晕了”，但在喜欢的人看来，摄影师曾剑简直就是个舞蹈大师，像挥一锅粥一般，扛着机器跳到演员中，调动着演员跟着演员狂舞而不紊乱，硬是跳出了心灵的迷失和重拾的信仰。
《观音山》之前的李玉，确实在重寻自我。2007年的《苹果》被禁，成了她不得不挨过去的一道坎。“我把自己封闭起来，推掉所有采访，让自己把杂质清干净。那些年有着一种过渡的愤怒，谁跟我谈审查，我就痛骂。真挺绝望的，似乎前方的路都被遮挡了。后来就强迫让自己静下来，去倾听自己的声音。有一次一个活动颁奖，我没去领，就发了一句话过去：电影其实是我观察世界的一种方式，从心灵出发又回到心灵，让我重新找到自己。”为什么《观音山》的主题是心灵找寻，正因创作者在生命的那个时间段思考着这个问题。李玉说自己很可能是最后一次拍这样文艺性很强的作品，但这个坎一定得过去。
李玉的这种劲头和范冰冰不谋而合，于是这位从来都只在男人戏里当装饰品的范爷，终于在李玉的电影中成为个完整的女人，对于范冰冰，李玉就是“一匹野马”。关起了明星的架势，打开烦人的心扉，就可以成为洗脚妹、县城歌女，甚至是八卦中吸引眼球的“她居然在李玉的电影里脱了”。在李玉看来，信任感非常重要，“如果脱了算个事儿，那就不拍这样的电影了。”
范冰冰的表演显然是李玉表达女性困境的最好标本，连带上《今年夏天》爱上同性的动物饲养员和《红颜》的早孕少女，无论电影色调是明是暗，这些深处某个特别人生时期的棱角分明的女性，都迎来一两个有改变人生境遇可能的介入者，作为女人，她们无法独立面对纠结。
“困境是女性的常态”，李玉坚信，“当我自己长大了一点时，父母就不断对我旁敲侧击，跟男孩讲话要把门打开，邻居谁谁谁14岁就怀孕了，一辈子完了。她们不是恐吓你，而是教育你，却让你担惊受怕。我就这样形成了反叛性格，等自己回头反观时，看到更多的女性，即便没我这么较真倔强，也有着对自己角色的反抗。”
其实从最早拍纪录片时，李玉就关注这种困境和反抗。《姐姐》对准了一对龙凤胎，家里开会决定先从肚子里拿谁，谁就是老大，老大将来照顾老小。父母就决定让女孩将来照顾弟弟。这个女孩从懂事起就拒绝自己这个角色。
艺术创作需要安静而自我的空间。李玉在这个尺度上拿捏得很好，关注着荒诞现实，却只着力表现着心灵现实。抢盐的日子她捧腹大笑地看着网上的段子和图片，有一阵子给妈妈打电话也被搞得哭笑不得，不耐烦的老妈说一声“张悟本讲座马上要开始了”，就挂了电话。
“我喜欢把时代的荒诞放进电影里，比如李一、张悟本这样的故事搁进去，看他们怎么一本正经地把大家全骗了，特别有意思。”《苹果》里搅不清究竟谁是孩子父亲的两个男人，更像要谈买卖的生意人，就是从现实中看来的，“我上过一些非法网站：大学生生孩子多少钱，30岁适龄妇女生孩子多少钱，都明码标价，还有要价50万，保证双胞胎，而且保证断绝关系。一切比电影骇人多了，现实永远比电影要戏剧化。”
因为有着天生的表达欲，李玉又从网上捉奸视频构思着新的故事，同时也想来点女性导演被认为缺乏的“大格局”的东西。“女战士很多，如果能让投资人信任，就不是只能拍爱情喜剧和文艺片。同时，一滴水见太阳那种感觉的格局也挺大，你看阿巴斯文艺到极致的电影，就是很小的事情，比如一双球鞋和一段回家的路，但他把人类生存的困境都拍出来了，那还不大？”
李玉写了很多男人戏，包括中韩矛盾和缅甸僧侣游行，但跟使馆沟通后觉得从人身到题材方面都危险，只得搁置战争片欲望。然而，手机被盗，让更多有心记下的好点子甚至较为完整的短篇也跟着丢了。这让在《观音山》票房狂喜中的她突然万分沮丧，幸好强大的行动派性格，能让她马上走向下一段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