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其辩护律师看来，海原县公安局国保大队查马忠琦的逃税问题，属于选择性执法，完全违背了程序正当的原则 5月31日，宁夏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 上午8时许，武警、特警、巡警、法警，依次在门口、通道以及法庭内有序摆开，默然肃立、气氛凝重。
海原县“马忠琦逃税案”二审在此进行，三楼的一个能容纳下一百六七十人的审判大厅内，座无虚席。
人群中，有马忠琦的家属，更有众多党政干部，连主审此案的单位――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还有宁夏自治区公安厅在内的诸多公检法人士，赫然在座。
这仅仅是一桩涉案金额三十多万的加油站小业主的逃税案，有关部门为何重视至斯？
一个加油站小业主的逃亡
马忠琦和他的老伴，是2010年9月15日开始逃亡生涯的。逃亡的原因，是对公安局国保大队的恐惧。
9月9日，身为海原县牌路山加油站法人代表的他，突然接到县国税务稽查局发出的《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2010第20号）。
告知书称，稽查局对牌路山加油站2005年至2009年的发票使用情况，进行了调查，发现其少申报增值税、个人所得税等。
陪同税务局两位工作人员前来的，还有公安局的小刘，而小刘的单位是海原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联系起更早一些时候，一位在农业银行工作的朋友告诉他，公安局国保大队的人正在查询他的银行账户。
加油站的会计也告诉他，税务局将加油站多年来的票据都拿走了。
加重这位加油站小业主恐慌的还有，《告知书》下达后，加油站的斜对面，经常停着一辆没有挂牌照的白色汽车，外出时，“总觉察到有陌生人跟踪”。
按照《告知书》要求，马忠琦让自己大儿子马晓龙去了十几趟国税局，主动请求缴纳税款及滞纳金，但国税局总以“领导不在”、“系统坏了”等理由拒不接收。
“我去找一个熟悉的领导，这个领导很紧张，话都不敢和我多说。”马晓龙说，后来，一个朋友私底下告诉他，“我们现在不敢收你们的钱，上面有人不让收，人家的意思是直接把你爸给抓了。”
有了这样的信息，马忠琦坐立不安。
后来，他这样回忆：“一是因为我确实有逃税问题；更重要的是，在查税的过程中，海原县公安局国保大队的民警，参与了案件的调查，我有点害怕，就想离开海原县到外面躲几天看看情况再说。”
9月15日当天，马忠琦和老伴以看病为名，悄悄乘车从海原到了银川。当晚，他没敢用自己的身份证住宿，而是用了女婿的身份证进行登记，住进了一间小旅馆。
第二天，在银川街头，他买了一张不记名手机卡，晚上10点多钟时，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家里人告诉他：“刚才公安局的几个人来过抓你了！”
马忠琦“立即把手机中的手机卡扔了”，连夜和老伴租了辆出租车，于9月17日一早到达甘肃武威，再从武威到酒泉，酒泉到乌鲁木齐。夫妇二人一路辗转，9月20日上午，到达新疆伊犁特克斯县。他们的目的地，是一个远房的堂妹家。
一位教师的议政博客
在5月31日的庭审中，马忠琦这样介绍自己：“我是一名人民教师。”旁听的人群有些愕然。的确，他的真实身份是：海原县教体局考试中心副主任，加油站只是他利用业余时间搞的副业。
1959年出生的他，从固原师范毕业后，从教多年。他教的是语文，平时，爱舞文弄墨，向报刊投稿。
2008年，进入教体局工作的他一边利用业余时间经营牌路山加油站，一边迷上电脑，在上面敲敲打打，化名为“马路山”，写博客表露心声。在博客里，马忠琦表达了对海原县政府搬迁到新区以及相关政府部门领导能力的不满。
原来，从2007年开始，海原县政府向上级申请，政府驻地从海城镇搬迁至60多公里外的黑城镇。原因是，“老县城水资源严重匮乏、受地震灾害困扰；偏离主要交通通道；县城人口规模超越了自身承载能力……”
2008年，宁夏自治区政府同意该申请，报批国家民政部。当年6月，民政部作出批复：“同意海原县人民政府从海城镇迁至黑城镇，搬迁费由你区自行解决”。但是，海原县政府并没有向民众公开相关信息。
从2007年开始，“政府要搬迁”的传言，笼罩了海原老城――因为，政府一旦搬迁，老城房价、消费能力等诸多方面将大受影响。“老城将被抛弃”，成为老县城绝大部分居民的共同恐慌。
2009年6月10日，逾万群众在海原县政府大楼前聚集，反对政府搬迁。这次事件惊动了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被当地称为“6•10”事件。经大批武警和防暴警察介入，事件才得以平息。
此后，海原县政府搬迁新区，在当地成为敏感词。
而马忠琦似乎并没有感受到这种紧张气氛，他认为，“县城大事，匹夫有责。”
在《游海原新区有感》中，他写道：“有些事情只有亲眼所见才能有所醒悟，也才能知道什么叫‘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什么叫‘折腾’，什么叫为所欲为。”
