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像洋务运动时期的市场派一样，这些人士在政府的首肯下进行市场实验，他们得益于政府的支持，也受制于政府的支持。 高西庆9月正式出任中国国家主权投资基金总经理一职，相信这是最合适的人选。
这位1981年出国留学的海归，作为中国证券的创始者之一，因为拥有在华尔街的执业经历，和对于海外与中国资本市场的熟悉，以及在全国社保基金副理事长任上的境内外投资经历，而被视为第一代海归中难得的具有全球投资视野的人物。
这位海归发誓要建立中国的资本市场，坚定地持有市场化理念，却在现实面前不得不时常低下高傲的头颅，在两者之间寻找第三条道路。
幸运的是，在中国经济这辆呼啸的列车的挟裹下，中国的资本市场发展之快、开放程度之高，也许都超出了人们的意料之外。高西庆是幸运的，他成为中国资本市场从无到有的缔造者与见证者，也是中国金融开放第一线的亲历者，谁能说这样的个人幸运不是中国的国家幸运呢?
在资本市场：倒始者与挂靴者
有一则常被人提及的高氏逸闻。据称，1988年，王波明、高西庆两位留美学生回国前在美联储楼下有个约定：要在中国建立证券交易市场，回北京后5年，如果干不成，高去东边修自行车，王到西边卖包子。
当然，社会并没有允许这样的人去修自行车和卖包子，如今一个是财讯传媒集团董事局主席、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总干事，另一个是众所瞩目的中国国家主权基金中投公司的总经理，亦商亦仕，不仅参与掌握2000亿美元外储投资权，在仕途上也进了一步，相当于正部级，可见社会与政府对这样的人才的急需程度。
1988年3月，王波明、高西庆、王巍三人共同执笔，写成《关于促进中国证券市场法制化和规范化的政策建议》，这份“中国证券市场的白皮书”，与稍后的宫著、周小川、高西庆等8人起草的《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设想》，成为中国资本市场开闸前官方与民间智囊的一次重要合作。1988年11月9日在中南海接受中央领导人就《设想》的咨询。距高西庆回国仅3个月，当时他身份为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
1989年底设立联办，高西庆任首席律师，不久，上海、深圳交易所开张，联办都是主办单位。以民间与学者之身，而行官方之事，反映出当时官方资本市场既想尝试又怕出问题的矛盾心态，因此彻底的官方主导行为却以联办这样的盖着市场化大衣的民间组织行事，也是为了“大不了关掉”作铺垫。
没有这些海归对于资本市场的信仰，没有敏锐的商业嗅觉，恐怕中国的资本市场会延宕数年。高西庆曾经以特有的外表谦和下十足傲气的高氏语言回忆这段历史：“证券市场从那个时候、以那种方式搞起来，的确有偶然因素。有人对我说过这样的话：要不是你们几个人折腾，中国还得再过些年才有资本市场――这不是恭维，而是说股票市场现在的弊端该由我们负责，或者说汪券市场搞早了。”
高西庆初次为官并不顺畅。1995年，因“健康原因”主动辞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首席律师、发行部主任之职，其中原因之一，他本人在接受记者关于王小石案的采访时表示(寻租)情况越来越复杂其实，这种急流勇退何尝不是抗议者的姿态?能说出“腐败是市场自己找到的平衡点”的人，内心对非市场的行为想必痛恨之极，但他居然还要为这样的行为买单+挂靴而去因此成为傲慢书生的最佳选择。
据知情人透露，在高西庆首次为官的3年问，最愿意提及的只有两件事：一是起草国务院《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另一件就是H股的成功发行。这是两件实事，前者使股市离市场化近了一步，后者则为中国资本市场留下了通往国际市场的一个活眼。
辞职后，在回对外经贸大学教了一年书后，高西庆出山担任中银国际总裁一职，直到i999年再次升任证监会副主席。并非巧合，与高西庆相知的周小川在2000年2月担任中国证监会主席。中国资本市场由此进入海归派主导的市场时代。
除了功迹之外，外界的评论确实不乏对海归不服水土的一丝嘲弄，这种嘲弄在2004年海归代表之一史美伦离职中周证监会副主席之职时达到高潮，有人评价她“带给了股市未来，却没有带给我们现在”。
