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远集团任志强爱放炮是出了名的，但在北京地产圈，却有这样一个人，能让任志强“循规蹈矩”。今年10月份广州佛山的一个会议上，任志强、冯仑到了现场，任志强做了一个中规中矩、紧扣主题的发言。其实，在发言之前，任志强早被打了“预防针”。让他“少放炮”的这个人，就是北京首创集团总经理刘晓光。
2004年博鳌地产年会上，任志强准备抨击一个地产项目，刘晓光用委婉的口气说，“咱们不是说好不批评别人么！”任的话语就此变得和缓，甚至颇带委屈地辩解，“我又没有点他们的名字。”业内人士指出，能让任志强收声者，唯刘晓光一人。对刘晓光，任像是对待兄弟一样，态度极为诚恳。
当问及为何任志强对他如此不同时，刘晓光说，多少年的兄弟感情。而后又笑着调侃，首创是华远的大股东之一。
刘晓光，被业界称为“地产行业的金融学家”。刘晓光的故事，在某种程度上，更像是小人物在命运的大潮中不甘寂寥。1955年出生的刘晓光，当过兵，也当过工人，上过大学，当过官，也下过海。1995年至今，刘晓光一直是首创集团的领头人，作为一家典型的国有企业的领导人，他却以在国际资本市场“长袖善舞”而闻名。
现在的刘晓光，一直在探索自己的地产模式，奥特莱斯项目应该是他非常得意的作品，以奥特莱斯名牌折扣店为龙头，设有现代综合商业群、湿地公园、高尔夫等特色地产。刘晓光认为，首创未来5-10年要走的就是地产与产业联姻的转型之路。
当然，对刘晓光来说，这是个值得享受的过程，“一个伟大的商业构想得到实现之后，可能跟爱情和自由一样更加可贵”。
为此，他也付出了代价。
一代人的征程
1995年，是刘晓光命运的拐点。那一年，组织上指派他去完成一项整合国有资产的重要任务。这个摊子的资产有97亿，分散在170个公司，让刘晓光难受的是：他接手这个企业的时候，账面上有一亿多现金，最难的时候，只有300多万现金，工资都发不出。
其实刘晓光的命运也是那一代人的命运。
那个年代，弃官从商是一种趋势。据《中华工商时报》的统计，仅仅92年全国就有10万党政干部下海经商，其中最为知名者，是中共元老薄一波之子、时任北京市旅游局局长的薄熙成，辞职下海，创办了一家酒店管理公司。
“他们是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试水者，和之前的企业家相比，他们应该是中国最早具有清晰、明确的股东意识的企业家代表。”财经观察家牛文文这样评价“92派”。刘晓光“下海”后，将体制内存量资产进行市场化运营，在极其复杂的时政背景、市场环境下重构了“首创系”。
刚接手首创集团时，全集团6000多员工没有资金，步履维艰，刘晓光喜欢用“惨到什么程度”来渲染这段经历。即便如此，刘晓光还是从一家银行借到了1000万。临了，那家银行的负责人送刘晓光一句话：“好自为之”。这句告诫至今让刘晓光念念不忘。
“机制不灵的国企迟早要死，迟早的问题。要不死，也像个濒临灭绝的保护动物。”刘晓光说。
新官上任三把火，针对国企体制的弊端，刘晓光开出的第一个药方就是改制。“改制后，我们提出来，只要是亏损的企业，就立即消灭。”从1997年到1999年，两年之内，首创集团消灭了下属的8个企业。
“当时有些人要上街，我说你敢上街，我就告你，为什么我告你呢，我给了你2000万的资本金，你没给我挣钱，亏了，你还告我？我先告你得了。”刘晓光强调，“我们提出来亏损一个消灭一个，亏损就消灭，这也是我们的机制。”
在刘晓光对首创进行大刀阔斧的改制之时，同为92派的万通六君子在海南捞到第一桶金后，也陷入了痛苦的窠臼，因为各自价值观的不同，分了家。而同为92派的中诚信的毛振华，那一年也不是很顺畅，中纪委对毛振华进行了调查，尽管全身而退，但对他的影响很大，“在中国做商人，太不安全，模糊的东西太多。”
同时踏上征程的，刘晓光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在那个“野蛮生长”的年代（冯仑语），万科王石称他为“地产元帅，学习的榜样”，顺驰的孙宏斌称他“敢为天下先”。刘晓光是如何赢得这些评价的？
金融家之旅
刘晓光认为，强大的政府背景确实让首创集团从创业之初就占尽了资源优势，“血管里的血特别红”。但这似乎不能说明什么，刘晓光喜欢说的一句话是，“市场上见高低”。
