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能参观不能“入场”的南街村
被誉为中原大地四朵金花之一的南街村，名闻遐迩，我在上海已看过有关它的多篇报道，有誉有毁，疑者更多。作为颇具中国特色的“能人现象”之谜底，或许能在南街村找到。在我看来，这一谜底，关涉重大。人们到底按照什么样的原则结合在同一个组织内?如何确保该组织持续有效地运转?如何分配共同合作所产生的利益?这不仅是经济学而且也是社会学、伦理学甚至是政治学与法学共同关心的大问题。夸张一点说，我们民族能否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模式、新版本，似乎也与这一谜底有关。简单点说，我们透过“能人现象”，能否发现不同于西方人的东方人特有的人际结合方式呢?于是决定，立即往访南街村。
如何进入“南街村”这个调查现场?在南街村，我们一无亲，二无友，连个熟人都没有。开封党校不少老师到南街村去参观过，但未“入场”调查过。看来只有通过党校系统层层下转。决定第一站，先到漯河市党校(这次采访的陪同人永成在该校有几个同事与熟人)。由漯河市党校老师陪同进入第二站：漯河市党校下属的临颍县党校，而后由临颍县党校校长陪我们进入南街村。主意已定，立即收拾行李，搭乘长途公交车前往漯河市党校。
从开封到漯河市，路程不足二百公里，一辆破车开开停停，停停开开，足足花了八九个小时才到漯河市。好在南方丘陵地带长大的我，对如此广袤的北方平原景观还有一种新奇感，虽然它单调得几乎千篇一律。除了一望无际即将开镰收割的小麦，还是一望无际的小麦。在开封市境内，引黄河渠与水井这两种灌溉设施并存。出开封境界，基本上是机井灌溉，机井疏密不一，不少地方还是靠天吃饭(沿途很少见到河流，更无塘池与湖泊，这与江南乡村是完全不同的)。以平房建筑为主体的村落，掩映在树林丛中。此处华北平原的村落与江南平原相比，有两个特点，一是相隔距离较大，二是村落规模较大。整个黄河冲积平原，有相似的土壤结构与气候条件，造成了相似的种植结构。在一个个相似的村落与住宅庭院内，居住着有着相似心态、习惯与行为方式的村民。这或许是黄河文化高度同质性——既是空间上的同质，又是时间上的同质——的根源所在吧。中华民族的统一性，有人说统一于对历史的共同认同，有人说统一于政治，有人说统一于共同的文字，我更愿意说统一于村落文化。在古代中国，除村落文化外，别无所谓城市文化。然而，处于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大潮中，中国村落文化的现状与命运又将怎样呢?要研究这一个大问题，先得有一预设的理论分析的框架，然而，理论构架又只能产生于艰辛研究之后。近八年来，我在这两个悖论之间来回奔波，至今依然在彷徨困惑之中。早过“不惑之年”的我，依然处于“惑”中，实在是愧对孔老夫子啊!
晚8时，抵达漯河市。车站一带，新楼林立，宾馆其多，街道宽阔，随便找一宾馆下榻。我住的那一楼面，一二十套客房，大概只有三四套租出，空荡荡的。问服务员，方知这一带宾馆皆然。
上午8时，我与永成来到漯河市党校。永成在校门口便遇见了熟人——一位四十岁上下的党校女教员。我们说明来意后，她即热情地把我们引至校长办公室。这位中年校长对我们此行的调查计划与目的非常感兴趣，在表示积极支持我们的研究工作的同时，他又说：“对南 街村作较深入的蹲点调查太困难了。南街村这一典型出在我市，我们市委党校本来就有研究总结的责任。我们多次组织人到南街村去调查，但都参观了一圈便回来了，实在深入不下去。”一听此言，我们不免暗自吃惊：市委党校校长既可通过市、县党校系统，也可通过市、县、乡、村的党政系统进入南街村调查，如果他们只能“绕场转一圈”，那我这个外省市的“陌生人”，何以能“入场”调查呢?莫非声名在外的“典型”，设防更严吗?于是向校长请教难以深入下去的原因。校长说：“每天到南街村去参观访问的人络绎不绝。据说，1995年达到二十三万人次，平均每天有六百余人。为了接待一批又一批的来访者，他们设有专门的接待办公室，对前来参观的人有一固定的接待程序：登记，送一份介绍资料，到录像厅看录像，然后自己沿街逛逛，打道回府。企业内是不允许参观的，因为要影响他们的生产。南街村的大小领导都忙得很，哪有时间来接待你，除非是中央、省市的官员前往参观，主要干部方出来接驾。他们见过的中央大官不在少数，我这个党校校长算什么官呢?他们的接待站主任出来陪你吃顿饭，算是看得起你了。而他们所谈的，与公开材料上所写的也差不多。”原来 如此。
校长因校务繁忙，无法脱身陪我们去调查，他为我们挂了长途电话给临颍县党校校长，请他协助，另指派漯河党校教务处处长小高专程陪同我们前往临颍县。临颍在漯河与许昌之间，离漯河约三十余公里。搭上公交车，便与小高聊起天来。据他说，漯河是河南省对外开放的四市之一，原是个坐落在大沙河(淮河支流)之南的一座小县城。八十年代中，列入对外开放城市，升地级市，下辖三县一地区，人口二三百万。近十年来，城镇人口从数万猛增至二十余万。城市基础设施发展更快，新辟的街道，其车道、路灯、绿化皆按一流标准，两旁建筑颇具现代风格，俨然一座新兴的现代城市。宾馆林立，但客住率甚低；
商店栉比，但销售额不高；
