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转基因水稻正处在从实验室获批走向餐桌的重要关头。 全球粮食危机，不仅让美国的小麦种植者和小麦商人逐渐将种植转基因小麦视为生存之道，也令许多曾坚决抵制转基因作物的国家和企业的立场开始动摇。
日本最大的玉米进口商――日本食品化工株式会社日前表示，两年来玉米价格翻了3番，公司难以承受，不得不破例购买便宜的转基因玉米。软饮料、快餐和其他食物首次允许转基因成分，最近在日韩两国都是公开的秘密。
而法国政府在今年初还决定停种国内唯一转基因作物――MON810型转基因玉米，不久对于转基因农作物的政策也开始松动。4月9日，法国国民议会在一周的激烈辩论后，以微弱多数通过了一项旨在规范转基因作物种植和销售的法律草案，允许在法国种植转基因作物。
美国小麦协会发言人史蒂夫•莫策尔说：“有关价格和供给的担忧，已经让人们对转基因作物有了新认识。”目前该协会正与种子企业接触，准备开发转基因小麦。
美国转基因农作物种植面积占全球转基因农作物种植总面积近一半。根据美国农业部2007年公布的年度评估报告显示，当年91％的美国大豆是转基因品种，73％的玉米是转基因品种，87％的棉花是转基因品种。美国对外粮食销售与援助的主体都是转基因农作物。日本和韩国的一些食品公司之所以开始购买转基因作物，是因为他们别无选择。这些食品公司的主要粮食供货商是美国， 韩国玉米加工业协会主席Yoon Chang-gyu坦言：“我们根本弄不到非转基因玉米。”
而这场全球粮食危机也让孟山都等美国转基因粮食巨头攫取了创纪录的高利润。孟山都公司本财年第二季度的公司盈利达到了11.3亿美元，远远高于上年同期的5.43亿美元。季度销售额达到38亿美元，同比增长45％。但该公司并未满足，而是雄心勃勃地表示，要在2012年底实现毛利润再翻番。
上世纪50年代以来，人类开展了水稻等作物由高秆变矮秆，并辅助农药、化肥、农业机械等的第一次绿色革命。这场革命解决了19个发展中国家粮食自给自足问题。鉴于粮食价格暴涨，世界粮食计划署在6月召开的世界粮食论坛上呼吁启动“第二次绿色革命”。
为破解这个难题，人们首先想到了“转基因”技术。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秘书长葛利亚称转基因作物可能帮助增加粮食产出以满足更多人及家畜的需求，将其视为应对食品价格高涨的一种方法。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研究所副所长朱祯研究员表示：“转基因技术可以缩短农作物的生长周期，在有限的耕地上大幅度提高粮食产量，应被视为解决粮食危机、改善农业生态环境，提高食品质量的新的重要途径。”一些生物技术公司也希望搭乘粮食危机的顺风车“咸鱼翻身”。
然而，被视为“救命稻草”的转基因作物究竟能否缓解粮食危机？
今年4月15日，一项由联合国和世界银行资助的，非政府组织、消费者团体以及粮食生产商参与的关于全球农业发展的评估报告，在历时３年的研究之后最终发表。这项有超过400名专家参与、得到60个国家支持的研究指出，世界上超过90%的转基因品种对产量没有很大的影响，认为转基因农作物能够解决世界粮食问题的想法过分乐观。
也许已经大规模商业化的转基因棉花正是前车之鉴。
印度是全球转基因棉花主要种植区域之一，2006年以来印政府在全印境内广泛推广转基因棉花种植与培育。孟山都公司几乎控制了整个印度的棉花种子市场，迫使当地农民购买它的种子，而它的种子比传统品种的种子价格高出４倍。很多农民为此不得不求助于高利贷。美国华盛顿大学GlennDavisStone教授在印度Warangal地区的调查研究发现，不少当地农民在面对转基因棉花病虫害时，无法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法。而由于致命虫害反复袭击导致作物减产，提高了棉花的种植及生产成本，导致农民债台高筑，甚至自杀，这种恶性循环正摧毁着印度乡村。
