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波:中国文人的身体与政治

  

  所谓“脱魅”,就是社会摆脱愚妄无知且处处充满着偶像崇拜的野蛮状态,走向近代科学理性精神,并以此种精神培育近代民族国家,真正具有理性化精神的社会,文人的身体与政治完全是两码事:文人可以无行,但与文人干政治无关,政治是治理国家的事情,而不是文人的身体洁净或对身体的盲目崇拜。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进则朝廷庙堂,退而江湖山野”,这些中国文人的活法,都是极端自负的活法,李泽厚早就说穿了中国文化乃在于“儒道互补”,儒家讲要澄清天下,道家则倡出世无为,无论哪种活法,都要把文人的知识与德行结合到一起,都很累人。所以,“留取丹心照汗青”,办法只有一样:文章与品格。在这叫做“文如其人,人如其文”,否则就是“无耻文人”或“文人无行”。“文人”,又是古代惟一有知识的群体,也只有他们能谈点“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类的东西,至于一般人,是被称为“小人”、“野人”的,和政治仅有的关系是属于被治理的人群。不仅要搞文化,还要搞政治,中国文人肩上的担子就显得太重了些,按照现在流行的话来说是“沉重的肉身”,“前启蒙的身体沉痛”,还是孔夫子说得好“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岂敢毁伤”?

  

  而西方文人则要轻松得多,先看身体,歌德老头八十多的人了,见了十八岁的小姑娘,照样日思夜想,诗兴大发,闹到最后,写歌德传记的多半会抱怨,那姑娘干吗不嫁歌德老头?文学史上从此少一大佳话矣!至于政治,文人们即使弄了,也会被瞧不起,马克思写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之后,忍不住对雨果的评论骂了一句“实在低能”!就连德国名牌大学哲学系毕业的小说家屠格涅夫,也被弄政治的小辈们说成无能,这大约就是屠格涅夫那本满腹牢骚的《父与子》的由来吧?人家弄政治哲学的祖宗柏拉图学诗不成,改宗哲学之后恨恨地骂:“把这些峨冠博带的诗人赶出理想国”———大意是说文人的头脑还不配思考哲学这种重大问题,按照中国话来说,这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不过,中国的文人传统向来不一样,孔老夫子笔削《春秋》,微言大义之后又去编“诗三百”,这还没完,弟子们还弄了个《论语》,好像现在从美国传过来的列奥·斯特劳斯(LeoStrauss)一般,因为一大帮的弟子们的吹捧而渐渐万能起来了,不过后者是弄柏拉图起家的,遇见孔夫子恐怕会说“别编什么诗了,干脆就一本正经微言大义吧”。如此说来,西方文人的身体与政治完全是两码事。

  

  中国的文人,最最愚妄之处大约也就在于总是想把“身体”与政治挂钩。李国文先生的《中国文人的活法》一书,谈的都是中国古代文人那因陷于政治而分外“痛苦的身体”。这第一声痛楚的呼喊来自秦朝宰相李斯问斩之时,大呼上了政治的当,“牵犬东门岂可得乎”?话说回来,“焚书坑儒”这种高智商的杀人方式恐怕不是秦始皇一介武夫所能为,李斯把这些个不自量力、想要参与政治的儒生们坑杀之后,并没有在史书上写下任何关于他们身体的疼痛记录,所以,这第一人就属于李斯自己。这是中国文人与政治纠葛的开场白,接下去的,东汉大员姚期、魏晋名儒王衍,到近代的文人苏雪林等,文人干政,最后不落个身首异处,也是败坏道德。

  

  一句话,中国文化的传统,向来是“身体和政治”紧密结合,文人、学者与政治官僚一把抓,哪里有西方文人、学者与政治官僚那么泾渭分明!马克思·韦伯早在《儒教与道教》中给中国近代下了一贴猛药,儒家与道教这些东西,缺乏近代“理性化”的能力,所以总是难以“脱魅”。所谓“脱魅”,就是社会摆脱愚妄无知且处处充满着偶像崇拜的野蛮状态,走向近代科学理性精神,并以此种精神培育近代民族国家,真正具有理性化精神的社会,文人的身体与政治完全是两码事:文人可以无行,但与文人干政治无关,政治是治理国家的事情,而不是文人的身体洁净或对身体的盲目崇拜。

  

  但,中国文人的所作所为,恰恰相反,尽管孔老夫子早劝告他的弟子们不要去相信“怪力乱神”这些鬼魅的东西,可“文人”还是把老人家的塑像恭恭敬敬地放进孔庙,三跪九叩,企求这千年文宗的庇佑,一朝金榜提名,便可“春风得意马蹄疾”,看来中国文人的可耻、可悲与可叹,恰恰就在于这“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身体与政治紧密挂钩,总想把文人的身体政治化、偶像化,把文化的事业当成了政治的事业,把舞文弄墨当成了管理国家,进而又把国家政治当成了“烹小鲜”的厨艺,可见中国文人的愚不可及与狂妄自大同属一宗,不知究竟是出于对文字的狂迷与自信驱使他们去干政治,还是政治的血腥与权柄的显赫诱惑他们去弄文字,这大约也是一种文人与政治的“儒道互补”!所以中国文人才写了那么多的狗屁官样文章以及无聊失意的文字,或者学着那些被杀头杀怕了的想干政治而又不敢干的桐城派“学者们”去考据“四书五经”;
所以中国的政治也经常是乱而治,治而乱,一团糟糕,不仅创造了五千年文明史的奇迹,也创造了两千年封建史的奇迹。《中国文人的活法》一书,所讲的正是这些个古代文人的活法,不仅如此,作者还喜欢指桑骂槐地隐射现代中国文人的活法,由此也可见一端倪,真正公民社会的到来,必定是“路漫漫其修远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