商品房不少，但销售不动。问房价，曰：每平米三百余元。“如此低廉的房价，为何销售不动?”曰：“漯河市职工的平均月薪不过二三百元，养家糊口，尚属勉强，哪有余钱买房?有购买能力者，毕竟少数。”我想，中国近十年来的城市开发，多属政府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市场行为。由此而造成的经济、政治与社会效果，实在值得研究。市场经济内活动的主体是“经济人”，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起主导作用的却是“政治人”。我们要研究“政治人”在经济行为背后的观念心态与利益。现代样式的道路、楼房与内部装潢，通常被地方各级政府官员理解为“现代化的基本特征”。这是观念上的问题。这些现代化硬件，因其外显性与可衡量性，而在官吏升迁的“政绩”考评中，占据主要地位，故“政府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官吏实现自己的“政绩投资”。城市基建投资所需的巨额资金来源何处?在内地恐怕一是向银行贷款，二是向农民收敛。因为他们没有沿海城市吸引外资的便利。在缺乏透明度与监督的情况下，各承包商以贿赂形式争取承包权，实难避免。索取这种巨额且隐蔽的贿赂或是“政治人”实现政绩背后的利益动机将那么多银行贷款凝固在“现代化样式”的钢筋水泥中去，对中国经济的今后发展将带来何种影响?这是需要经济学家告诉我们的。
又谈及村落、宗族与村委的情况。小高说，他老家所在村落只有一二百户人家，不大。全村有三大姓，高姓是其中之一，另有一些杂姓。三大姓皆有族谱，是八十年代重修的，他这一代依然按宗族字辈排名。他本人上了大学，进了城，娶妻生子，给孩子胡乱取名，不再按字辈了。问其各大姓间有无矛盾，大姓有无欺负小姓的现象，他说：没有。问其大姓在村政权中是否占些便宜，他也说没有。但问其村支书、村长、村会计的姓氏，他逐一回忆，方知皆是高姓，于是笑了起来。他村内尚有一老父，年六十余岁。他兄弟三人或经商，或读大学而移 居城市。老家三人的承包地共三亩，全部租让给亲邻耕种。承租者除承担落到每亩耕地上的“公粮”(包括村提留、乡统筹及其他款项)外，还需给其父三百斤小麦，三亩共九百斤，足够老父一人全年衣食。我说，你父亲不是成了二地主了吗?小高说，这种现象，在农村很普遍，习以为常。况且政府也承认承包地的有偿转让。又说，老父在家倒也清闲，养两只羊消遣消遣，不愿到城里跟儿媳们过活。儿子们回家，给父亲一点零花钱，多少并不固定。
说话之间，车到临颍，已是上午10时许。小高引领我们至县党校，校长已在校门口迎候。在内地，你处处能感受到上下级之间的尊卑关系。我环顾一下县党校校舍，两三幢不知盖于什么年代的平房，门窗皆已破损，里面空无一人。校长说，正值麦收时节，老师与学员都回家收麦去了。在校舍之后，有一排近年来新建的二层楼房，约五六个单元。自东而西，书记住第一单元，校长住第二单元。校长领我们到书记家，他正忙于打电话，说是正替我们联系南街村的熟人。书记说，到南街村搞调查，怕不容易，每天来南街村参观访问的人那么多，村领导们一般不出来接见。我说，就找几个你熟悉的朋友来聊聊天。他说，南街村的宣传科长是他的朋友，其余的人并不太熟悉，更少交往。我原以为，县党校的书记、校长，应对近在咫尺的南街村情况十分熟悉，然而他们却所知甚少，令人惊奇。不知是他们出于谨慎，还是“ 墙里开花墙外香”。于是请他陪我们去找南街村的宣传科长。
宣传科大门紧闭，宣传科长不知去向。只得到南街村接待办去找王主任。有市、县党校人员的陪同、介绍，这位五十来岁、中学教员模样的王主任将接待档次稍加提高：他没有把我们引向“登记、购买材料，看录像，到商店里、厂门外、宿舍区走一圈，而后打道回府”的参观人流，而是进入他的办公室。宾主坐定，说明来意：我自我标榜的身份是“上海某著名大学的专家教授”，因慕南街村“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走集体化道路”之名而不远千里，专程到此，目的是了解“集体经济的带头人与集体经济高速发展之间的关系”。在此调查三天，找几个村领导、村民与外来打工者聊聊天。他的答复极为干脆：“村领导们诸务繁忙，无法接见来访者；
南街村详情书内都有，你既远道而来，可以赠书一套；
至于找村民、职工谈话，只要他们有空，你随时可找，我们没有任何限制。”说着，从书柜内取出四部书(一部《南街村话语》二十余万字，一部《中原风——南街人讲的故事》二十余万字，一部《理想之光——南街共产主义小区在建设中》，上下两册，近四十万字)赠送给我，并说：“看完后再有什么问题，可以来找我。”看来，我的南街之行的唯一收获，便是这四部书。调查成了阅读宣传品，甚为可笑。
已到午饭时分，王主任看了看手表，说：“市、县党校来客，理应由我招待，在此请吃顿便饭再走。你们两位(指永成与我)自费吃饭。我这人实话直说。”虽听了不是滋味，但说得也在理。于是一同随他吃饭去。饭局设在一新落成不久的饭店二楼雅间。说是便饭，烟酒、冷盘、热炒一应俱全。王主任请来饭店经理(姓耿，四十来岁)一同入席，六人一桌。这种“公私费”合伙吃法，我生平实为头一次遇到。然酒酣耳热、放言纵谈之际，也不失为调查之良机。现将王、耿俩人的谈话要点整理如下：
一、南街村现有村民805户，3130人，2006亩耕地。村设党委，下辖15个村民组，村企业组织——河南省中原工贸公司，公司下设方便面厂、食品厂、包装材料厂、中外合资彩印厂、胶印厂、啤酒厂等26个企业，职工12000余人。农业这一块，在八十年代初推行几年家庭承包制后，重新实行统一经营，建立集体农场，实现浇水喷灌自动化，耕播收打机械化。近几年来，小麦亩产平均450公斤以上。村办集体企业，发展极为迅速，1991年，年产值超亿元。1992年实现产值2.1亿元，到1995年完成产值12亿元。1996年产值目标15亿元，利税1.5亿元。在河南村集体企业中，名列第一。
随着村集体经济的逐年壮大，村民生活水平也随之提高。高标准的现代化六层村民集体住宅楼相继建成，绝大多数村民住进三室一厅或两室一厅的公寓。家用电器、家具、炊具、制冷取暖设备由村集体统一配备，村集体免费对村民供应水、电、气、食用油、面粉等等；
村民的入学、入托、防疫治病、人身保险、各项村提留、乡统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概由村集体负担。总而言之，南街村正向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小区过渡。
