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图罗·托斯卡尼尼无疑是20世纪最伟大的指挥家之一。这位意大利指挥大师生于1867年，去世于1957年，在他90年的人生旅程中历经两次世界大战和法西斯主义在他的祖国的兴起与破产，虽然作为一个真正的音乐家他对政治本来兴趣不大，但历史却使他与同时代人一样不得不面对政治。在错综复杂、纷繁险恶的政治风云面前，许多人由于种种原因作出了铸成“千古恨”的错误选择，不谙政治的托斯卡尼尼却能明辨是非，嫉恶如仇，不畏强暴，洵属可贵。
托斯卡尼尼出生在意大利帕尔马市一个贫穷的裁缝家中，他的父亲年轻时曾参加过加里波的组织的千人红衫志愿军，但后来一直郁郁不得志，终身穷困潦倒。托斯卡尼尼从小就显示出在音乐方面有特殊天赋，九岁半时，就被位于帕尔马市著名的“皇家音乐学院”录取。父母之所以把他送去学音乐，倒不是考虑到他的兴趣爱好，而是音乐学院实行寄宿制，只要品学兼优，就可免费食宿，大大减轻家庭负担。经过九年苦读，年轻的托斯卡尼尼以最优秀的成绩于1885年夏从皇家音乐学院毕业。毕业后他的事业一帆风顺，不到30岁就被公认为意大利最优秀的指挥家，欧美各大剧院竞相请他去演出、指挥。就在他名声日隆、忙于在世界各大剧院间穿梭往返、沉溺在音乐世界的时候，现实世界却风云突变，第一次世界大战如晴空霹雳突然爆发。
战争使全欧洲都陷入民族主义的狂热之中，托斯卡尼尼也不例外，为爱国主义激情所裹挟。在子女们面前，他最爱说的一句话是：“人只能有一个妻子，一个祖国和一个家庭。”（［意］朱塞特?塔罗齐：《音乐是不会死亡的——托斯卡尼尼的生平和指挥活动》，人民音乐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95页。）他每天都急切地打听前线的任何消息，还买来一张详细的地图，插上许多红旗标明战况进展和部队调动情况。他坚决支持自己的大儿子参军上前线，同时还考虑自己如何报国。此时他已47岁，由于年近半百只拿过指挥棒从未握过枪杆子，于是他决定用指挥棒来为祖国服务，组织了对前线将士的募捐义演，在他的说服动员下，不少名演员参加演出。听众成千上万，票房收入创造纪录。义演的大获成功使他深受鼓舞同时又不足于此，干脆组织了一支精干的乐队深入前线部队巡回演出。在爱国精神的鼓舞下，他多次冒着枪林弹雨到前沿阵地劳军。有次意军强攻奥军防守严密的一座山岭，托斯卡尼尼得到消息后立即驱车直奔战场。这时战斗还在进行，壕沟里躺着战斗双方的几百具尸体，还有更多的伤员在呻吟，“眼前的场面令人触目惊心：硝烟弥漫，弹坑累累，铁丝网被剪断，枪炮声中夹杂着士兵们的咒骂声和哭叫声。托斯卡尼尼毫不畏惧，示意乐队起奏，在炮火声中指挥了一首又一首军乐曲。战斗结束后，托斯卡尼尼获得一枚勋章。”（《音乐不是会死亡的》，第91页）此战之后，他一直呆在前线，直到意军在卡普雷托之役大败，他才随乱军逃回。
惨绝人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欧洲满目疮痍，面临严重的社会和精神危机。各种极端思潮和社会力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其中法西斯主义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而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正是法西斯的鼻祖，1919年3月他在米兰召开了“战斗的意大利法西斯”成立大会。