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民意与政府和传统媒体的表达，客观上形成了相互刺激和竞争的关系，从而形成一种对正义和真相的追逐。 7月1日晚，贵州省就瓮安打砸抢烧突发性事件召开新闻发布会，几分钟后，“做俯卧撑”一语即开始流行于网络，其后在各大网站呈井喷式爆发：“给我做三下俯卧撑，我也能推动地球。”“如果我曾经看得远一点，是因为我比别人多做了三下俯卧撑。”“我有一个梦想，有这么一天，每一个黑人都可以自由地做俯卧撑，而没有人去问他们为什么！”……
事隔一天，上海袭警案的主角杨佳成为网络传播的关键词。在主流语境中，这个以极端方式结束别人生命的年轻人可用“丧失人性”来形容，但在网络江湖上，“刀客”杨佳竟然有了不同版本的“列传”，“杀人犯”变成了“杨大侠”。
无论是“俯卧撑”还是“杨大侠”，这两个网上流行的关键词有个共同特点――都来自对现实世界的关注，都包含了某种观点、立场乃至批评的力量。处于舆论被引导的时代，这些关键词身后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切口”与“暗号”？针对这个问题，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洪兵副教授接受了《新民周刊》的采访。洪兵说：
当类似于“我是来做俯卧撑的” 变成某种意味深长的符号开始流行时，至少说明潜藏其内的社会矛盾或者公共事件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关注，与之相关的事物暂时得到了被强化。我的一个学生告诉我，当他看到别人MSN签名档变成“三个俯卧撑”后，特地追根溯源，在网上看了瓮安事件的新闻发布会――人们或许只在不经意间传播一些“俏皮话”，但是这些话有时恰似一种暗度陈仓的面具，内嵌着一种随时可被引渡或者激活的情绪。
在发布会后几分钟，“俯卧撑”就成了流行词，其实是一种略带狡黠的嘲讽和追问，背后涌动的是一股暗中争夺话语权的潜流。网民带着“俯卧撑”的面具在观察公共事件，表面沉默的背后是对公共事务的某种程度的认知和看法，也反映了公民权利面对强大公权力时微妙的心理变化，换句话说，一些网民在寻找心理宣泄的出口。对于并不具备强势话语权的普通民众来说，这可能还意味着“公民在场”――虽然他们没机会开口发言，但他们可以表示正在关注此事。
不过，我比较担心的是，“俯卧撑” 使用者用这个流行词来表示自己在信息潮流中并未落伍，并用一种娱乐态度掩盖或判断现实，这样导致在信息传播过程中被放大的，往往并不是最需要被关注。网络关键词通过流行的力量获得了某种程度的关注，但注意的间歇很短，过度娱乐化的倾向反而会丧失了这个事件自身的深层意义。
对瓮安事件的调查结果，我并不意外，法医的再次尸检结果是“溺水死亡”。但我也完全理解了它如何螺旋式上升为群体性冲突事件。但我们要认识到，当一些人津津乐道于“俯卧撑”，视线却忘了更深的层面：第一，政府有责任公开这些相关信息，而公民也有权利和有渠道了解全面的相关信息；第二，政府的治理体制需要进一步完善。
跟报纸相比，中国的互联网承载了巨大的民意和情绪。这当然有积极意义，它给民众提供了一个无穷大的“电子广场”，在这里汇聚起不同于政府和主流媒体的“草根”民意，以其独立的民间视角和立场，不知疲倦地对所有重大事件做出快速反应，尽管其中夹杂着失真、情绪，却改变了以往的话语权力格局和利益博弈方式，改善了极度失衡的强势和弱势力量对比格局。
作为一种非官方的表达方式，网络民意与政府和传统媒体的表达，客观上形成了相互刺激和竞争的关系，从而形成一种对正义和真相的追逐，比如说 “周老虎案”。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对真相的隐瞒、对是非的遮蔽，在今天的中国越来越难，政府部门和主流媒体也在加快转变，与时俱进。
目前大家这么依赖互联网，觉得互联网能给人带来真正情绪的宣泄，这往往导致非理性占据了主导地位。比如说，这次在网上散发“警察打伤杨佳生殖器”信息的郏啸寅，如今已确定他发布的是谣言。之前，谣言经过人们想象力的发酵下，按照公众的传播兴趣几乎发展成了流言。
这都促使人们认识到，越是影响重大的公共事件，越是要信息公开；对付流言的一个办法，就是要比它走得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