这一切成就的取得，王、耿两人都把它归功于南街村出了个好带头人、引路人——王宏斌，归功于王宏斌带出来的好领导班子。是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持走集体化与共同富裕的道路(每当谈到他们的好班子时，都流露出无限爱戴与崇敬之情)。
二、王、耿两人对分田到户后，农村社会出现的一系列现象，皆深表不满：农民各自为己，贫富分化，集体主义精神荡然无存；
土地分割细碎，农田水利失修，农业产量自1984年、1985年以来，一直徘徊不前；
地方各级官吏为民服务意识日益淡薄，只搞所谓“政绩”，急于提升，不计经济效果，甚至贪污腐败；
地方治安日益恶化，光靠严打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谈及地方官吏的腐败行为时，我问：“中央近几年出台的各项惩治党政腐败的措施能否达到清除腐败的目的?”他们的回答很干脆：“如今腐败成风，只有像毛主席那样发动群众运动，才有效果。”并说：“天天搞群众运动是不对的，但不搞群众运动更不对。”
三、这几年来，南街村出了名。南街村之所以成为全国人民关注的对象或有两个原因：一是南街村集体经济的高速增长，二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走集体化、共同致富的道路。正因为南街村依然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所以，不同观点的学者、记者都到南街村来找他们各自需要的东西。有些人是来找精神认同的。当毛主席的塑像被纷纷推倒之时，南街村却树起一尊汉白玉的毛主席塑像，由民兵日夜守卫；
当毛泽东思想受到怀疑、批判的年代，南街村公开举起毛泽东思想的大旗，坚持走集体化、共同富裕之路，而且那样成功，不少仍对毛泽东本人、对毛泽东思想深怀崇敬与信仰的群众、干部、学者、记者都到南街村来寻找精神认同。这一方面，留下许许多多感人肺腑的故事，他们的鼓励，成为南街村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一种精神力量。也有些人是来捡渣挑刺的，要想证明南街村搞的是“挂羊头，卖 狗肉”，说是“标新立异，欺世盗名”。当然，纯粹出于好奇，来南街看看的，也不在少数。
南街村的发展模式，受到中央、省市领导的积极支持与称誉。乔石、王恩茂、张爱萍、宋健、侯宗宾、李长春等都到南街来参观过，都对南街村的工作给予鼓励与表彰。
因席间谈得比较投机，我的这顿自费午餐，变成了免费招待。
饭后，县、市党校的陪同人员各自回去，我与永成在南街村找了个下榻处。
下午，与永成逛南街村。
河南省临颍县南街村地处豫中平原，位于临颍城南，紧靠贯通中国南北、直穿临颍县城的107国道(京深公路)，交通十分便利。该村的土地，除村东南角尚存数百十亩耕地外，全被现代化的道路、现代化的厂房、村委办公大楼、商店、宾馆、现代化的学校、托儿所，以及现代化的数十栋村民楼房占据。就从硬件建设的标准来看，与我近八年所参观过的数十小康村相比，其“现代化”标准，堪称第一。在号称发达的浙江沿海，或许也找不到如南街村这样“现代化”程度的村镇。
南街村内的“一条街”，仅一两千米，但十分宽阔。在有限耕地上铺建如此宽阔的“标准化”大道，与其说出于交通需要，远不如说供参观之用。沿街两侧的大楼、厂房墙壁上，悬挂各式标语。各企业的厂房上，写着“政治挂帅，思想领先，信用第一，用户至上”的标语。间或能看到“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的标语。这些口号给人的醒目感，恰恰不在于它们的新颖，而在于它们的“陈旧”。对于四五十岁以上的一代人来说，如今已变得陌生的口号，在二十年前可以说在中国一切有墙的地方，皆可看到。在南街村的标语口号中，有一条属于创新：“坚持外圆闯商海，严守内方治南街。”这就是南街经验的一个自我总结吗?可能是的。在大街东侧圆形广场上，矗立着一尊毛泽东汉白玉塑像。塑像前，有两位民兵昼夜站岗，塑像座底东侧刻有南街村党委书记王宏斌撰写的题为“饮水思源，重教后人”的碑文。
沿南街村的商业区、工厂区、教学区、住宅区转了一圈，回到宿舍，身临其境，方知在南街村找人访谈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前来参观者太多。东逛西转，也看不出一个名堂来，于是回来读王主任赠送给我的四部书。晚继续看书，其中确有不少我所需的材料，尤其是作家张宇所写的那部《南街村话语》。张宇在南街村泡了整整一年，其所看所访，自然十分深入；
其所思所虑，与我有不少“暗合”之处。
南街村的“能人现象”
清晨6时30分，被南街村高音广播中传来的《东方红》乐曲声所惊醒。我被这熟悉的乐曲最初唤起的感觉，真有一点“恍如隔世”。毛泽东把整个中国当作推行理想的巨大试验场，他发动一系列思想文化的批判运动，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反右斗争，直到“文革”初的横扫四旧与“文革”中的批孔运动，但是否把一切传统的“旧观念、旧习惯”从亿万人民的头脑中清除出去了呢?与一系列批判运动相配套的是一系列的思想教育运动，但冠以“毛泽东思想”的集体主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是否深入到人们的“灵魂深处”了呢?人脑是否犹如电脑，历史地储入其内的信息可以被“批判”所擦去，且被“教育”所重新输入?以“平等”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度的建立，加之“批判与教育”能否最终消除人性内最顽固的“私己贪欲”与“分别竞胜”之心呢?毛泽东的前半生，在与“阶级敌人”、“民族敌人”作战，他赢了，赢得那样灿烂辉煌；