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却是个“极左派”社会党人、坚定的国际主义者和革命者，激烈反对议会政治，尤其反对党内“温和派”参与议会政治和支持政府侵略利比亚的主张，坚决反对党内温和的知识分子领导人，鼓吹“街垒好汉”，相信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持久战中”，“将产生新的活力、新的道德价值，以及接近古代英雄的新人。”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却转向极端民族主义，积极主张参战，反对意大利社会党的中立政策，表示“要提高嗓门，用洪亮的声音高呼这个可怕而又令人神往的词：战争！”结果，他被社会党开除，成立了法西斯组织，憎恨自由精神、反对民主制度和议会政治、宣扬坚决排外的极端民族主义、推崇强权和暴力、主张专制统治、无情镇压反对派。法西斯主义认识到若想取得政权，除了以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为号召外，一定还要争取工人群众，所以对商人、金融家、资本家、 地主等都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如墨索里尼就常常大谈特谈8小时工作制，给劳动者养老金和种种福利待遇等。在整个20年代，法西斯的成份绝大多数都是下层民众。苏联著名作家爱伦堡当时常驻西欧，亲眼看到法西斯主义兴起的全过程。在意大利，他一次次看到法西斯党徒的暴行和规模越来越大的游行，他写道，那些法西斯党徒相信“他们的领袖正在引导意大利走向繁荣、社会正义并摆脱国际资本。”（［苏］爱伦堡：《人.岁月.生活》，海南出版社1999年版，中卷，第83页）他还亲耳听到墨索里尼在一次阅兵式上的演说：“法西斯主义的和无产阶级的意大利，前进！……”（《人.岁月.生活》，中卷，第257页）
托斯卡尼尼此时已是名满天下的指挥家，属于生活富裕的中产阶级。但对祖国强烈的爱和对下层人民的深深同情，使他与当时不少人一样，对法西斯主义颇有好感，表示支持。因为“法西斯可说是一场‘反革命’的‘革命’：它的革命性质，在于其词汇，那些自以为是社会受害人提出的动听请求，也在其主张全面改变社会形态的呼吁之中。此外，它还刻意借用改造社会革命主义者的符号，越发体现其革命气质。”（［〔［英］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0页〕1919年秋，他甚至同意作为法西斯组织米兰选区的竞选人之一，在该组织的一次集会上宣读参加竞选的候选人名单时，他的名字紧随墨索里尼之后，大厅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许多人向他祝贺。但在1919年11月18日举行的大选中，法西斯运动的候选人无一人当选，托斯卡尼尼也只得4514票。
以音乐为“天职”的托斯卡尼尼对这次竞选失败毫不介意，重新专注于音乐世界，又回战前曾任指挥的斯卡拉歌剧院，并组建了一支自己的乐队，多年梦寐以求的愿望终于遂愿。也就是在这短短的两三年间，法西斯势力在意大利迅速壮大，在议会中有不少席位，黑衫党的暴力活动越来越猖獗，打砸反对派机构、暗杀反对派领导人。1922年10月28日，墨索里尼发动著名的“向罗马进军”，意大利国王授权他组阁，法西斯在意大利夺得大权；
