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先生在《为什么是自由主义，什么样的自由主义？——与石勇先生对话》一文中，对当下中国的自由主义作了反思和严厉的批评。作为中国特色的自由主义的“旗手”之一，他这样做是需要勇气的，大冒得罪他的阵营同仁和追随者的风险。但我相信徐友渔先生是真诚而又勇敢的，他在说真话，他真诚，因而他对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反思和批判就更有力量。为此，我愿奉献我一个铁杆左派对他的尊敬。
徐友渔先生对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批评，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批判“经济”自由主义，二是批判“右派”的自由主义，三是批评“保守”的自由主义。当然，毕竟自由主义是一家，徐友渔先生对它们的批评又是留着“面子”的，就是尽管这些自由主义表现要批评，但“自由主义”这面大旗本身还是要要的。
首先，徐友渔先生认为，石勇那篇批评他的文章的“一个相当可取之处”，是区分了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徐友渔先生自辩说，在《评中国九十年代的“新左派”》一文中，他已经有了对经济自由主义的批评：经济自由主义“认为市场化就是私有化，以加快改革步伐为借口肆无忌惮地化公为私，把改革的成本和代价全推到普通人民群众身上。可能有少数自命为自由主义者的人支持或默认以上言行，但真正的自由主义是与此格格不入的”。但他又说“我们谴责的对象严格说来不应该称为‘经济自由主义’，而应该是与权力体制联系的‘市场主义’，这种依靠市场的权贵主义与在拉美和东南亚某些国家中的专制既得利益是不一样的，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看，最恰当的称呼是‘市场列宁主义’”。既要与“经济自由主义”划出界限，又不想“自由主义”被经济自由主义玷污，徐友渔先生便“恶其名而改之”了。
其次，徐友渔先生对“如何理解国际关系”上的右翼自由主义表现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石勇批评右翼自由主义的一种“‘一反到底’的单向度思维在1998年中国驻南使馆被炸和到现在仍然未算真正结束的伊拉克战争中得到痛快淋漓的反映。支持战争的‘自由主义者’认为美国的制度是民主的，那么美国政府的某些对外行为便也是正义的；
而谁胆敢反对侵略战争，谁就是在维护专制。”徐友渔先生承认了“他的批评是针对中国的自由主义，这种批评值得认真对待，对某些人来说是切中要害”。徐友渔先生对右翼自由主义批评起来也毫不客气：“作为自由主义者，近年来我常常痛感我的一些朋友在知识结构和思想方法方面的欠缺，他们思想的基调只有自由、民主—专制、极权的对立，他们不知道国家除了这种分类并导致对立外，还有考虑问题的其他维度，比如民族国家作为一个利益单位，比如地缘政治的考虑是国际关系中不可缺少的，是超乎国内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他们不了解历史的复杂性”，“我知道存在着成为教条的自由主义者的危险，我很警惕，我希望我的朋友也警惕。”他这里简直就是对右翼自由主义者作教育小学生般的启蒙工作。这说明他是“恨自己家的孩子不争气”。毕竟天下自由主义是一家，他为“一夜美国人”辩护了。但对“一夜美国兵”呢？他停下不说了，算维护自家人的面子。他显然是“我没有表态支持过美国出兵伊拉克”的。
第三，徐友渔批评了保守的自由主义。他说“在自由主义者中间，开始出现了分歧和分化的苗头。我以复杂的心情看待一种新兴的、强有力的动向：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合流。对刘军宁以爱德蒙·柏克为典范解释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关系，我没有太大的异议。但我的问题是，如果说在英国历史上早就存在着可贵的自由传统，因而保守意味着保持这个传统的话，那么在中国要保守什么传统呢？” 在某种意义上，“我愿意做忠诚的、建设性的反对派”。相对于对这一派自由主义的“怀疑”的和委婉的批评，徐友渔先生对上面两种自由主义的批评不能不说是严厉的。
毕竟维护自由主义的大旗，徐友渔先生批评自由主义的目的还是为了更好地反击“新左派”。但正如“自由主义”内部有许多“错误”的或“伪”的自由主义，左派内部也同样如此。他批评的“新左派”的内容不能不说也有道理，但他批评了自由主义的三种表现后，还能继续高举自由主义的旗帜，那么“左派”本身，而不是“新左派”、“伪左派”，的旗子也可以照样竖起来。实际上，没有左派对号入座的“新左派”的概念本身是非常可疑的。我宁愿将左派划分为“鲁迅左派”、“毛左派”，其它左派等等，还可以划分为“自由左派”与其他左派等等。左派内部的矛盾不亚于一些左派与自由主义的矛盾。比如，崇尚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既要搞自由民主宪政，又要提倡阶级解放，并维护左翼民族主义的“鲁迅左派”、“自由左派”，完全赞同市场经济、法治、人权、思想和言论自由、权力的制衡等等思想，在许多方面就跟自由主义一致，但他们仍然是左派。徐友渔先生不是说“也许，从社会民主主义出发也可以抵达和实现这些价值”吗？并且，他这句话是对的，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不是出自本土”，“这些理念和价值并不是我们思想文化传统中故有的东西，需要学习，就应该从源而不是流起步研究”。
自由主义者徐友渔先生左转了？从他对经济自由主义、右翼自由主义、保守自由主义的批评来说，完全可以成立。但要说明，再左转，还是自由主义，可称为“左翼自由主义”，与左派阵营的“自由左派”正好配对。至于徐友渔先生又表态：“世界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我找不到理由使我决心在自由主义这棵树上吊死。我认为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如市场经济、法治、人权、思想和言论自由、权力的制衡等等，对中国很有参考价值，我是为了这些价值而研究、言说自由主义，如果有更好的主义，我何必死守着它？”可作善意的理解，徐友渔先生是可变化的，当然是越变越好的，至于自由主义这杆大旗，他倒是可抗可不抗的。“从社会民主主义出发也可以抵达和实现这些价值”，那就完全有可能，徐友渔先生为“社会民主主义”者，这也只是以后的话，但可以从一个侧面补充说明他左转了。
目前仍在抗着自由主义大旗的徐友渔先生虽然批评了自由主义的三种表现，但还是要说“对分歧和分化的动向不无忧虑，同时我也感到乐观。分化是思想、学理研究深入、发展的标志和必然。如果中国的自由主义成为内部倾向、观点多元杂陈，交锋、争论不断的思想流派，这决非坏事。” 毕竟“由屁股决定”，这对自由主义仍有希望的话很有必要说。实际上，对于已经严重分化了的左翼内部，又何尝不是这样观点多元杂陈，交锋、争论不断，“决非坏事”。
至于徐友渔先生最后希望“如果目前自由主义—新左派的僵硬划界能有所松动、改变，那一定体现了中国知识界的长进。观点的分歧和对立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对专制和非正义的抗争”，那是我作为一个左派也完全赞同的。“新左派”没有左派承认而是自由主义强加的，那么“自由主义—新左派的僵硬划界”不能不更多是自由主义的过错。左派和自由主义的争论还会进行下去，只是不要认为：自己自由主义阵营内部是分派的， 而对方左翼阵营只是铁板一块。
2004年10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