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装电视剧《双凤奇案》中，民女孙玉凤为了洗刷家兄冤情，远赴京城告御状，历尽千辛万苦，最终蒙太后召见，得以伸冤。但其丫鬟却被活活打死在「拦驾太后」的过程中。凡是看过这一电视剧的观众，无不被中国古代告御状历程的曲折与险恶所震撼。而在黄南丁氏所作《杨乃武与小白菜》一书中，乃有叶杨氏为救二弟杨乃武性命竞不惜自己的血肉身躯去滚三寸钉板 。那三寸钉板究竟是啥模样？书中写道：“门前一块钉板，是有一人高下，二尺余阔，都是三寸长的钢钉，雪也似白的放出光华”。对此，谁看上去能不胆战心惊而退避三舍呢？然而，叶杨氏当“想到自己若不告部状，乃武性命不保”时，便“不禁把牙关一咬，猛然大喊了声：冤枉，求青天大老爷伸冤呐！即迈动脚步，飞也似奔上前去，向钉板上直扑下去。”血肉之躯扑向“有一人高下，二尺余阔，都是三寸长的钢钉，雪也似白的放出光华”的“钉板”上，其痛苦自不待言。本来「告御状」是人治社会的一个主要特征，是皇权专制社会的独特现象，而延至当代中国，已经是一种悲哀了。
然而，有谁能够想到，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告御状」（上访）者所面临的艰辛与凶险，与当年民女孙玉凤的遭遇和叶杨氏“滚三寸钉板”相比，竟有过之而无不及。而见证者就是一个叫做「截访」的新名词。它虽然出生不久，“年龄”不大，但却来头大，势力大，竟能在光天化日之下，把上访者收拾到摸不着家门的地步。
据上访者云：在北京永定门西街甲一号的国家信访局接待站的门口，数个月一直有来自地方各省市、自治区的公检法人员的有组织的拦截(劫)群众上访的严重事件发生。特别是在第十届人代会召开期间，最多时，在中央来访接待站的门口，停着数百辆公、检、法的警车，数千名截访人员站在长长的通道里，谁敢进接待站就打谁!就抓谁！野蛮简直到了极点!辽宁省本溪市上访人孙维琴上访时被截访者群殴倒地，有人大声呼救，保安无动于衷，还调侃地说：「谁躺地上了？我怎么没看到？」孙抗争不成，后愤而吞药自杀，幸被救活；
陕西省咸阳市上访人李小婷，因拒绝截访者强行查看身份证的要求，被一群截访者一哄而上，拳脚相加，直到把她打得躺在地上无法动弹；
另一名上访者邓殿全见状，疾呼「要打死人了」，哀求凶手住手，却立遭四个截访者痛殴，邓殿全被打得浑身是伤，以至无法行走，在临时栖居的马路边养了几星期；
上海唐霞珍、徐兆兰、付玉霞等数名上访者在胡同里被拦截并遭踢打，抓伤，血痕条条；
瘦小的付说：截访者狠命揪住她，都快把她拎起来了……许多上访者被抓回当地后，被非法监控、软禁、关押、乃至发送劳教，个别的甚至被迫害致死。
在统计方式存在许多死角和漏洞的情况下，中国民政部发表去年中国城镇贫困人口是两千万，农村贫困人口推算在九千万到一亿五千万，在城镇打工的农村民工和家属的数目应不低于四千万，中国的贫困人口应在一亿五千万到两亿一千万之间。存在他们之中的农民失地、工人失业、学童失学、官员形形色色的“权力出租”所铸造的冤假错案和枉法贪污受贿的腐案可以说是遍及神州，比比皆是。
他们其中的一些人忍饥耐饿，克服种种阻力和艰难困苦来到北京上访，满腔热血期望得到公平、得到赔偿、得到平反、得到……然而，中国各地方政府却对这些广大上访群体举起“截访”的大棒，毫不手软的进行残酷镇压，回报给他们的不是支持和关爱，而是冷酷和恐怖。记得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这本书出版时（1748年），中国正值康乾盛世，可谓四海升平，国泰民安。由于康熙对洋人开放、宽容和客气，基督教也好，天主教也罢，均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个不知好歹的孟德斯鸠不但不领情，反而还说我们“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见前书第129页）而令《康熙王朝》赞叹不已而引为自豪的千古一帝，在二百多年前的洋人眼里，只不过是一位靠着恐怖、强权才坐稳江山的皇权专制者。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的泱泱大国，立国之基础竟被孟德斯鸠说成是“恐怖”，难道我们也不感到汗颜？好在这是在256年前被孟德斯鸠妖魔化了一回。如今二百多年过去了，几代人过去了，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那么，中国的统治基础是否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谁也不用费心研究，出生在当代中国的“截访”这个新名词，就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圆满的答案，这就是，中国的统治基础仍是“故我”，任凭世界民主潮流浩浩荡荡，“我自岿然不动”。这岂不是我们自己在妖魔化自己吗？
可是话再说回来，“截访”虽然一时“截走”了“上访者”，也捂住了当地的“假丑恶”；