据证监会人事处2001年初的统计，当时证监会中的“海归人士”数量近50人，占证监会总人数的20％，且多数成为各部门的正、副职，思想路线与组织路线俱全。但推出的国有股减持充实社保基金、推出开放式基金、国内投资者投资B股、上市公司增发无一不遭到市场的抵制与质疑。水土不服尽现无遗。
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即便做出了正确的决策，也很难说是明智之举。
在B股融资渠道不畅、人民币资本项目严厉管制、B股上市资源捉襟见肘的情况下让国内投资者投资B股确实是一大败笔，是操作过急的非智之举；而普遍的寻租现象使几乎所有的市场化举措都为资本市场的权贵阶层找到了寻租空间，是社会给这些市场派的海归人士提前预设的陷阱，使海归派所有的技术创新行为动辄得咎；而同有股减持这一五部委数次会议的集体决策，在失败之后，因为汪监会坐在众目所瞩的火山口上而成为无从分辩的众矢之的。
在周小川2002年12月卸任证监会主席之职后，海归派大势已去，中国资本市场迎来了本土派市场人士的主导期。高西庆于2003年被免去证监会副主席一职。
在全国社保基金：闲职不闲
2003年2月到2007年9月，高西庆任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党组成员、副理事长，负责投资业务。
高西庆曾对媒体说。2003年从证监会调入社保基金后，曾觉得副理事长这个职务是个“闲职”，没想到国家很快就做了这么重大的决定――所谓重大决定即指设立中投公司，对于中国金融与高西庆个人命运关系甚大，这是后话。
闲职不闲。正是在全国社保基金副理事长任上，高西庆有了全球投资的视野，完成了从律师、监管者到投资者与监管者的蜕变，被国际国内投资市场普遍看好为一个优秀的投资市场人士。
在高西庆担任社保基金副理事长期间，社保基金最大的变化是向主动性与国际性投资迈出了一大步，同时社保基金的国有股补充方式基本尘埃落定，股权划拨方式几乎受到除国资委之外的一致首肯，社保基金由此掌握了划拔部分的投资自主权，而不是现金的被动接纳者。
海归派的市场与专业在社保基金神奇地取得了共识。一方面，社保基金面临高达8000亿元的巨大空账；另一方面，以2005年获4.16％的收益率，根本赶不上实际通胀的步伐，财富急剧缩水，引来一片质疑。但2006年社保基金的收益水平创下历史新高，收益196亿元，收益率为9.34％，分别是上年同期的3.7倍和2.99倍。已实 现收益加浮动盈亏，经营业绩为620亿元，经营收益率为29.01％，分别是上年同期的8.7倍和6.97倍，这无疑催热了投资者的雄心，加大了国际化与市场化的步子。
目前不仅高西庆动辄谈及市场，在保基金有关人士出面时，也言必称国际市场，以及美国退休基金、耶鲁大学基金等，看来，社保基金已经成为国际派的大本营、这无疑有高西庆的深刻烙印。
2006年12月社保基金在全球范围聘任海外投资管理人，共收到84家国际知名机构关于香港股票、全球股票(美国除外)、美国股票、全球债券、现金管理等5大类委托产品的106份申请，最后人选10家，将管理超过10亿美元的投资金额。《华尔街日报》给予极高的赞誉，称“以近乎无可指摘的步骤和效率先后完成了从筛选、缩小范围、面试、洽谈合同到确定最终人选的工作”。这在国内的投资机构中是绝无仅有的创举，这一评价也是外界给予高西庆的极大褒奖。而高西庆也实现了让全球人才为我所用的一点初衷，他对于国内基金专业程度的蔑视，恐怕也让国内基金无地自容。
在今年6月，高西庆卸任社保基金副理事长前夕，大谈社保基金将进入风险更大的私募股权基金，有迹象显示，与凯雷、KKR、TPG已经有过一轮接触。其实，早在2006年，社保基金就投资10亿元人民币成为中国首家产业基金渤海产业基金的发起人，此前曾以1亿欧元投资了中比产业基金。这都表现了日后投资方向的端倪。
在社保基金副理事长任上，高西庆终于找到了一个平台，得以践行自己的国际化与市场化投资理念，在证券市场失意通过社保基金得到弥补，这是一个悖论，却是中国资本市场被逼出来的现实。正因为有了在社保基金的个人转型，高西庆得到了更大的平台――中投公司。
在中投公司：危险的总操盘手