在两个月后的选举中，法西斯分子也通过选举得到了米兰市的领导权。与他人的预料相反，当托斯卡尼尼听说墨索里尼受命组阁、法西斯开始掌权时，竟气得破口大骂：“墨索里尼该枪毙！他肯定会使咱们遭殃的！”（《音乐是不会死亡的》，第111页）因为在这短短的两三年中，他看到了法西斯暗杀、殴打迫害反对者，看到了法西斯袭击、封闭反对自己的媒体，看到了法西斯一堆堆焚书的场景，正是耳闻目睹了法西斯的种种暴行，使他对法西斯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变化。虽然法西斯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支持下层”的政纲依旧，托斯卡尼尼的爱国热情和对下层民众的同情也依然如旧，但良知使他在暴力面前突然醒悟，当不少人人把墨索里尼看作是民族的救星时，托氏却看到了他会给民族带来巨大灾难，确有先见之明。
墨索里尼上台后，立即开始全国法西斯化，把银行、学校、机关、报纸和议会等控制在自己手中，其他政党和工会组织都被取缔，共产党和社会党领导人不是被抓就是流亡国外，一批批反对者被投入监狱。法西斯化的重要一点是对国民的精神控制，灌输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开始了全国性的对法西斯主义颂扬和对“领袖”墨索里尼狂热的个人崇拜，机关、学校、剧院等各种公共场所都按要求挂上了墨索里尼的肖像。但由于托斯卡尼尼的坚决反对，斯卡拉歌剧院顶住巨大的压力，坚持不挂墨氏肖像，他和墨索里尼的关系越来越紧张。1926年春，斯卡拉剧院上演由托斯卡尼尼指挥的名剧《图兰朵》，墨索里尼提出要观看演出并要求在他入场时乐队要高奏法西斯颂歌《青年进行曲》。对此，托斯卡尼尼的回答是：可以，但要另请一位指挥。墨索里尼听说后极为气愤，剧院经理和托斯卡尼尼的几个朋友急忙出来劝他改变主意，指挥演奏《青年进行曲》。但无论他们怎样劝说，托氏拒不妥协，墨索里尼感到甚丢脸面，只好不观看演出。由于托斯卡尼尼名声太大，墨索里尼虽不高兴暂时也无可奈何，而且，因其曾经支持过法西斯所以对他还一直心存希望，盼他能重新支持法西斯，提高法西斯党的威望。有次墨索里尼路过米兰，指名一定要见托斯卡尼尼。几次推脱不成，托斯卡尼尼只好去见他。见面后，墨索里尼滔滔不绝，大谈艺术、政治和人生信仰等等，而他则直楞楞地盯住墨氏身后的墙壁一言不发。最后，墨索里尼终于露出见面目的，要求他加入法西斯党，但托斯卡尼尼断然拒绝。
法西斯政权的统治越来越严酷，而托斯卡尼尼的反对却也越来越激烈。1931年5月中旬，他从米兰到波洛尼亚市立剧院演出，当地的法西斯领导人也要来听音乐会，并要求开演前要先演奏《国王进行曲》《青年进行曲》。剧院老板早就听说过托斯卡尼尼不愿指挥演奏这类颂歌，于是作出妥协，安排他人指挥加奏这两首乐曲，请他同意。没想到托斯卡尼尼竟气得把自己的大衣和帽子扔到地上，大喝一声：“不行！”当地法西斯领导人听说后，表示不来听音乐会。但当天晚上，托斯卡尼尼乘车来到剧院门口刚下汽车，一群法西斯匪徒突然把他团团围住，又打又骂，好几分钟后托斯卡尼尼才得以脱身，演出只得取消。在他乘车回米兰要经过的几条主要街道上，法西斯又组织了群众游行，狂呼谩骂他的口号。事情发生后，法西斯当局又怕人知道，下令各报一律不准登载此消息。但托斯卡尼尼毕竟名声太大，此事还是满城风雨，家喻户晓。为了“消除影响”，当局的统一布置下，各报对托斯卡尼尼发起了猛烈围攻，给他扣上种种罪名，由墨索里尼弟弟把持的《意大利人民报》写道：“他认为演奏颂歌会亵渎艺术，这是对法西斯党员和意大利人民的纯洁良心的污辱。因此，他们的反应是合情合理的。”（《音乐是不会死亡的》，第129页）从此时起，他上了警察局的黑名单，电话全天被监听。不过，警察局的电话录音战后却成为研究了解他的珍贵档案。他在电话中对人说：“我盼着赶快离开这儿，因为我实在忍受不下去了！”“我情愿抛弃一切，包括家庭在内。我要自由地呼吸。在这儿他们会掐死你的！你的想法必须跟那家伙（指墨索里尼，笔者注）一致！……我可永远也不会和他想到一块儿去……永远也不会！我只是在开始时犯过糊涂，现在一想起来就觉得难为情！”（《音乐是不会死亡的》，第130页）对自己早先因一时糊涂支持过法西斯的无心之过，他深深忏悔。正是这种忏悔精神，使他能迅速“迷途知返”，而不少人则因缺乏忏悔精神而一错再错，最后仍对自己的所作所为百般辩解，拒不悔罪。