一部由法国独立制作人Marie-Monique Robin拍摄的纪录片，前些时候曾在著名的纪录片电视台ARTE播放。印度农民Kiran Sakhari面对镜头气愤地表示：“一再对我们鼓吹说转基因Bt棉花可以减少78％的虫害和除虫剂，还可以有30%的额外收益。但实际上并不是。每70－90天，我们就不得不喷洒农药。”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系的程大为教授也曾对记者指出：“中国在转基因棉花实行商业化后，我们发现原来那些认为在经济上能够使农民获益的理由经过长期证明是不成立的，农民需要不断投钱去克服那些层出不穷的新病虫害。”中美两国科学家对中国481户棉农进行了历时7年的跟踪调查后发现，这些农户在种植转基因棉花的第3年经济效益最大，但到了第7年，种植户已经将前几年赚的钱又悉数还了回去。
一位支持转基因的学者对此提出异议：“农民是该技术的最终使用者，也是最有发言权的人。如果农民的选择是基于理性，那么既无法提高产量，又不能有效降低成本，还需要花更多的钱来购买种子的转基因棉花会被市场自然淘汰，然而这种情况在全球并没有发生。”
绿色和平组织食品与农业项目主任罗媛楠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农民是否能够自由选择。“一开始转基因公司都会宣传它们的种子如何好，对农民来说，他们肯定抵抗不住诱惑去尝试这样的种子。但是慢慢地，当他们发现这些种子并没有说的那么多好处时，已经很难再回头。因为他们已经非常依赖转基因和相关的农药、化肥技术。农民想去找一些非转基因的种子，但是市场上很难再找到。”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发展学院周立教授也给记者举了一个“要么接受，要么走人”的例子。
“以孟山都(Monsanto)和嘉吉(Cargill)两个公司建立伙伴关系为例。在美国，对于一个种植转基因玉米的农民来说，他别无选择。想购买种子，如果嘉吉公司是方圆一百英里范围内的唯一的农资和储运公司，又只卖几种孟山都公司生产的玉米种子，你就只能买这几种。如果不种孟山都的种子，你就找不到一个能卖出你玉米的市场。需要种子贷款？你得去嘉吉拥有的Ellsworth银行，你得告诉它你用来买孟山都的种子、嘉吉的Saskferco牌化肥。一旦玉米成熟，如果你不接受嘉吉所说的收购价，就只能拿这些玉米去喂你的猪了。即使喂了猪，想卖高一点儿的肉价，对不起，只有嘉吉的Excel公司买你的猪肉。你若要继续躲开嘉吉，脱离伤心的乡村生活，移民到城市去。你就成为了那60％的被破产兼并的失败农民中的一员。”
中国转基因水稻正处在从实验室获批走向餐桌的重要关头。5月8日，绿色和平与第三世界网络发布调查报告称，中国已经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进行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个转基因水稻品种Bt、CpTI和CpTI/Bt的研发，涉及了5-12项国外转基因专利。一旦这三个品种获得商业化种植，这些专利可能会像特洛伊木马一样从背后发起偷袭，严重威胁中国的粮食主权。
记者随即致电转基因水稻Bt63的主导研发人员、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张启发教授，但他表示实在太忙，暂时无法做出认真慎重的思考和回答。
罗媛楠认为：“转基因水稻转基因作物种子的价格往往是传统种子价格的２到４倍，产量却没有多少差别。如果中国商业化种植转基因水稻，将最终导致消费者购买粮食的价格上涨。另外，商业化种植涉及国外专利的转基因水稻，也可能让中国面临法律纠纷。中国转基因水稻所涉及的专利集中在孟山都、先锋/杜邦、拜耳和先正达等国外公司手里。国外的案例已经证明这些公司会通过法律途径向农民及农产品的下游经销商索赔，甚至向种植遭受转基因污染的常规种子的农民提出诉讼。”
在巴西，孟山都的做法有点像微软公司对待盗版软件：先漠视巴西农民从阿根廷走私转基因大豆用于种植，直到去年巴西田里三成的大豆已经是转基因品种时，便站出来要求付专利费。
曾就中国转基因水稻研发所涉及国外专利相关问题提出议案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蔡素玉女士向记者表示：“我国在开发转基因水稻的过程中，牵扯到外国的多项专利。我建议在没有完整分析外国转基因水稻专利权对我国农业生产带来的经济以及社会影响的情况下，应暂停目前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