他的后半生，其实是与人作战，与人性中“利欲”与“竞比心”作战，结果他输了。改革开放，究其实质是对人性中的“利欲”与“竞比争胜欲”的默认，市场经济不正是靠着“利欲”与“竞比争胜欲”之两轮而启动、运作的吗?然而在南街村，这里依然“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这里，每日清晨的《东方红》乐曲，汉白玉的大理石雕像，满墙的“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的标语，仅是一种形式 ，还是具有真实的内容呢?直到傍晚时分，我在旅舍读完了王主任赠送的四部书。善读书者仍可从这些宣传物中找到问题的部分答案。
一、关于南街村与其他村的异同比较。
南街村(地处临颍县城南街，故名)，原有耕地2006亩(其中1200亩耕地已被工厂、道路、学校、村民楼房所占据)，若按原耕地面积计算，人均耕地0.64亩，凡河南各市、县城乡结合部的村，人均耕地通常低于全市、县人均耕地面积。在解放前，凡市、县城乡结合部的村民，大多兼工商业，就此而言，南街村与河南其他各县的东、西、南、北街村并无二致。
王所赠送的四部书内，并没有单独提供该村宗族、姓氏结构的说明。从零星的资料来看，该村姓氏很杂，且有回族村民，以王姓为多。这在村党政主要领导成员的姓氏结构内也有所反映：四名正副书记、三名正副村长中王姓占四名，至于这四名王姓干部是否属于同一宗族，书内没有任何资讯可寻。但我估计是同一宗族的。一般而言，在城乡结合部的行政村内，姓氏结构较杂，且宗族观念较弱，就此而言，南街村与县城四周的村没有什么不同。1981年，全县推行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南街村也不例外。处城乡结合部的南街村得地理之便，加之土地十分稀缺与历史上的经商习惯，全村剩余劳力迅速向非农经济转移：一是在县城内设摊卖烟、卖菜，或搞饮食业。二是到外地务工经商。随着家庭劳力与经济重心的转移，家庭承包的土地或转让出租，或粗放经营，或任其荒芜，这在全国城乡结合部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指八十年代初的几年内)。1981年，南街村已办起两个集体小企业，一是砖瓦厂，二是面粉加工厂。此时也推行个人承包。结果是承包者个人发了财，集体欠了债，村民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就此而言，南街村与其他市、县近郊各村并无差异：农业这一块非但不增，反有下降趋势；
农户非农收入迅速增长，贫富开始分化。
南街村之所以成为如今的这个样子，起始于1984年。是年，村党政班子作出一项重大选择：
重新走集体化的道路。第一步是将两个承包给个人的小企业重新收归村集体，由集体承包。但这已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承包制了。因为由村委任命的厂长，只领工资，既无奖金，更不参与企业利润的分配。第二步是在村民自愿的基础上，重新将承包土地陆续收归集体：这项重新集体化工作始于1986年，完成于1993年。随着村集体企业的迅速发展，全部农业劳力转入村企业，使这项土地耕作重新集体化与企业化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当村集体企业把绝大部分甚至全部劳动力皆吸纳其内时，废除土地家庭承包制并重新集体化与企业化的做法，并 非南街村的首创。当然，就全国范围而言，只有极少数的行政村能走此道路(全国有九十余万个行政村)。南街村集体承包的特点在于企业厂长主要是一种责任承包，没有所谓的“个人利益激励机制”。承包者不参与企业利润的分配，与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有企业厂长相似。
从表面上看，南街村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在这种“企业集体承包制”下，集体工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二是他们所一再宣称的“毛泽东思想挂帅”。
村集体经济的发展速度是惊人的。据他们自己的统计，1984年产值70万、1985年130万、1986年320万、1987年730万、1988年1400万、1989年2100万、1990年4100万、1991年突破亿元大关、1992年2.11亿元、1993年4.2亿元、1994年突破8亿、1995年达12亿元。各年的利税占总产值的10%左右。这些统计数字是否可靠，有无水分在内，我们无法核实。且在四本书内的统计数字并不一致。但南街村各项“现代化硬件设施”明摆在那个地方：他们确实很富有。南街村从1984年的2个小企业，发展到1995年拥有26个企业的大企业集团，一部分原因归功于村党政班子的投资决策：围绕农副产品深加工办企业，围绕着龙头产品上配套项目。这就是他们所谓的“双围绕”发展战略。从这26个企业的产品结构来看，确实是这样的。面粉厂、食品厂、方便面厂、啤酒厂、包装厂、运输公司、养鸡场，等等，都是围绕粮食加工与深加工旋转的。
