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脱魅”，就是社会摆脱愚妄无知且处处充满着偶像崇拜的野蛮状态，走向近代科学理性精神，并以此种精神培育近代民族国家，真正具有理性化精神的社会，文人的身体与政治完全是两码事：文人可以无行，但与文人干政治无关，政治是治理国家的事情，而不是文人的身体洁净或对身体的盲目崇拜。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进则朝廷庙堂，退而江湖山野”，这些中国文人的活法，都是极端自负的活法，李泽厚早就说穿了中国文化乃在于“儒道互补”，儒家讲要澄清天下，道家则倡出世无为，无论哪种活法，都要把文人的知识与德行结合到一起，都很累人。所以，“留取丹心照汗青”，办法只有一样：文章与品格。在这叫做“文如其人，人如其文”，否则就是“无耻文人”或“文人无行”。“文人”，又是古代惟一有知识的群体，也只有他们能谈点“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类的东西，至于一般人，是被称为“小人”、“野人”的，和政治仅有的关系是属于被治理的人群。不仅要搞文化，还要搞政治，中国文人肩上的担子就显得太重了些，按照现在流行的话来说是“沉重的肉身”，“前启蒙的身体沉痛”，还是孔夫子说得好“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岂敢毁伤”？
而西方文人则要轻松得多，先看身体，歌德老头八十多的人了，见了十八岁的小姑娘，照样日思夜想，诗兴大发，闹到最后，写歌德传记的多半会抱怨，那姑娘干吗不嫁歌德老头？文学史上从此少一大佳话矣！至于政治，文人们即使弄了，也会被瞧不起，马克思写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之后，忍不住对雨果的评论骂了一句“实在低能”！就连德国名牌大学哲学系毕业的小说家屠格涅夫，也被弄政治的小辈们说成无能，这大约就是屠格涅夫那本满腹牢骚的《父与子》的由来吧？人家弄政治哲学的祖宗柏拉图学诗不成，改宗哲学之后恨恨地骂：“把这些峨冠博带的诗人赶出理想国”———大意是说文人的头脑还不配思考哲学这种重大问题，按照中国话来说，这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不过，中国的文人传统向来不一样，孔老夫子笔削《春秋》，微言大义之后又去编“诗三百”，这还没完，弟子们还弄了个《论语》，好像现在从美国传过来的列奥·斯特劳斯（LeoStrauss）一般，因为一大帮的弟子们的吹捧而渐渐万能起来了，不过后者是弄柏拉图起家的，遇见孔夫子恐怕会说“别编什么诗了，干脆就一本正经微言大义吧”。如此说来，西方文人的身体与政治完全是两码事。
中国的文人，最最愚妄之处大约也就在于总是想把“身体”与政治挂钩。李国文先生的《中国文人的活法》一书，谈的都是中国古代文人那因陷于政治而分外“痛苦的身体”。这第一声痛楚的呼喊来自秦朝宰相李斯问斩之时，大呼上了政治的当，“牵犬东门岂可得乎”？话说回来，“焚书坑儒”这种高智商的杀人方式恐怕不是秦始皇一介武夫所能为，李斯把这些个不自量力、想要参与政治的儒生们坑杀之后，并没有在史书上写下任何关于他们身体的疼痛记录，所以，这第一人就属于李斯自己。这是中国文人与政治纠葛的开场白，接下去的，东汉大员姚期、魏晋名儒王衍，到近代的文人苏雪林等，文人干政，最后不落个身首异处，也是败坏道德。
一句话，中国文化的传统，向来是“身体和政治”紧密结合，文人、学者与政治官僚一把抓，哪里有西方文人、学者与政治官僚那么泾渭分明！马克思·韦伯早在《儒教与道教》中给中国近代下了一贴猛药，儒家与道教这些东西，缺乏近代“理性化”的能力，所以总是难以“脱魅”。所谓“脱魅”，就是社会摆脱愚妄无知且处处充满着偶像崇拜的野蛮状态，走向近代科学理性精神，并以此种精神培育近代民族国家，真正具有理性化精神的社会，文人的身体与政治完全是两码事：文人可以无行，但与文人干政治无关，政治是治理国家的事情，而不是文人的身体洁净或对身体的盲目崇拜。
但，中国文人的所作所为，恰恰相反，尽管孔老夫子早劝告他的弟子们不要去相信“怪力乱神”这些鬼魅的东西，可“文人”还是把老人家的塑像恭恭敬敬地放进孔庙，三跪九叩，企求这千年文宗的庇佑，一朝金榜提名，便可“春风得意马蹄疾”，看来中国文人的可耻、可悲与可叹，恰恰就在于这“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身体与政治紧密挂钩，总想把文人的身体政治化、偶像化，把文化的事业当成了政治的事业，把舞文弄墨当成了管理国家，进而又把国家政治当成了“烹小鲜”的厨艺，可见中国文人的愚不可及与狂妄自大同属一宗，不知究竟是出于对文字的狂迷与自信驱使他们去干政治，还是政治的血腥与权柄的显赫诱惑他们去弄文字，这大约也是一种文人与政治的“儒道互补”！所以中国文人才写了那么多的狗屁官样文章以及无聊失意的文字，或者学着那些被杀头杀怕了的想干政治而又不敢干的桐城派“学者们”去考据“四书五经”；
所以中国的政治也经常是乱而治，治而乱，一团糟糕，不仅创造了五千年文明史的奇迹，也创造了两千年封建史的奇迹。《中国文人的活法》一书，所讲的正是这些个古代文人的活法，不仅如此，作者还喜欢指桑骂槐地隐射现代中国文人的活法，由此也可见一端倪，真正公民社会的到来，必定是“路漫漫其修远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