对欧洲即将面临血光之灾，托斯卡尼尼早有预感，所以常常接受邀请到国外、尤其是到美国演出。因为他感到出国可以使自己和自由开放的环境保持接触，避免长期在专制制度下变得僵化、保守，丧失创造力。但真正要背井离乡，一时还决心难下。早在1929年春，他到奥地利和德国巡回演出获得巨大成功，到处是鲜花和经久不息的掌声，媒体好评如潮，对他的指挥天才赞叹不已，在街头常被人拦住表示祝贺，希望他能多呆几天。巡回演出的成功使他激动不已，但他却没有陶醉在成功的喜悦中，相反，他却对奥地利和德国的社会、政治现状担心不已，隐隐有种种不祥之兆，感到一场危机全欧洲的灾难可能由此而起。从1930年到1932年，他的足迹几乎踏遍欧洲，对局势的发展更加忧心忡忡。1932年他到德国参加瓦格纳音乐节，指挥虽然获得成功，但他却不愿再到德国。此时已是纳粹上台前夜，德国已经弥漫着浓烈的法西斯气氛，使他难以忍受。对有“音乐王国”之称的奥地利他一直深有好感，特别是对萨尔斯堡音乐节的评价极高。当1938年法西斯德国吞并奥地利后，他感到一切都完了。这时他最不愿意在三个国家指挥演出：德国、奥地利和自己的祖国意大利。在国内，形势也越来越严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1938年4月，意大利追随纳粹德国公布了《种族宣言》，开始迫害犹太人；
1939年2月掀起“纯洁文化”运动，开始禁售犹太作家和一切“不正确”的书籍。托斯卡尼尼虽然不是犹太人，但对迫害犹太人愤怒已极，曾和12位指挥家联名致电德国纳粹当局抗议希特勒排犹，还曾到巴勒斯坦为犹太人义演以示抗议。他对友人忿忿说道：“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走，愚蠢至极。那家伙（指墨索里尼，笔者注）头脑发昏了，会使我们的意大利遭殃的。种族法令是奇耻大辱。”由于他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意大利各报又开始对他进行新一轮围攻，要求“应该及时对污蔑法西斯主义和法西斯革命的人采取严厉措施。” （《音乐是不会死亡的》，第135页）由于他影响巨大，法西斯当局恼羞成怒，意大利驻苏黎世领事公开扬言应该把托斯卡尼尼抓起来枪毙。他家门口开始有两名警察日夜监视。1939年秋，72高龄的他终下决心离开欧洲，流亡美国。临走前，他专程回到离开多年的故乡帕尔马，来到母校皇家音乐学院，当看到已经发黄的自己青年时代照片时，白发苍苍他不禁老泪纵横。古稀之年踏上流亡之路，很可能客死他乡，怎能不怆然涕下？
由于受到监视，他只能与老伴匆匆离开意大利，从法国乘船直赴美国，儿女都留在意大利，对极重家庭感情的他来说，因此一直深感痛苦。值得庆幸的是，他刚到美国，德国就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托斯卡尼尼对美国并不陌生，以前他曾多次到美国巡回演出。1929年10月24日华尔街发生导致世界性灾难的“黑色星期五”事件时他正在纽约，是这次全球经济危机导火线的目击者。由于常到欧美各地巡回演出，他对以后持续数年“大萧条”的惨状较许多人有更直观的感受。然而，当不少深具良知者，尤以文学家和艺术家为甚，都因这种“大萧条”而对市场经济和民主自由制度充满疑虑，甚至因此转而成为极权专制制度的支持者时，托斯卡尼尼却依然对民主自由价值深信不疑，认为极权专制制度更加危险可怕，将给人类造成更大的灾难，足见其不仅有良知，而且有洞见。这种社会洞见，确为许多感情茂盛的文学家、艺术家所缺。