就此而言，只能说这是南街村引人注目的一个原因，但决非主要原因，因为全国的亿元村，见诸历年报纸的就有数十个之多。引起世人关注并争议的是他们对村集体经济快速增长的解释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的结果。在全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只有在河南临颍县的南街村能听到“文革”时代的“革命歌曲”，能看到“文革”时代的标语口号，以及1993年竖起的毛泽东大招手的汉白玉巨大雕像。人们不禁要问：南街村的“毛泽东思想”只是一种外在形式，还是具有实质性的内容呢?
问题的可能答案是：两种回答皆不符合南街村的实际情况。
二、南街村的村集体(或说村落共同体)：村落文化与毛泽东思想。
1984年，南街村重新走向集体化之路。经历十余年的发展，这个拥有八百余户，三千余人的行政村成为一个集体资产雄厚且具有很高凝聚力的真正集体或说真正的共同体，一个参与市场经济竞争并依靠市场竞争而发展壮大的村民集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一个行政村，何以能形成一个真正的集体，并以集体法人的资格参与市场竞争呢?这一现象，一直引起我的高度兴趣与关注。因为这个问题，在我看来，直接关涉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可能的重大问题。为了深入地分析南街村现象，让我们先来谈一点理论问题。
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说，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只是一种经济手段，中国的经济学家们补充说，只是一种经济资源的配置手段与方法。在经济资源诸要素中，劳动力是最重要的要素之一。这也是经济学家们一致同意的，然而，在不同性质的社会内，人们的行为目的与方式是各不相同的，人们的合作原则及由合作而产生的赢利之分配方式也是各不相同的。这一个问题，恰恰被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忘却了。黑格尔在其《法哲学》中曾经说过，市场经济社会具有一种惊人的力量，把个人从他们各自所属的集体或群体中揪出来，使原集体成员相互之间变得生疏，并承认他们都是独立自主的人。市场经济把人扯到自身一边来，要求他替它工作，要求他的一切都通过它，并依赖它而活动。在市场经济中，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所谓他人与组织，只是实现个人利益的一种工具。在市场经济中，一切激情的巨浪汹涌澎湃。中国推行市场经济的实践过程，为黑格尔的上述论述提供了新的注释，以致无需我们作进一步的分析了。
于是，提出了一个十分重大的理论与实践的问题：以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村集体，何以能把它的成员约束在集体之内，并自觉地效忠于集体呢?有两大因素足以导致村集体的瓦解：一是村落内部的传统因素，一是市场经济因素。市场经济因素正如黑格尔所说，但从中国目前的实践来看，“市场”瓦解“集体”采取两种方法：其一是直接将集体成员从集体内部拉出来，成为市场经济内追逐个人利益的独立自主的个人，其二是依然处在集体之内，但在观念与行为方式上已被“市场”所揪出，从而在集体内利用集体组织与资产谋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这便是在中国各国有企业、各集体企业内普遍发生的以权谋私、损公肥私的“腐败行为”——这里的“腐败”是从集体或国家利益的角度来定义的。村落内部的传统因素存在于家(或家庭)与村集体组织的关系之内。行政村是由数百户独立家庭所组成的。将行政村转变为一个真正的集体，一个有着共同利益以及有着共同精神认同的共同体，必须要与各家庭小群体内的家庭利己主义作斗争。如果户户各顾其家(在中国村民中，发家致富的愿望一直是十分强烈的)，村集体势必瓦解。由此可见，处于传统村落文化与市场经济双重制约影响下的行政村，要巩固和发展集体组织与集体经济，必须要以精神文化建设为中心：一方面反对市场经济中的利己主义对集体内部的侵入，又充分利用市场；
另一方面，反对村落内部的家庭利己主义，同时充分利用村落内存在着的各种伦理资源。
为了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南街村的主要领导确实十分重视以集体主义为中心的精神文化建设，而精神文化的思想资源，一是来自于毛泽东思想，二是来自于村落文化。
关于村落传统文化，王宏斌说：“南街村的农民决不是沿海一带的农民。开放意识、思想观念与沿海农民和城市居民相比，都有距离。咱们南街村不少人身上始终保持着传统的思想观念。我不以为传统观念和作风都是错误的，很多东西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必须继续保持与发扬。”南街村为分配集体福利而建立“十星级评比”活动，每月一次。在十项评比标准中，有思想品德、尊师重教、家庭伦理、邻里关系与造福乡里。这与古代乡村社会的村规民约没有什么不同。更为重要的是，南街村集体组织内部的权力来源与运作方式，干部与村民关系，带有极其浓厚的村落传统伦理特征。
