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十年八年，无论热度还是力度，新加坡的“学习中国”，必将超越中国“学习新加坡”。 最近，新加坡公共服务委员会开始设立选派留华学生的奖学金，这显示新加坡政府对“中国经验”的重视，已上升到另一高度。
在我常驻中国的10年期间，曾接触过不少新加坡留学生，他们中有的是部门保送、有的是自费留学，也有一些利用派驻中国的机会，自发进修课程。
我就认识几位到北大、清华和复旦深造的新加坡官员，他们治学之严谨、态度之认真，让人刮目相看，其中的两位学成不久还升了职。很长时间以来，新加坡学生的“主留”对象是欧美大学，选择留学中国的，向来属于少数派。
早期留华的新加坡人，相当一部分修读文学和传播类学科，目的是回国投身与中文相关的行业，另一些是教育部公派留学的未来老师。也有专治工商管理或法律课程的，期望日后在“进军中国”的商道上，能站稳在制高点。
从开始时期的零星选派、自发留学，到后来有组织、大批的选送（比如2001年新加坡贸工部，送出人员到中国读硕士课程），再到政府部门中高层被送去清华大学读书，还有不同政府部门颁发奖学金给合适人选到中国，由此看出新加坡政府正逐步把培养“中国通”，当成一项重要国策去执行。
然而所谓的“中国通”，“段数”有高有低，如果仅熟悉一些皮毛文化，或者懂得官场潜规则，就以为“中国通”，说实在话不过掌握了基本功，新加坡更需要的“通中国”人才，显然不仅仅具备那样的水平。
既然是国策需要，为了国际战略的布局，新加坡动真格培养的“中国通”人才，必须能进入知识界、思想界，上通中国历史、政治与经济，下达民生与民情，并且对“中国与世界”互动关系有敏锐的洞察力，既能从广角度理性思考，也能走入基层实地考察，既是研究型人才，也具备参与的热诚。
新加坡治国理念的主轴是“务实”，因此鼓励学生留华，是基于深层次的战略考虑。作为外向型经济、并已晋升发达国家行列的新加坡，生存之本是维持大国实力的均衡，当主要大国的利益都与其息息相关，国家的利益就会获得更大保障。中国的经济规模已超越德国，排名世界第三，其政治影响力也与日俱增，新加坡与中国的交往，已不单纯是双边关系，而是新加坡国际战略当中的重要环节。
中国的发展和进步的首要关注点是，不断改善国内经济政治结构，推动社会变革，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已能更好地处理与整个国际体系、包括和西方国家及当前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的关系，在多极化努力中扩大与外界的经济、安全合作，不再死守某种思维和行为模式。中国的发展模式，显然符合新加坡的期望。
新加坡自然也注意到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在2005年的对华政策讲话，这项具备新思维的讲话对中国的判断很精确，他提出中国应当在国际社会作为“利益攸关方”（responsible stake holder）的角色，呼吁中国不要仅仅把自己当成国际社会的成员，而应承担更多、更大的国际责任。这等于说美国政府间接承认了中国世界性大国地位，认识到中美的伙伴关系。最近中国战舰到亚丁湾，为深受索马里海盗威胁的商船护航，就是“中国致力于扮演负责任大国角色”的现实例子，新加坡也乐见这一发展趋势。
新加坡培养“中国通”，当然是为了更有效地“通中国”，但这不是终极目标，因为包括新加坡在内的国际社会，都已从上述发展变化中清楚地意识到，“通中国”就是“通世界”的“必经要道”。
近日在新加坡举行的“邓小平访新三十周年纪念讲座”上，与会的几位中国学者就指出，中国把新加坡列为学习与借鉴对象，早期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经验，目前则重点关注执政模式。可以预见的是，再过十年八年，无论热度还是力度，新加坡的“学习中国”，必将超越中国“学习新加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