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四舅姥爷,是一位很有型的老人。 四舅姥爷其实就是我姥姥的四哥。太姥姥、太姥爷一家是东北满族人的大家族,二老一共养了我姥姥等兄弟姐妹10人。我至今记得那张全家福照片,太姥姥和太姥爷居中而坐,大舅姥爷至四舅姥爷四个半大男孩齐刷刷坐在二老前面,旁边围坐着还都是青春少女的几位姨姥姥。那时候我姥姥还是个粉嫩的小婴孩,坐在太姥姥腿上东张西望。据说太姥爷家的盛况一时无人能及,家中有上千亩林盘,备有专用于巡视林场的窄轨火车;宅子里、院子里,都是通过砖底下的管道烧火送热气供暖,搁现在就是“地暖”了;太姥爷的一件狐裘,是几百只狐狸腋下的毛集成的。我是无缘见到那样的胜景了,但从老照片中还是可以看出当时家中摆设用度确实是与寻常人家不同。
“九一八事变”后,为避战祸,太姥爷带全家入了关,定居北平城良乡。太姥爷、太姥姥行医度日,一方面维持家政及多个子女吃穿念书,一方面也积下不少善果,所以“文革”时期并未因“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定性而受太多折磨。太姥爷、太姥姥相继去世后,三舅姥爷、四舅姥爷、姥姥陆续上了大学,定居在各个城市。四舅姥爷因为在兰州农大工作,定居甘肃――他是这个庞大家族中惟一定居在大西北的人。
6岁那年,我跟随姥姥、姥爷到兰州玩。那时,姥姥还是满头黑发的中年妇人,姥爷体力也相当好。到了兰州,接待我们的就是四舅姥爷和四舅姥姥。当时四舅姥爷已经退休数年,还维持着一个老干部的形象,穿着整洁的中山装,腰板总是挺着;因为个子太高,头好像要擦到天花板似的;走路轻轻的,说话和风细雨。因为得了胃下垂,所以他吃完饭总躺着――我觉得很有趣,总是盯着他的肚子看,想找下垂的胃在哪里。
四舅姥姥非常慈祥、温和,尽心尽力地招待我们。他们家有个小小的院子,养着一些兔子之类的小动物。那时吃不到什么野味,四舅姥爷决定自己把兔子敲死了炖兔肉吃,说小孩子眼睛干净,怕我看了会吓到,不让我去阳台看,嘴里还念着什么“淑女远庖厨”。我最后还是偷偷跑去看了,兔子的一只眼睛被敲出来,真是挺吓人的。不过吃兔肉的时候挺香,也就渐渐忘记怕了。
四舅姥爷共有3个孩子。当时小舅舅是个留长发、弹吉他的摇滚青年。他跟四舅姥爷学得一手好围棋,有次同日本人比赛,赢了,那人与他换了棋子留念。他把那枚棋子拿给我玩,嘱咐不许丢了。偏偏我就干了件坏事,中午含着那棋子睡觉,睡醒了一激灵,把那枚表面光滑、有点米黄色的白子儿吞下肚去了。这可急坏了大人们,怕把我肠子堵了,生出什么事来。于是每天增加一个节目――让幼小的我在小院子里解便,完了由姥爷或四舅姥爷拿个棍子翻查,找那枚倒霉的棋子。找了一个礼拜也没有找到,大家一致认定我强劲的胃把它给消化了。
后来我感冒了,兼有水土不服,咳嗽了将近一个月。我是最怕打针的,四舅姥姥原是护士,就把药取回家,天天用极轻柔的手法给我打针;同时四舅姥爷念书、读报给我听,转移我的注意力。四舅姥爷不许姥姥、姥爷在一旁看着,他们只好透过门缝偷看我哭闹没有。
当时年纪小,不知道怎么形容;现在回想起来,四舅姥爷通身带着一股老派文艺范儿。他是安静、合作、好说话的,但又充满自己的主张;他温和地爱着孩子们,但又有一肚子不合时宜,看到小舅舅的长头发、喇叭裤就要念叨几句。
四舅姥爷是忠诚的共产党员,一举一动都带有时代烙印,是有故事的人。他参加革命后给自己取的名字叫做徐一,颇有点后现代主义的意味。他喜欢阅读、写作,三个子女中的老二、我小姨晶晶,在这方面最像他。他家里有很多书。《第二次握手》,一度被列为禁书,我就是在四舅姥爷家囫囵吞枣看完的。四舅姥爷还会时不时掉几句书袋,有意思得很。按说姥姥、四舅姥爷他们兄弟姐妹出身在东北满族贵族家庭,出生时应该都受过洗,是基督徒,但是后来他们之中有信耶稣的(比如大姨姥),有信共产主义的(比如四舅姥爷),有什么都不信的(比如姥姥),也很有趣。
这次兰州之行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12岁随父母再去兰州时,昔日的摇滚青年小舅舅已经成家立业,成了文质彬彬的眼镜男,他的女儿也马上就要出生。之后兰州的消息陆续传来,小姨晶晶的爱子达达长成了大小伙,有了放眼世界的胸怀;我自己也结了婚,小宝宝也诞生了;再后来,大舅舅传来消息,四舅姥爷生病了。
病情恶化得出乎意料地快,一向让人担忧的消化系统疾病并没有成为罪魁祸首,倒是肺里发现了肿瘤。四舅姥爷一天天憔悴下去我没有亲见,但同亲见一样时时揪心。我联系了小姨,尽力提供作为一名医生的建议。四舅姥爷去世前一天晚上,我梦到了他老人家。他看上去既年轻又精神,穿着一身得体的中山装,戴着老式圆框眼镜。第二天早上,我就接到了小姨的信息,四舅姥爷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一程。
我相信,等待四舅姥爷的,应该是天国的宁谧和无边的自由。因为他是这么好的一个人,温文尔雅,与世无争,一直努力珍惜生活,默默爱着身边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