我先引《南街村话语》作者的几则调查材料及其感受：“南街村许多老人说起他们的班长(指王宏斌)，就像自己孩子那样洋溢着一种亲情……这些话语里，表现了南街村内一种特殊的干群关系。”“有些村民亲口对我说：“俺班长从小就是个好娃子，俺班长是俺们的主 心骨，王宏斌是俺南街村的带头人，王宏斌是毛主席在俺南街的接班人。’”南街村推销员穆国灿，在回顾第一次到北京打开市场的那段艰辛的日子时说：‘王宏斌对我说，你记住你是个推销员，但和别处的推销员不同，那就是你出门在外，君命可以不受。班长说，你在外就是代表咱全村老少爷们，出门在外，你就是我王宏斌，可以全权处理业务。这种信任和支持，我穆国灿就是死在外边，心也甘哪。”这种信任与忠诚，只有在村落共同体内才有可能产生。“王宏斌有个习惯，动不动就在群众大会上和群众谈良心。他常常说，我别的没本事，我敢和别人比良心，只要老少爷们发现我王宏斌背良心，我就下台。”在由陌生人组成的市场经济社会内，只讲规则，不讲良心。“良心”一词只有在村落群体之内，才能获得它固有的意义与力量。村集体领导在村民大会上动辄讲良心，且敢于讲良心，既是一种自信，更是一种力量。若在市场经济社会内，人们就会问：“良心值几个钱？”良心，或是弱者的自慰，或是强者的巧饰。
南街村之所以成为它今天这个样子，原因甚多，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用南街村民的话来说：“南街村出了个王宏斌。”“王宏斌带出了一套好班子，好班子带领全村村民走集体化与共同富裕的道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南街村是一个伦理共同体而不是一个契约 化的集体组织。王宏斌是一个为村民作主的领袖，而不是村民选举的干部(虽然村民会一致选举他)；
村集体内的主要行为规则源于王宏斌的“以身作则”，而不是全体村民协商达成的规章制度，即“以法作则”。而王宏斌之所以能“以身作则”，是因为他的“良心”。而他的良心，即是全体村民利益与意志的一种内化。古代儒家的“修、齐、治、平”说，实渊源于同一的村落文化之内。
关于毛泽东思想，王宏斌说：“南街为什么要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当1984年把承包权收回来后，支部一班人就坐下来进行讨论，南街为什么要发展集体经济?为什么要办集体企业?这个问题好回答：为了挣钱。挣钱目的又是啥?是让南街人都富起来。再继续讨论，钱怎样才能挣出来?大家议论纷纷：要选好项目，要有好设备，要出好产品，要选好人，选懂经营、会管理的能人。当然，要办好一个企业，不管它是什么性质的，必须具备以上几个条件。但咱们的企业是集体性质的。即使具备上述条件，挣了钱，但钱完全有可能到不了集体与村民手中，而是流到个人手里。因此，要搞好集体企业，要确保钱回到集体手中，需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那么，怎样才能使南街人都成为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找来找去，还得把毛泽东思想端出来。用毛泽东思想反对一切损公肥己、以权谋私的腐败行为，发展集体经济……要反对以权谋私、损公肥己行为，毛泽东思想是最有效，最锐利的武器。”的确，在同一市场经济海洋中运行的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企业组织，对外必须服从同一市场竞争规律，然而内部的权力来源与运行及分配方式随所有制结构的不同而不同。村集体企业，必须有集体主义的精神。必须将一切腐蚀、破坏集体的行为排除出去：南街村选择了他们所理解的毛泽东思想——主要是一种集体伦理思想。
三、南街村巩固与发展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之路的三大措施。
1.实行低工资、高福利的分配制度。
南街村为什么推行低工资、高福利的分配制度?王宏斌说，为了限制与消除产生以权谋私、损公肥私等腐败现象的最终根源——私心。最有趣的是，王宏斌将人的私心理解为相互攀比，相互争胜之心。他说：“人们没有私心，有权的不会以权谋私，不会搞腐败，没权的人就不会损公肥私。这一切错误的、消极的、腐败的现象都是由于私心所产生出来的。如何在南街消除或缩小私心的滋生蔓延，找来找去，没有其他办法，只有从所有制这个问题上去解决……我们认为，私有制的成分越大，人们所产生的私心就越多。……这几年，南街村的生产资料已全部公有化了，人们不再因生产资料而产生私心。但是，仅有这还不行，人们的私心还会产生。因为目前的生活资料还有部分是私有制。要想解决生活资料公有制，必须通过分配这个渠道去解决。如果不解决生活资料私有制问题，人们还要比。他的一家比咱们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攀比消费水平，有积蓄的可以拿积蓄来赶上人家的消费水平。家里没钱的，就会想歪点子。有权的搞以权谋私，没有权的，就搞损公肥私。这两样都不能搞的，便去偷，去抢，去骗，违法犯罪。所以，咱们在解决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后，还要下功夫解决生活资料公有制问题。现在咱们新建起村民楼，配套下来每户八万多元。里面的大件东西全部姓公，小件东西如衣、被、鞋、袜还是姓私的，这些要随南街集体经济的发展，逐步把现在姓私的东西都变为姓公。让南街人富得个人一分钱存款都没有。到那时，不存在私有的东西了，人们的私心就会大大减少，但不可能全部没有，那时，人们的私心会体现在谁的官职大一 点，谁的权力大一点，谁的名气高一点，要去争，去比，去计较。私心会体现在这几个方面。但不再以权谋私，损公肥私，不再去偷拿公家的财物了。”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缩小工资分配上的差别，扩大公共福利中的平均分配份额，这一思想，确实是源于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曾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这一制度，但失败了。王宏斌在他小小的王国推行共产主义试验，会成功吗?