2003年6月19日，首创置业香港上市。那一年，SARS肆虐，北京、香港恐惧笼罩，人人自危，愁云惨雾造成的经济萧条令人忧心。刘晓光做了一个决定，他要逆市启动首创置业H股上市。尽管不久前，孙宏斌的顺驰和潘石屹的SOHO中国刚刚折戟而归。
刘晓光将他的想法告诉了主承销商汇丰银行，他们的建议是此时不要来香港，最好是7月份上市。但刘晓光主意已定。
2003年5月22日，刘晓光带着首创置业总裁唐军、副总何光，轻装简从直飞香港，当时飞机场冷冷清清，他们测体温后登机。飞机上仅有7名乘客，每人戴两层口罩，大家紧张得连水都不敢喝，生怕一摘口罩感染SARS，又渴又饿到了香港。
没有人搭理他们，到港后打电话与人联系约谈，别人避之唯恐不及，有的说：“你别来，来也不见，你就是戴着口罩也不见。”一些好心的人则劝刘晓光返回，因为所有的地产商都已打道回府了。
他只好利用原有的海外人脉关系自己工作，将香港沉寂的资本市场搅起微澜。一些投资机构开始蠢蠢欲动，认可北京市场，认可首创置业。5月29日刘晓光从港返京。刚一天时间，5月31日，汇丰银行来电，让他们即刻返港，市场发生变化，开始复苏。
提起首创置业海外路演的经历，刘晓光不由得感慨：“大鼻子不认中国地产。” 外国投资者大概是这样一种人：你有本事，可以拿走我200亿的投资，但你要想骗我200万，没门。“外国投资者的钱不好拿啊。”刘晓光感叹。2003年6月6日，刘晓光率领他的团队赴英国路演，见了99个基金经理，开了40多个会。
谈到路演面对的各种提问，刘晓光用“尖锐、刁钻、苛刻、突然”来概括。他见了《华尔街日报》、CNN等全球主要财经媒体，每一个记者都向他提出不同的问题。提问最多的就是中国房地产“泡沫”问题。有的说：“你怎么说北京房地产没有泡沫，连朱总理都说有泡沫，你能说朱总理说的不对？”有的问：“你在首创置业任董事长，你个人占多少股？”刘晓光说：“没有。”“那你怎么可能好好干呢？当你个人没有利益时，怎么会给股东带来利益？”
天有不测风云，虽然路演中的一些问题他们提前做了准备，但周正毅事件是谁也没有料到的。“上海地产”周正毅的泄底，令香港证监会大为光火，也令不少投资者对内地地产股起了戒心，认为内地企业在骗香港人的钱，同时也对首创置业提出更多的质疑。
历经重重波折，6月19日，首创置业以每股1.66元正式挂牌交易，北京市政府官员及首创集团领导专程来到现场祝贺。上市后的起起落落，刘晓光坦言经历了一次与狼共舞的洗礼。
在香港股市的逆势而行，刘晓光过往的经历多多少少给了他一些自信。
1993年，身为北京市计委副主任的刘晓光，受北京市政府的委派，主持“ING北京投资基金”在香港上市，当时他穿着北京企业生产的红都牌西装到香港出差，听见有人叫他“大陆表叔”，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当即叫几个属下凑了钱，买了一套新西装，连鞋子也换了。不过他很快发现路人的目光又移到了他的领带、衬衣和袜子上。
“当时觉得很难堪，”刘晓光说。不过，香港人异样的目光只是让他觉得尴尬，更难受的是：“那时我们对国际资本市场几乎一无所知，也不了解国际财务标准，评估、法律……根本无法用国际通用的规则对话交流，只能边干边学。”
到了1994年，ING北京投资基金上市前夕，刘晓光住在香港酒店23楼，望着灯火通明的香江维多利亚港，跳楼的心都有了，“上市资金即将用完，而融资计划到最后一天尚有1000万元未募集到。如果失败了，意味将损失2400多万元各种费用，回去如何交代？但最后成功了，为北京融到5.4亿港币产业发展资金。”
多年后，刘晓光对记者坦陈这件往事，认为这是他从商以来遭遇的最大一次挫折。经此一役，刘晓光成为第一个把中国城市价值推荐到国际融资平台和国际基金面前的城市运营商，也是第一个成功引进国际基金的人。
江湖地位
经过潜心经营，刘晓光在京城商界拥有了很高的威望。刘晓光在圈内人缘也一直不错，是“老大哥的形象”，某京城高端地产俱乐部人士这样评价他。
关于刘晓光，一直有一个让业内津津乐道的传说：大学期间，担任班长的刘晓光常常阔绰地拿着打工赚来的钱请大伙儿吃饭。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如此“奢侈”显然有些另类，而刘晓光同班一个女生更是将他归为纨绔子弟之列。直到有一天，这位女生看到刘晓光那简单整齐的家和多年来都靠他照顾的瘫痪在床的母亲，她才真正觉得这是一个宽厚并且可以依赖的男人，这个女生后来成了刘晓光的妻子。