2007年10月，中投公司成立，这是中国金融史上的大事，也是中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标志性事件。新上任的中投公司董事长楼继伟在公司揭幕之际说，中投公司将实行政企分开、自主经营、商业化运作。在可接受的风险范围内，实现长期投资收益最大化，不违背商业利益的前提下，保持公司的透明度，这是国字号金融公司转变的开始。市场化运作原则是本属同道中人的楼继伟与高西庆的共同信念，而中国外汇体制要改革也非实行市场化的运作方式不可，时势俱合，将这股市场力量凝聚到了一起。
作为购物掌柜，高氏风格的市场化已经有所体现：第一步，争取成为在境外上市的央企的战略投资者，出资1亿美元认购中铁H股只是小试牛刀；第二步，模仿礼保基金，进行投资外包，针对不同地区推出不同主题的基金，为避开当地市场壁垒，与当地的基金公司结盟。投资黑石是个试探；第三步，全球选秀，招聘24个岗位，涉及投资、风险管控、项目评估和IT等领域。毫无疑问，高西庆正努力复制自己在社保基金的成功模式。
市场化不仅是理论，更体现为实践能力，必须面对严厉指标考核与舆论质疑的时刻考验，高西庆面临极大的风险。
首先是赢利指标。中投公司必须年收益在10％才能保本，而久受赞誉的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年均收益率才9.5％。中投公司成立之前的第一单是投资私募股权基金黑石，这笔投资目前已经因为黑石股价下跌造成账面损失60多亿元人民币。与曾经在证券市场所遭遇的指责一样，这次中投公司遭遇的指责同样是冒进、不专业、不拿国家的钱当回事。考虑到高西庆在社保基金副理事长任上对私募股权基金的热衷，这一火线投资并不奇怪。
“希望大家能稍微减少一点赌性，把眼光放长一点。”用高西庆自己的话辩解就是要“看得比较长远”，到时候就会有实质性进展。这笔投资有四年的锁定期，一切都在未定之天。并且，从黑石的动向来看，已经与中投一起在海外参与资本市场的参股并购，战略上有其价值。
其次，中投公司面临多重目标的不确定性，这是先天疾患，高西庆这位掌柜也得听老板的话，菜单已经定好，腾挪空间有限。据称，中投公司的主要负责人认为，汇投公司应主要投资国际金融市场上的金融产品，并对金融机构进行股权投资，但是国家发改委等有关机构希望中投公司做一些战略性收购、对一些国内‘走出去’的企业注资等等。
这必然导致中投公司在投资方向上兼顾市场与网家战略，因此对于中投公司的考核也将是非市场化的，有人因此称之为戴着镣铐的舞者。
按照计划，中投公司2000亿美元资本金，二分之一将用于对农行和国家开发银行的注资，另有三分之一用于购买汇金的资产，最后的三分之一将购买海外资产。目前到手的1000亿美元，从中同人民银行手上购买汇金，估计要630亿美元，扣掉投资黑石的30亿美元，余下340亿美元要预留款项作为中国农业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及中国光大银行等重组计划中的注资部分，可用资金并不如想象中充分。
这对高西庆来说是个考验，这个市场派在多年的锤炼之后表现出他的适应性，在本土的语境下发挥国际视野的长处。
高西庆只能继续在自上而下建立的市场中适应下去，这位第四位海归的代表与其同道一起，正在以其业绩更改决策层的理念与中国金融市场的环境，而中国资本市场从1988年至今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这种双向选择虽然艰难，但是有效。正像洋务运动时期的市场派一样，这些人士在政府的首肯下进行市场实验，他们得益干政府的支持，也受制于政府的支持；他们在夹缝中的实验成功与否，决定了市场化在中国资本金融这一核心领域的推进速度。
从这个角度说，无论在体制内外，高西庆这代都代表了1949年之后的新一代的投资家，除了国际资源与以往的变革资源，他们无所依傍。但现在他们必须接上中国资本市场的地气，了解大多数投资者的想法与评判标准，这样才能避免前贤的悲剧。
高西庆在论及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这一资本市场的核心议题时曾说：在全世界100多个证券市场，只有中国的证券市场是由自上而下方式建立起来的、只能说，我从来没有改变过初衷。在任何场合我都强调建立多层次股票市场。为什么没有实现?只能由历史来看：过几十年或许能看得更明白。以最大的信念按照市场规则行事，以最专业的精神面对资本市场的挑战，以最谦逊的情怀对待出资人的诉求――其余的一切，的确要由历史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