据云，自1988年以来，王宏斌固定月薪250元。这样，村党政主要干部一律250元。各分厂厂长月薪在300—350元之间，说是以工资体现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其实只具有象征意义。值得指出的是，公共福利这块的分配，只涉及南街村村民范围之内。截至1996年，南街企业集团共有职工12000名，其中属于南街村的，至多2000人，其余万名职工来自南街村之外，他们无权参与“高福利”的分配。
2.在南街集体企业的管理上，坚持“集体承包”，不搞个人承包制。
王宏斌在解释这项制度时说：“根据南街过去承包的教训，在南街咱们认为个人承包是一种懒办法，是一种没办法的办法，是表明一级党组织无能的办法。咱们还认为，在南街奖金越发，人的私心越重；
奖金越发，人的觉悟越低；
奖金越发，人与人的关系越淡薄；
奖金越发，党组织的形象越差，党群关系越紧张。”的确，由个人承包乡村集体企业的大量实践表明，承包者往往利用集体企业组织来获取个人管理经验，建立私人供销渠道，积累私有资金，然后转为私人企业。在这个意义上，个人承包制往往是从集体所有制向私人所有制的一种过渡形式。南街村为防止村集体成员间的贫富分化，推行集体承包。这种承包制的前提条件是，各集体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必须在精神、动机上对村集体效忠。这也便是他们强调“政治挂帅”的基本原因了。当然，取消了个人物质激励机制的集体企业负责人，之所以积极工作，一是靠王宏斌为首的领导班子的“以身作则”，二是南街村集体通过高福利分配制度已让他们富得无需更多的货币。三是在南街村发扬光大的毛泽东遗产：学习与斗私会制度。
3.南街村的斗私会。
在南街村深入采访一年之久的张宇告诉我们：“深入采访，我们发现南街村从上到下现在还经常召开斗私会。从形式上看，很像过去极左思潮时期的批判会和斗私批修，”他曾出席过南街村委班子内部的一次斗私会，“挨批的是一个领导班子成员，他拿着一个本子，低着头，红着脸，一看就知道是批评对象。他是南街村销售公司总经理，其他人围坐在那里，发言很积极，争着一条一条摆着事实，讲道理。副村长郭全忠嗓门最大，和斗争坏人一样严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会场虽然不大，人也不算太多，但非常严肃，那种气氛让人感到紧张和压抑。”副村长郭全忠本人也挨过比这更严厉的批评，“当初工人们修柏油路时巴结他，往他家门口拐了十来米，他没拒绝，默认了这一事实。但郭全忠的父亲却放心不下，夜里竟睡不着觉，半夜去敲王洪彬的门，告了儿子一状。王宏斌等郭自己来作检查，但一直等了四十天，郭一直没有主动检查。有一次开群众大会，王宏斌在大会上把这件事讲了出来：‘身为副村长，还不如他老爹觉悟高。占这么大便宜不检讨，这还像不像一个共产党员。我一直等，等了你一个多月，不见动静。现在你站出来，给全村的老少爷们说说，你这表现丢人不丢人，都要这么干，村 长们还不都成了自私自利的人?那样的话，群众如何相信我们?’郭全忠只好站出来，当众给村民作检讨。事发突然，他有点慌乱，又是事实，就脸红脖子粗，开始时脸上冒汗，后来就眼里流泪，公开认了错，群众才让他过了关。”据说，班子所有成员，都当过批评对象，班长王宏斌，也在几千人的群众大会上做过检讨。
村里的领导班子内部是一种斗私形式，对待群众是另外一种斗私形式。负责群众斗私问题的副村长告诉《南街村话语》的作者说：“对待群众，这问题很复杂，要分层次，区别对待。一般问题由村干部进行批评教育，帮助群众把问题解决就完了，一般不上斗私会。但问题严重的，一定要上斗私会。开斗私会不是目的，目的是不但教育本人，更重要的是通过典型事例教育大家。”在南街村几乎每年都搞一次大规模的政治教育活动。如1991年初，南街村四位年轻厂长一度居功自傲，被“停职检查，接受批评”，一时间，广播、报纸、大辩论、小型座谈会等多种批评形式，铺天盖地而来。1992年，发动全村对党员、干部、职工开展三评议活动，通过评议，有错误的受到处理，不合格的就地免职，先进的予以表扬。以后，一年一度的三评议活动定为制度。1994年，南街村开展以“反官僚主义，反以权谋私，反弄虚作假，反无所作为，反铺张浪费”为内容的整风活动。如此等等。
四、关于南街村经验的若干思考。
1.南街村经验，引来了许多赞誉，也遭到不少怀疑与否定。褒之者将南街誉为“中州大地的一方净土”，怀疑者认为他们的“政治挂帅”，挂的只是羊头，卖的是狗肉。贬之者认为南街村实践完全不符合现代文明准则，带有鲜明的极左印记与原始村社的痕迹。褒贬者各以其所是攻其所非，甚无谓也。我们所能肯定的是：南街村是一个集体，他们正在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在全国推行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与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在一个行政村范围内，重新将分散、独立的村民在自愿基础上重新组成一个集体，并以集体经济的名义，参与市场经济，从而发展集体经济，这确实是一条艰难的道路。在这方面，南街村作出了自己成功的探索。我们所关心的是，这个集体得以存在与发展的条件是什么?它能否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具有普遍意义的经济主体?
