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年岁岁“矿”相似，岁岁年年“价”不同。2011年，国际铁矿石价格新一轮谈判再次引起市场的关注。从年度谈判，到季度定价，再到期货定价，世界三大矿山企业淡水河谷集团、必和必拓集团、力拓集团无论市场如何，都“稳坐钓鱼台”。
谈判名存实亡，近千家中国钢铁企业不得不忍受“定价权”难撼之痛。正如国内媒体多次报道所称，“中国买什么，国际市场就涨什么；中国卖什么，国际市场就跌什么”，几乎束手无策。
铁矿石如此，石油、稀土、玉米、大豆、电子产品等的命运，同样如此，恶性循环，犹如梦靥，不断地刺激着我国业界人士的神经。
定价权缺失之痛
定价权，顾名思义，指公司对其产品价格的制定拥有主动权。在当今全球贸易体系中，那些拥有定价权的公司，往往在成本上升情况下可以顺利通过提价将新增成本转移给下游企业，且不影响自己的销售量。
当前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不仅是全球制造大国，也是贸易大国。然而，在国际贸易的“定价权”方面，显得声微势小。
据报道，由于近年来我国钢铁工业发展迅速，铁矿石进口量大幅增加。2009年进口6.3亿吨，对外依存度从2002年的44%提高到69%。而多年来，我国每年购买的铁矿石占世界当年铁矿石总产量的39％左右，是全球最大的钢铁生产国和铁矿石进口国。
然而，这些年来，我国作为全球铁矿石最大的进口国，却屡屡受制于淡水河谷集团、必和必拓集团、力拓集团三大矿山企业，不得不为连年飙涨的铁矿石价格沉痛买单。
有统计资料显示，我国2009年占全国总产量80%的71家重点大中型钢铁企业，钢产量增长10%左右，利润却同比下降31.43%，平均销售利润率只有2.46%；而国际铁矿石巨头澳大利亚的必和必拓集团依赖原材料铁矿石涨价，仅2009年下半年就实现净利润61亿美元，同比增长134.4%。
与此命运相同的还有橡胶、石油、大豆、木材等，凡是严重依赖进口的大宗商品，价格常会大幅波动，而我国作为需求大国，却不曾拥有价格话语权。
一方面是“买什么，什么就贵”；另一方面却是“卖什么，什么就便宜”，已经成为日前中国这个贸易大国的不争事实。
中国稀土，就是“卖什么，什么就便宜”的典型例子。“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邓小平的话道出了中国稀土大国的地位，不过这一资源优势并未给我国带来应有的巨大收益。国内公开资料显示，我国拥有超过全球50%的稀土资源储量，并占据全球90%的市场份额，但1990年到2005年，中国稀土出口量增长近10倍，平均价格却跌至1990年时的一半。
从进口到出口，从铁矿石、稀土、石油到玉米、棉花、大豆，再到纺织服装、电子产品等工业制成品，中国缺失国际贸易“定价权”的现象极为广泛，只不过程度有所不同。在全球“定价权”方面，“中国最失败的不仅是在对原材料有着绝对需求时，我们没有定价权，甚至于在中国垄断的部分上游资源领域，我们也没有定价权。”有分析人士不无痛心地指出。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去年就曾在公开场合指出：“我国在国际贸易体系的定价权，几乎全面崩溃。中国当前面临的一大问题就是大宗商品定价权的缺失”。
定价权缺失之源
痛定思痛，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在国际贸易体系中全面丧失定价权？无论是作为最大的需求方，还是作为最大的供给方，为什么中国企业就没有定价权？
经济学家郎咸平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问题的症结在于我们不了解国际大宗物资的游戏规则。无论是原材料和产品的定价权，还是金融市场，都不在我们手里。以铁矿石为例，郎咸平说，“通常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商品的价格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但铁矿石不是，它的价格是由华尔街决定的。”
2011年1月，由中钢协带领的包括宝钢、武钢等国内主要钢铁企业的铁矿石业务代表，在赴澳大利亚与其矿山企业进行接触谈判后称，现在的铁矿石谈判，已经不仅仅是看供需关系了，主要是国外三大矿山公司的垄断，背后对价格操控、对海运费的操控，这些都是谈判控制不了的。
与此同时，疑问也在不断提出：中国能不能不向淡水河谷集团、必和必拓集团以及力拓集团购买铁矿石？难道不可以在别的集团购买吗？全世界的铁矿石难不成都被这几个矿山集团垄断了？
