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行近三十年的城市独生子女政策，以及内涵更广的计划生育政策，让背负沉重人口压力的中国少生了近4亿人，恩泽中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民众福祉。但与此同时，独生子女政策也造成儿童人格发展小皇帝化、亲情人伦缺失、社会老龄化凸显、男女比例失调等等社会问题，并给某些国家攻击中国人权以口实。近年来，社会上已有越来越多的声音呼吁微调独生子女政策，以期在坚持控制人口目标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化解其带来的诸多弊端
近七成网民赞成“叶廷芳提案”
王女士出生于1960年代末，家里三姊妹。对比自己童年和妹妹们一起长大的生活，她认为自己10岁的儿子成长得实在有点太孤单了：“小时候我经常带着两个妹妹跑出去撒野，跟村子里的小伙伴一起打打闹闹，很快乐。可再看我儿子，我就觉得他长大得好孤单呀，只能跟我们大人玩。其实小孩子还是应该跟同龄小朋友玩才对，他们有他们可以沟通的语言。”
在王女士所住的广州珠江帝景小区里，有着类似想法的年轻父母还有很多。吴女士是位全职太太，有一个宝贝儿子，今年3岁。吴女士直言她一直都渴望再生一个孩子。“我经常惶惶不安，老是担心万一哪天小孩在幼儿园出了什么事，摔残了，或者出了车祸可怎么办。虽然这样想挺不吉利的，但有一次跟小区里其他妈妈聚会时说起来，她们都连声说是，其实大家都有这层顾虑的。”吴透露，她周围有些朋友就生了两个孩子，并把第二个孩子的户口给报到老家去。
“就这么一个孩子，如果哪天我和老公都去世，孩子至爱是有了，可至亲的人就没了啊。” 吴女士还有另外一层担心，“将来如果他们生活中遇到个什么难事，跟好朋友说和跟家人说，那种感觉无论如何是不一样的啊！亲人毕竟是亲人，那是无法替代的！”
这些正是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全国政协委员叶廷芳所担心的，“独生子女不能跟兄弟姐妹一起玩乐，成天被父母长辈围着转，其自然成长的天性受到压抑，不利于其健康成长。从人的情感层次讲，至少可分为亲情、友情和爱情，亲情方面包括父母之情、夫妻之情、叔叔婶婶、舅舅舅母、姨父姨母及堂兄妹、表兄妹等。现在堂、表这些层次都没有了！这是人伦的缺陷，必然导致人性的变异。”
成长的孤单如果处理不好，就极容易诱发自闭症等心理疾病，严重的还会产生孤独症，不跟人说话，和外界毫无交流，把自己封锁在一己的小世界里，甚至还可能影响智力发育等。
据研究，独生子女易受到溺爱，而溺爱往往导致任性、自私、受挫力差等问题。一项调查表明，我国独生子女中约30％有适应能力障碍。
今年三月，叶廷芳等29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交提案，要求尽快停止执行独生子女条例。这一新闻很快被各大网站转载并引起热烈的讨论。支持“叶廷芳计生提案”的跟帖在各大网站都占压倒优势。根据搜狐网组织的在线投票：截至3月15日17时，6433名网友参加了投票，其中赞同“叶廷芳提案”的占69.37% ，反对的占27.15%，无所谓的占3.49%。
如叶廷芳所言，已经实行近30年的城市独生子女政策虽然有效控制了人口数量，但其负面影响也日益凸显，比如独生子女的教育问题、亲情伦理的伤害、养老问题等等。叶的提案建议：我国应尽快恢复原先的“一个不少，两个正好”的方针。
独生子女政策与中国社会的迅速老龄化
除了人伦缺失之外，支持人口政策微调的专家们还有更多的理由。
一个已经引起政府高度注意的人口问题是男女比例失调。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指出，“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7，2003年抽样调查为119……到2020年，20岁至45岁男性将比女性多3000万人左右。”也就是说，届时数量庞大的中国婚龄男性将找不到老婆，这必将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国男女比例失调的问题与计划生育政策之间究竟是何关系，目前尚缺乏针对性的科学研究，但不可否认，二者之间存在或隐或显的联系，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让有重男轻女、养儿防老思想的一些中国人选择性别生育。
更严重的问题是人口过快老龄化。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在生育率迅速下降的同时，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明显上升,总数已达1.44亿，占总人口的11％，老龄化时代已经到来。421的家庭结构让独生子女不得不承载起比非独生子女更重的负担：小时候是父母望子成龙的重负，成年以后是照顾老人的重担。今后的一对中年夫妇很可能要照顾8位老人，还有孩子，而他们自身也曾是从小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独生子女。