2.“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果还有什么本质区别的话，那么其区别不在于“市场经济”，而在于“在市场经济海洋内”各独立运行的经济主体的性质。若在市场海洋内各独立运行的“大小船只”是私有制性质的，那么，它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若在市场海洋中各独立运行的“大小船只”是国有制或集体所有制性质的，那么，它便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但以国有制与集体 所有制为主体。众所周知，中国的农业经济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建立起来的各集体组织早已解体，亿万规模狭小且相似的家庭成为农业经济的独立主体。迅速兴起的乡、村集体企业，绝大多数只是名义上的：普遍推行的“集体企业私人承包制”，往往是从集体所有制向私人所有制的一种过渡形式。国有制企业，由于种种原因也处于急剧的衰落之中，私有经济成分越来越占据重要地位。我们往往以为，集体企业性质的蜕变与国有企业的衰落，只是一个体制问题，机制问题。其实是人固有的“发家致富”欲望与市场经济固有的力量与精神(如黑格尔所说的那样)对集体主义精神与集体利益侵蚀与分解的必然结果。恰如南街村王宏斌所清醒地认识到的那样：集体企业赚到的钱，如何保证落到集体手中，而不流入私人腰包，这不仅仅是一个规章制度的问题，更是一个集体主义的思想文化建设的大问题。南街村的“政治挂帅”、“毛泽东思想领导”以及他们的各种形式的“斗私会”都是围绕此目标而进行的。要使每个村民成为村集体的一员，并自觉地服从集体利益，这对于集体经济的巩固与发展，确实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市场经济中的所有企业，无论是什么性质的，概以赢利为目标，亏损必须破产，这是没有争议的。办企业要资金、土地与劳力，企业赢利要靠内部的科学管理及生产出适合市场需要的产品，这也是没有问题的。但作为集体企业，还有一个确保合作创造的赢利如何回到集体手中的问题，因此必须有一种与此相适应的规章制度。但要使这一规章制度有效运作，还需要一种与此相适应的精神，这种精神，只能是集体主义精神。
3.在各独立农户之上如何形成一个集体组织?这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又过于复杂的问题。在我国广大的村民中，能否通过平等的协商，通过一种民主程序，制定一套契约化规章制度，并选举自己的领导人执行这些制度，从而使之成为一个集体并有效地合作呢?一个较不乐观的估计是，至少目前尚不具备这一条件。因为在中国村落文化中的各种人际合作的传统方式中，没有一丝一毫现代民主与法制的因素。虽然，开大会、选举、定章程这套现代民主程序也输入到乡村，但村民依然无力按现代民主程序自发地形成超家庭的各种集体合作形式。村民的集体利益与集体意志是要由一个“别人”来认识、来代表的。“南街出了个王宏斌，王洪彬带出了一个好班子，好班子带领村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句话的意义与力量只有在村落文化内，才能得到理解。从“为民作主”到“民主”，从“以身作则”到“以法作则”，我们民族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问题在于，王宏斌这类人物的产生，往往出于偶然。虽然我 们在这类人物的身上能找到村落文化的因素，但村落文化并不必然促成这类人物在绝大部分村落内成批成批地产生出来。这也正是南街村之所以成为南街村，且南街村经验无法推广普及的一个根本原因。假如王宏斌突然从南街村消失，南街村是否还能长期保持它如今所是的这个样子?我敢大胆地预言：不可能。
这里涉及到一个更大的理论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否建成，关键在于它能否创造出一种在市场中有效运作的集体组织形式，这种集体组织既然无法通过契约方式产生，那只能求助于王宏斌式的人物。但这种人物又只能是可遇而难求的。那么，我们能否创造一种新的精神文化，使得王宏斌式的人物成批地产生出来呢?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4.南街村的集体，主要是对南街村原村民而言的。就南街集体企业集团而论，如今已拥有12000名职工。其中属于南街村集体成员并有权享受村集体福利的职工，至多不超过2000人。
其余10000余人是来源于外村、外乡、外县甚至外省市的打工者。他们参与了南街村集体福利的创造，但基本上享受不到比工资丰厚得多的集体福利。据此，有人将南街集体企业称之为“集体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是否有经济学上的根据，姑且不论，但它所指称的现实是明摆着的。
（摘自《黄河边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