另一个细节就是阿拉善的成立，我们也可以窥见刘晓光的影响力。
2003年10月，身处阿拉善沙漠的刘晓光下决心要为治沙做一些实事的时候，也许正是这种性情的推动，他才可以一个个打电话、一个个游说，号召起了80位企业家和他一起来做阿拉善这个“伟大的事业”。
行内人眼中的刘晓光，安静如棋手。
2004年的博鳌论坛是大腕到得最多的一届，搞得风生水起，高潮不断。除了京城四少全齐，刘晓光、王石、孙宏斌、富力老板李思廉、复地的范伟等都去了。最高潮的一幕――孙宏斌舌战群儒，则多亏了刘晓光的主持和呛火。作为业内公认的大哥，刘晓光提起问题来哪个人都很给面子。
他的问题是：“2004年你最难的是什么？”老孙老实地回答。“缺钱。”但随即又口出狂言，“宏观调控让我们把目标从100亿上调到120亿。”王石按捺不住愤慨，说了句“我们中国有些人把厚黑学学得太多了，睁着眼睛说瞎话”。
同为92派的毛振华所感慨的不安全，刘晓光也曾遇到。但整个事件的过程中，刘晓光的好人缘可窥一斑。
2006年，刘晓光“配合有关部门调查刘志华一案”后，一位熟悉他的人士惊呼：“历史再次重演。”这个历史并不仅仅指刘志华、王宝森两任北京市副市长因为“生活腐化堕落”而落马，该人士更想说明的是，刘晓光在两次案件中均受到牵连。
1995年，时任北京市计委总经济师、副主任的刘晓光是一名颇受器重、仕途光明的年轻干部。但王宝森案发不久，刘即被调任重建首创集团。
为此，刘晓光大胆在首创集团这家国企内引入激励机制。刘晓光曾告诉媒体，稳定人才一靠政治思想工作，二是有一定的物质待遇，否则很可能维持不住。
在刘晓光“配合调查刘志华案”后，北京的地产商都沉默不语。
时隔两年，刘晓光对记者感慨，“我觉得这可能是历史的必然，就跟火车轨似的，总要有枕木，列车才能真正地跑起来。此外，正好这一代人出于这个历史阶段，他们所做的艰辛努力，可以为未来奠定基础。”
而冯仑也曾感慨说：“历史就是要委屈一些人，它让你死，你就死了，这就是历史的代价。”经此波折后，刘晓光不改初衷，采访中，他口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就是股权多元化和产权清晰化。在他看来，历史就是这样前行的，总得有人去推动。
我的成功与失败
记者：你如何界定成功？
刘晓光：觉得有成功的地方，也有不成功的地方。成功的，一个是企业从开始创业到今天，盘子越来越大，竞争力也越来越强；再一个就是上市公司和大的中外合资企业，企业能够向更高的目标迈进，这个是成功的地方。
记者：那你觉得不成功的地方是？
刘晓光：我错失了很多重大的商业机会，比如中信证券的入股机会。那时候的5亿股，到现在会增长成300、400亿，当时我投资了另外一个公司――南方证券，但后来南方证券倒闭了。那个时候的中信证券很小，南方证券很大。这是比较痛苦和失败的。
我还错失了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机会。当时想改变首创集团所有制结构。美国的黑石、KK都来谈过。我们失败了，原因是首创集团的几个上市公司的价格，后来国家发了一个通知，证监会和国资委要求上市价格必须是上市公司的市值乘以90%。国际私募不接受这个价格，就停下来了。
记者：你怎么看中国企业的成长问题？
刘晓光：中国的公司要想成长，一定是股权多样化、产权清晰化。一个多元化、国际化的公司，它的底蕴、它的发展前景、它的治理结构、它的市场占有程度肯定要比一般的强。
记者：我们一直在谈产权清晰化、股权多样化，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产权这一块，国退民进，民进国退，在不同的时期都是关键词，一直在摇摆，你对这一块，潜在的危险怎么看？
刘晓光：在这个伟大的历史变革过程中，肯定有它不如人意的地方，肯定是要一步一步地往前走，我相信一定能往前走，这可能就需要中国的企业改革力度，包含着中国的企业精神、法制环境的完美，这肯定有一个历史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