到美国后，美国国家广播公司交响乐团立即与他签约，年薪10万美元，而且不用交所得税，每周只指挥一场一小时音乐会即可，待遇可谓优厚。然而，他的内心却充满忧虑，始终思念牵挂留在国内的儿女，对祖国的命运心忧如焚，因此优渥安定的生活并未使他完全沉浸在音乐世界而忘却现实，相反，他一直积极参加各种反法西斯活动，多次举行义演，积极购买战时公债，与其他政治避难者一起联名写信谴责法西斯，公开支持美国政府参战。他还常和流亡美国的意大利抵抗组织成员见面，给他们力所能及的经济资助。为此，罗斯福总统在给他的信中赞扬说：“我们本着人道主义和坚定不移地为自由献身的精神，赞赏您在音乐领域中作出的极为出色的贡献。您象所有真正的艺术家一样，从自己的一生经历中认识到，艺术只有在享有自由的人中间才能繁荣。正因为如此，您常常登上指挥台，为受压迫和受苦受难的大众演出。”（《音乐是不会死亡的》，第145页）
托斯卡尼尼是真诚的爱国者，同时又是理智的爱国者。因此，他能将夺取国家统治权力的法西斯政权与国家本身区分开来。在国内，他看到不少人因“爱国”而支持法西斯政权时，总是痛心疾首地劝人不要将政权与国家混为一谈。在国外，他看到不少对法西斯深恶痛绝的外国朋友也把意大利和法西斯混为一谈时，深感不安，也总是耐心地向人说明自己的祖国与法西斯政权的区别。热爱祖国意大利，谴责法西斯政权，是他的一贯态度，这也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应有的态度。
艺术家率真任性的气质和嫉恶如仇的天性，使托斯卡尼尼根本不知何为世故圆滑，对人对事，从来立场鲜明，总是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看法。面对墨索里尼的威胁利诱，他不屑一顾，横眉冷对；
而对富尔特文格勒、卡拉扬等屈服投降纳粹的同行，他更是嗤之以鼻。
维尔赫姆·富尔特文格勒（1886－1954）是当时与托斯卡尼尼齐名的德国指挥家，1920年任著名的柏林爱乐乐团指挥，还曾指挥过纽约爱乐乐团。纳粹上台后，他积极参与纳粹的文化工作，后来还参加了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并担任过纳粹政府的音乐顾问。对他的投靠纳粹，斯托卡尼尼鄙夷地说：“在作为音乐家的富尔特文格勒面前，我愿意脱帽致敬。但是，在作为普通人的富尔特文格勒面前，我要戴上两顶帽子。”（《音乐是不会死亡的》，第133页）富尔特文格勒原本是唯美主义、唯艺术主义者，坚持认为艺术和政治应该而且可以截然分开，两者之间没有直接关系。据说这是不论由谁统治，他都不愿离开“音乐之乡”德国和奥地利的重要原因。