“相对其他国家而言，我国人口老龄化本身并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我国的老龄化速度太快”，数学博士、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发展战略处处长高辉清用一系列数据表达了他的担忧――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从成年型进入老年型仅用了18年左右的时间，而同样的过程，法国用了115年，美国用了60年。这就导致了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而提前出现。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5000美元以上，有的甚至达到l万美元。而中国2000年人均GDP刚过1000美元。即使到了2005年，也只有1731美元。
“换句话说，‘未富先老’是我国人口结构转换过程中所出现的独特问题，也是我国人口老龄化真正问题之所在。这意味着，中国必须以比发达国家少得多的人均社会财富和短得多的时间，来应对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这是一个空前严峻的挑战！”
早在“叶廷芳提案”之前，已有多位专家学者(其中经济学家包括了吴敬琏、胡鞍钢、林毅夫等)对中国人口政策提出了适度微调的建议。包括“从2000年开始实行现行的一孩或一孩半生育政策向二孩平稳过渡”、“回到上个世纪70年代的二孩加间隔生育政策”或者“允许全国城乡只要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以生二孩”等主张。有关研究也表明，这些方案对中国人口变化趋势可以起到、也只能起到微调作用。
以“允许全国城乡只要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以生二孩”为例，它将使得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的峰值大概向后推迟5年左右，而总人口峰值依然将被控制在16亿(这一规模被一些专家认为是中国最大人口承载规模)之内。
政策放开，有多少人愿意再生二胎？
1997年国家计生委在全国组织了“人口与生殖健康”的抽样调查，共有15000多名育龄妇女接受了生育意愿调查，覆盖全国30多个省、市、自治区。得出的结果是，已婚妇女平均期望子女数为1.75个孩子，其中农村为1.81个。而另一项调查则显示，未婚青年的生育意愿大概为1.6个孩子。调查还发现，年轻妇女组的生育意愿低于年长组，文化程度较高的妇女的生育意愿低于文化程度较低的妇女。调查中20～30岁、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妇女组的平均期望子女数大约为1.6～1.7个，仅仅略高于我国现行生育政策规定的生育率(1.5～1.6)。这反映了21世纪未来大多数中国青年的生育意愿。这些调查表明，即使未来我国人口政策进行微调，既不可能导致出生率的大幅提高，也不可能明显地改变低生育率的总体现状，没有必要视开禁为开闸之水。
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社会的福利保障体系薄弱，“上学难，看病贵”。城市育龄青年对再生二胎的第一反应就是“养不起！”而已经进入社会的第一代独生子女面对“421”家庭结构中的6位老人，其必然结果也是“养不起！”
以我国最早实行计划生育的城市之一上海为例，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上海少出生人口达700多万，接近于上海户籍人口的一半。自1993年以来，上海户籍人口自然变动已连续13年负增长， 即将进入人口老龄化高速发展时期，现在每年增加的老年人口数量是5万多人，5年之后每年增加的老年人口数量将达到15万人左右，在2025年左右，60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将达到400万人左右，占户籍人口的比重将达到或超过1/3。
据预测，上海户籍人口中的劳动年龄人口总数，从2006年开始将出现逐渐减少的趋势，这在上海人口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事件，标志着上海本地劳动力数量供给趋势已经发生了逆转，它对上海的发展将产生不利的影响。
即使放开了生育二胎的限制，有多少人真正愿意生育二胎？还是一个未知数。1997年和2001年，国家计生委两次在全国范围的生育率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只有1.3左右。而近年对上海2万多个样本的生育意愿调查结果显示，一个上海家庭希望生育的孩子数量平均只有1.2个。有社科类专家表示：“上海完全有必要、也有条件充当试点，在全国率先适当放开生育二胎的限制，进行生育政策调整。试点总结出的经验结果，可以适时向其他地区推广。”
中国独生子女问题专家、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风笑天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说到：“我个人还是倾向于自己能生两个，两个孩子有个伴，对他们的成长来说好一些。”
在本文文首提到的王女士居住的广州市珠江帝景小区里，记者碰见了四五对双胞胎，他们被家人或是保姆带出来散步，最小的还坐在推车里，而最大的差不多已有十来岁。管理处保安说，这个小区是目前广州市双胞胎最多的小区，3000多户人家中就有40对双胞胎。有传言说是小区风水好所致，但据不肯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称，有些夫妇之所以怀上双胞胎多是采取了某些医学手法，至于是否就是现在全国不少地方正隐秘风行的民间药方“多仔丸”还不能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