也暂时抹掉了天子脚下一些治国者所不愿意看到的一道“政治风景”，换来了某些治国者耳畔的一时风平浪静。然而，仔细想民“截访”已经“截走”了上访群体对中央政府最后的信赖和希望；
已经“截走”了由多少共产党人用自己的鲜血淋漓在民心上所积累起来的而被贪官污吏的贪得无厌所糟塌，已经所剩无几的共产党的政治资源；
已经将民之所想民之所盼嬗变成中国社会一股巨大的潜流。
潜流将如何流向，目前已有明显的显示。如果不早日让“截访者”下岗，把“截访”送到历史的垃圾堆里。那么，当由冤恨冤屈冤魂所汇集成的潜流激荡成惊涛拍岸轰鸣时，离政治风暴的刮起恐怕就不远了。其实，正从这个层面来讲，“截访”虽然打着维护稳定的招牌，却正在“截走”中华民族的长治久安；
虽然举着为执政党添光增彩的旗帜，却正在“截走”执政党在民意中的亲民为民形象和执政的合法性。俗话说：“事要公道，打个颠倒”，某些治国者不妨作个换位想想，如果没有天大的冤屈，有哪位母亲愿意从“黑发告到白发”？又有哪位母亲愿意拎着自己亲手割下的儿子的脑袋进京讨“说法”？“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样的社会能够稳定吗？这样的世道合法吗
当年民女孙玉凤和叶杨氏为了洗刷一奶同胞的冤情，要付出人命和滚三寸钉板惨重的代价。在新社会，本来人民是主人，党和国家的各级干部（当然包括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是公仆。宪法也明文规定公民有不可侵犯的上访权。可是，曾几何时，“主人”向“公仆”陈述冤屈，讨要公道却叫做“犯上作乱”，必须“截访”，绳之以“法”。共产党员张志新当年不就是因为为当时的国家主席“寻求公道”而被新社会的“红色恐怖”堵上嘴巴、割断喉管、夺去了生命吗？张志新为当时国家主席“寻求公道”竟然付出如此之大的代价，未免太让人恐惧了！
新社会的当权者常常这样说：“我们要学习张志新的五不怕精神。”毛泽东更要求人们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12页）这些话当然都不错。张志新为追求真理“寻求公道”而斗争的勇敢精神确实是值得人们学习的。而“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时候”也确实“必须有这种”“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精神。”（同上）不过我们要进一步提出一个问题：共产党员为真理而斗争，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以生命为代价，迎来了新社会；
而在新社会，为真理而斗争，为“寻求公道”为什么还要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为什么“把皇帝拉下马”还得以“舍得一身剐”为代价？为什么还得需要拿出当年叶杨氏“滚三寸钉板”的视死如归的勇气？难道这是合理的现实吗？共产党人的理想难道就是为后人重新安排一个以“不怕坐牢、不怕杀头”、“舍得一身剐”和“滚三寸钉板”为代价去追求真理、行使“寻求公道”的权利的社会环境吗？不，这决不是我们共产党人奋斗的目标。
我们正是要改造那种追求真理要以牺牲生命为代价、“把皇帝拉下马”要以“舍得一身剐”和“滚三寸钉板”为代价的社会环境，并切实从制度上保证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为真理而斗争、“寻求公道”的民主权利。为真理而斗争、“寻求公道”，在旧社会会有人牺牲、付出代价，人们不难理解。但在新社会也要有人牺牲，付出代价，就让人不可思议了。因为新社会总应当比以往任何时代为人们提供更好的条件，我们不是常说社会主义社会有无比的优越性吗？
因此，我们应当从历史上绵延不绝的“告御状”和“恐惧”的历史悲剧中，得出一些有益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教训，这就是要下大力气，直面社会现实的弊端，勇于克服“还未克服的遗物”，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肌体日益健康起来。当年召公尚且明白“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是“鄣子也。”他从自然现象中竟能悟出了一点“防民之口，甚于防水。水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水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否则，“若雍其口，其与能几何？”的道理来。难道已经进入21世纪的中国共产党人反倒会不明白此理，却还在恋恋不舍热烈拥抱这个由“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的母体所分娩出来的一个令人恐怖的专制新品即“截访”吗？
2004年8月27日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