奥地利青年音乐家赫伯特·冯·卡拉扬（1908－1989）此时已崭露头角，显示出惊人的指挥天才。他是托斯卡尼尼的崇拜者之一，曾象朝圣者一样骑着自行车千里迢迢前往拜罗伊特去听托斯卡尼尼指挥的巡回演出。不久他来到德国追求自己的事业发展，在1935年初年仅27岁就成为亚琛剧院的音乐总监，是德国当时最年轻的音乐总监。档案表明早在1933年4月8日，即希特勒上台两个多月后，卡拉扬就在奥地利的萨尔斯堡主动参加了主张吞并奥地利的纳粹党，而他后来却自称是在1935年迫于无奈才加入纳粹党的。他辩白说自己原来并不是纳粹党员，在亚琛歌剧院当音乐指导时是不是党员并不重要，但到签订就任音乐总监的合同时，他的秘书对他说，亚琛纳粹党部的头儿已放下话来，说合同难以通过：因为被提名当音乐总监的人居然不是党员！他坦承，摆在他面前的那张加入纳粹党的申请书等于是一道门槛，跨过去就意味着可以得到无限的权力和对乐团的资助，可以无拘无束地指挥音乐会，可以巡回演出，可以有自己的秘书和办公室，快活如登天堂。但前提条件则是必须入党，还有不时地为党员们来一场演出。他认为这些条件都无所谓，就在入党申请上签了字。
平心而论，富尔特文格勒的想法和卡拉扬的解释不能说毫无道理。艺术与政治本应有相当间隔，或者说，艺术家应该享有是坚持“唯艺术”或是以艺术为自己所赞同的政治目的服务的自由或曰基本权利。然而，在法西斯艺术/政治高度一体化的“整体性”观念中，艺术是其政治动员中的重要力量，艺术不仅不能“独立”而且必须为既定的政治目的服务。否则，艺术家不仅不能从事自己心爱的艺术，甚至会受到有生命危险的严惩，严酷的现实使“纯艺术”或“唯艺术”事实上不可能。在这种情境下，尤其是在纳粹的滔天罪恶还未充分暴露的情况下，音乐家富尔特文格勒和卡拉扬等人的选择虽然难以苛责，但终究成为他们的历史污点，令人遗憾。
相比之下，托斯卡尼尼的选择更显难能可贵，令人敬佩。当时与纳粹合作的知识分子无外两种原因，不是出于精明的利害算计就是出于错误糊涂的理论认识。由于与法西斯早有“渊源”，如果托斯卡尼尼愿意，完全可以成为法西斯政权中的“元老”级人物，成为不可一世、君临全国的“音乐沙皇”。这种权柄赫赫为不少人梦寐以求，他却弃如敝屣，为是非而不计利害，为良心、原则而甘冒生命危险。托斯卡尼尼只是个音乐家，对政治、国家等并无高深的理论，然而当许多博大精深之士甚至象海德格尔那样的大哲学家在这是非难辨的政治风云中都作出错误选择时，他仅凭自己的良知和常识就明辨是非。“繁词复说，道之蔽也。”有时，那些看似玄妙高深冠冕堂皇的理论反使人心灵蒙尘，眼被遮蔽，步入歧途。
对富尔特文格勒和卡拉扬的失足，托斯卡尼尼直到战后都不能原谅。战争结束后，奥地利政府邀请他到享有盛誉的萨尔斯堡音乐节担任指挥，虽然战前他曾参加过萨尔斯堡音乐节并且评价极高，但现在他却断然拒绝，明确回答说：“谢谢，我不来。我不想和富尔特文格勒及冯?卡拉扬接触，他们无疑是伟大的音乐家，但他们曾为希特勒和纳粹分子效劳。”（《音乐是不会死亡的》，第146页）或许他过于苛刻，但他生性如此，凡事都不妥协，终生未变。
战争结束时，托斯卡尼尼已年近八旬。在余下的几年中，他经常在美国和意大利之间穿梭往返，时而演出，时而灌唱片，忙得不亦乐乎，似乎不知“老之已至”。但1957年元旦他突然病倒，十几天后便在纽约病逝，离他的90岁生日，只差两个月。
终其一生，他屡次卷入政治漩涡，但都是出于良知，无任何其他企求。1948年底，由于他辉煌的艺术成就和勇敢坚决反对法西斯的人格威望，意大利总统任命他为终身参议员，但被他婉拒。他答复说：“我是一个年迈的意大利艺术家，您的这份突如其来的电报使我甚为不安。函望您谅解，任命我为终身参议员的决定完全违背我的意愿，因此我不得不十分遗憾地拒绝接受这项荣誉。我讨厌学位、勋章和各种沽名钓誉行为，我希望能谦恭地度过一生。我十分感谢我的国家对我的承认，并为此感到高兴；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愿意为祖国效劳。请您别把我的上述愿望误认为失礼或狂妄……”（《音乐是不会死亡的》，第1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