在《带着警察搞工作，显得是威风还是无能》中，他写道：“我不知道这位书记下一步要干什么，但看着这种景象，实在让人辛酸和气愤……带着警察搞工作表明上看是很威风，但实际是最无能的表现。”
在看到公安局国保大队介入他的加油站税收稽查时，这位从教多年的老师，立即感到了真切的恐慌：“2009年因海原搬迁的事，我在互联网上发了很多反对意见，我怕因为这件事公安局来抓我。”
“那你不害怕因逃税的问题公安局抓你吗？”
“我觉得，我只要把税款都交了，并接受税务机关的行政处罚，公安局就不会抓我……”
一桩逃税案的蹊跷案发
在5月31日的庭审中，检察机关出具的证据显示，海原县国税稽查局突查马忠琦加油站的原因是，2009年8月16日，海原县公安局接到了一封匿名举报信，称马忠琦的加油站开“大头小尾”的发票，来偷逃国家的税收。
马忠琦的辩护律师周泽认为，不排除这是公安局自己人打印的可能。因为，公安局效率高得惊人――接到举报信的第二天，即将此举报信连同《涉税案件移送书》，一同转至县国税局。
9月9日，税务稽查人员在国保大队人员的陪同下，向马忠琦下达了告知书。9月15日，马夫妇外出逃亡的当晚，公安局国保大队的警官即到马家抓人。
“来了6个人，其中领头的是公安局国保大队的队长，穿着便衣，其他几个人我也认识，问我爸呢。发现他不在，有一人便到外面打电话，刚好被我上厕所的舅舅听到，说是：‘这些天小刘一直跟着呢，车在但人不在了’。”马晓龙如此描述当天的情形。
后来，这位精明的儿子，私下找了海原县公安局副局长罗廷朝，并悄悄录音，录音显示，马忠琦的被查和博文相关：“就说你爸那个博客，当时没发现是你爸，就知道有个叫马路山的……当时，交给（中卫市）公安局查着……”
今年全国两会上，中卫市市长徐力群，在被《中国青年报》记者问及是否“马忠琦被抓捕是因为发博文批评县政府搬迁”时，断然否认：“这根本不存在，两者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拘捕他的原因就是按照国家的税法，他偷税逃税。”
至于为何国保人员办税案，海原县公安局告诉周泽律师的是：负责税案的经侦大队人手不足，而且案件也不只是国保大队参与，还有经侦大队、派出所等单位的人员，是专案组在办案。
庭审显示出的蹊跷依然存在。
比如，2010年9月16日，接到税务局移交的“马忠琦涉嫌逃税”的当天，海原县公安局就进行了立案，并于同一天在网上发出了全国范围内的网上缉逃令，效率之高，让人称道，而立案单位是海原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网上追逃的凭据是“逮捕证”。而事实上，直到一个月后的11月15日，海原县人民检察院才批准公安局以“涉嫌偷逃税罪”逮捕马忠琦。
结果，蒙在鼓里的马忠琦，在2010年国庆节后，接到了儿子马晓龙的电话说，“逃税款和滞纳金以及罚款都已经缴纳了，可以放心回来了。”两天后，夫妇俩从新疆开始往宁夏的家中赶。10月12日下午，长途汽车途经哈密一个卡点，民警上前对旅客查验身份证，马忠琦被民警当场抓获。
他的老伴“哭了一路”，回到了家。
在新疆期间，马忠琦手写了长达8页的《梦想不到的灾难》：“我非常清楚抓捕我的真正原因是什么，那就是我写的关于海原县政府搬迁的博客，因为那里面我说了一些真心话，其实也是当地老百姓的真心话……”
“选择性执法”疑云
5月31日中午，休庭的间隙，周泽律师就“马忠琦逃税案”发了条微博：“选择性执法也要讲技术含量，不要找够不成犯罪的由头下手”――在他看来，“海原县公安局国保大队与税务部门查马忠琦的逃税问题，属于选择性执法，完全违背了程序正当的原则。”
这不是一个让人疑惑的个案。周泽代理过谢朝平案，他认为也属于公权力选择性执法的范畴――2010年8月19日，55岁的作家谢朝平被陕西渭南警方从北京家中带走，理由是“涉嫌非法经营”。所谓的“非法经营”，就是因为谢朝平自费出版了1万本纪实文学《大迁徙》，该作品记录了三门峡移民的历史遗留问题，和一些地方官员的腐败问题，而渭南地区移民，是作品的主角。
往前追溯，2004年8月11日，黄金高在人民网上刊登了题为《防弹衣为何穿了6年》的署名文章，自述反腐败的经历。然而，其所举报的事情还没有得到查证，自己就先被“双规”，后被逮捕、起诉、判刑。
轰动一时的“南方都市报系列案”――2003年报道孙志刚之死、SARS疫情而声名鹊起的《南方都市报》，同年迎来针对其高管的集体整肃，喻华峰、李民英、程益中等人被政法机关抓捕。
据《财经》杂志多年后的调查显示，这也是一起典型的公权力选择性执法――“南都案发生之后，南方日报报业集团核心领导曾面晤原广东省纪委书记王华元，向其作解释。王华元毫不留情面，“你别解释了，你注意，我现在是不会搞到你头上的，但是你一定要记住，一定要把喻华峰这个腐败分子揪出来，一定要支持。”
在一篇文章中，著名评论员杨涛这样写道：“报复性执法，在某种程度上讲也是查处了犯罪，但是与正义目标却是越走越远，因为查处犯罪不是正常的时候，而是在你对政府或官员进行批评的时候，那么谁敢再讲真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