事实是，中国的铁矿本身分布不均匀、质量差，“我国储量都比较低，但国内需求较多。”北京市有色金属研究总院行业研究员郑文对记者分析表示，从澳大利亚的必和必拓集团和力拓集团等进口的铁矿石不仅品质好，而且价格比国产便宜得多，再加上近年来“一半铁矿石就出口给中国”的印度随着本国钢铁企业的铁矿石需求量也在不断增加，中国钢铁公司更倾向于向澳大利亚、巴西这两个铁矿石出口大国购买。
从石油、铁矿石、大豆等中国需求量较大的进口商品来看，中国的巨大需求，使得中国陷入超级买家的位置却没有议价权，欧美市场正是利用中国的这种旺盛需求，操纵了多种大宗商品的价格；而从稀土等中国掌握着主要资源的出口商品来看，则是国外贸易商利用中国国内贸易商的恶意竞争、相互压价，从而导致中国丧失了话语权。
缺乏相对成熟的金融期货市场和相关人才打造这个体系，是导致我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处于被动地位的重要原因。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曾说，目前很多种大宗商品都已经不再仅仅是实体经济，更是金融化产品，而中国恰恰缺乏操纵金融化产品的能力和经验。
中商流通生产力促进中心专家陈克新也指出，以国际铁矿石谈判为标志，大宗商品“金融化”之势已难以逆转。之所以国际铁矿石巨头企业底气十足，是因为除巴西淡水河谷集团由本国养老基金控股外，澳大利亚的力拓集团、必和必拓集团都已经被国际金融资本控制，拥有雄厚的资金筹码，而中国资源类产品的“金融化”程度还太低。
定价权应对之策
我国在国际贸易中丧失定价权，除了要持续补课，并为此缴纳巨额学费外，还不得不承受由油价波动、大宗商品涨价等带来的经济增长、社会就业、通货膨胀等诸多现实民生问题。此情此景，让我国相关部门不得不为争夺定价权而绞尽脑汁。
“贸易强国不是天生的，而是经过努力逐步取得的。”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一位专家表示，中国企业惯于一窝蜂出口、降价，结果产品利润迅速跌至低谷，最后大家都没饭吃。同时，不少企业毫无资源保护意识，为了生存与本国企业打价格战、廉价出口，“崽卖爷田心不疼”并非个例。
“这种情况很不正常，说明我国在市场机制层面存在不少问题，这将影响到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和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曾说。
在中国经济和国际贸易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中国未来对外依赖度较高的大宗商品会越来越多，中国政府和企业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应对这种局面，确立自己的主动性和话语权？
郎咸平认为，那就是产业链整合。“别人称我们是制造业大国，我们的制造，只不过是国际产业链分工里利润最薄的一环。制造以外的产业链其他环节，包括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和零售，都在人家手里，到最后会是什么结果？那就是原材料的定价权由别人掌控，出口销售价格也由别人掌控。”
据了解，2010年，由国务院有关部门牵头，以商务部为主，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参与，筹划成立一个统一工作小组，该小组负责制定相关大宗商品交易法规，彻底整合国内市场，解决交易中法律不完善等一系列问题。为冲破国际贸易中的壁垒，整合资源、改善大宗商品交易环境筹谋应对之策。
姚坚曾建议，解决大宗商品的定价权问题要从三个方面入手：第一，以市场手段整合国内市场，充分利用行业协会等的作用，使企业不致被对方各个击破，分而治之；第二，要有效利用反垄断法和WTO规则，对国际矿石生产商的一些利用垄断地位操纵市场的行为进行反制；第三，采取多种金融手段，通过在国内建立期货市场、与国外联合协作等，增强我国企业对市场价格的掌控力和影响力。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也提出，如何解决定价权也要分阶段进行，既要看到进口国外资源贵买的同时，也要看到国内出口的资源贱卖了，这也需要解决。对于强化定价权，国内需要大力发展商品期货市场、建立重要大宗初级产品的战略储备、推动企业在海外集体采购原料等举措。
行动已经开始，特别是近些年来，中国一些大型能源企业积极实施国际化经营战略，在一些资源比较丰富的国家开展海外投资和跨国经营，获取海外能源，内外兼修，以期抢夺国际能源“定价权”与话语权。
然而，面对欧美国家耗费数百年建立起来的定价体系，中国要想改变诸如铁矿石、稀土等产品贸易中的尴尬遭遇，争夺定价权和话语权之路，势必充满各种挑战和坎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