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查尔斯·库普乾教授和译者潘忠岐博士，嘱我为《美国时代的终结》中文版写一篇前言。其实，作者在2003年英文版的前言里，已经清楚地交待了本书的政策含义，潘博士的译序又对全书做了详尽而精彩的评介。再就书论书，不免狗尾续貂。我仅想写几句“题外的话“，为译序做点小小的补充。
不同社会身份的人有不同的奋斗目标；
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年龄段也有不同的生活追求。在号称主权平等的国际社会里，国情国力各异，各国战略目标的差别极大。“大战略”是大国的奢侈品，尼泊尔这样的国家是不会讨论大战略的。同样是大国，日本（就其经济实力和人口来说应属大国之列）在国家安全方面长期在美国的大伞下乘凉，很少听日本人提起本国的大战略。俄罗斯虽然脱胎于大战略曾经明确的苏联，但其国内经济政治制度还很年轻，形成大战略即使不是为时过早，也是力不从心。被库普乾看好的欧洲联盟，在形成统一的安全和外交政策方面，还处于幼年时期，只能借助于德国、英国、法国等强国的国家战略的合力，来寻找未来欧盟大战略的方向。印度是大国，但还不是公认的强国。印度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它对巴基斯坦等邻国的心态，都表明它还没有具备构建一个放眼全球的大战略的需要和能力。
所以，现在对讨论大战略最感兴趣的，除了美国人以外，大概就要数中国人了。何谓大战略？库普乾的定义是：“大战略是要确认地缘政治分裂带，弄清潜在的全球力量将在哪里和将以何种方式会相互产生矛盾，显示将可能最终引发主要战争的裂隙。挑战并不仅仅来自于确定这些分裂带在哪里，而且还在于厘清如何战胜它们——或者至少厘清如何减弱它们的毁灭性潜能。”换成通俗的中国式语言来说，大战略就是了解全球政治格局和力量分配，找到主要矛盾与战争的来源，并且提出战胜潜在对手和减轻战争威胁的行动方案。
近年来中国的有关政策研究机构和学者已经发表了一定数量的国际战略研究报告和学术著述，其中既有对美国等国家大战略的评述，又有关于中国国际战略的设想和建议。随着中国的崛起，我们的政府和社会各界对中国人自己的国际战略思维越来越重视。在探索中国大战略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从库普乾等学者的思想深度、广度、逻辑性、历史感、现实感和各个学科的相互交叉方面，借鉴不少有益的东西。
本书的内容十分丰富，从分析大战略的概念，到评述美国学者提出的大战略的各种不同思路，再到探讨美国大战略的国内政治背景和制约，最后提出作者本人的一套战略思维体系和建议，行文流畅，一气呵成。然而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不仅关心库普乾写了什么，还关心他没有写什么。换句话说，假设我们要构筑中国的大战略思路，有什么是我们必须确定而库普乾无须考虑的逻辑前提？
首先，库普乾提出的大战略没有涉及美国的国内政治稳定问题。他和其他美国人一样，在使用“国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的概念时，主要还是指来自外部世界的安全威胁。虽然9·11之后美国成立了国土安全部，对外部世界的激进势力和恐怖主义组织渗入美国社会十分警惕，但美国人仍然没有对他们政治制度的牢固性产生疑虑。库普乾只是提到，在数字时代，美国要形成一个新的大战略，需要有“反应灵活的政治制度”，更多的公众政治参与，凝聚一种更强的国家身份（identity）。但是，中国的大战略首先需要考虑如何维护国内政治稳定，防止外部敌对势力的渗透。中国“国家安全”的内涵同美国的national security有相当大的区别，前者包含着政权稳定、政治安全的含义，正像中国的“国家安全部”翻译为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所显示的那样。
其次，库普乾提出的大战略也没有明确地提到美国如何坚持其国家意识形态的问题。他反复强调的“自由国际主义”原则，其实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特别是美国民主党人长期坚守的一些思想原则。美国要将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推广到全球，是不言自明、无须重申的事情。同时，美国人在对外战略上尽管有许多争论和流派，但主要分歧是政策、策略和手段上的，而不是价值观上的。美国在国外追求的意识形态目标同它国内的意识形态是一致的，同它的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也是一致的。
相比之下，中国的大战略就必须考虑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必须讲明中国不欲将国内坚持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推广到国外，但又要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到资本主义。一个坚持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强大起来之后对世界意味着什么，也是库普乾等美国学者反复思考而没有明确答案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库普乾在本书中评论道：“在中国发展的现阶段，不可能预测它的意图将会如何变化，以及它同美国的关系是走盎格鲁－美利坚关系缓和的良性道路，还是走盎格鲁－日耳曼对抗和战争的恶性轨迹。因此，美国还没有获取足够的信息来决定它应该为中国雄心留出空间，还是果断地寻求封锁它的发展道路。对于华盛顿来说，以对欧洲让步的方式通融中国，将是天真的，北京的意图很可能需要制约。但是，认为中国已经是对手需要进行严厉遏制的假定，也是一样站不住脚的——而且可能变成自我实现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美国能够承受对中国采取等待和观望态度。尽管悲观主义者发出了最响亮的警告，但是中国并不具有成为美国主要竞争者的经济和军事实力。”
库普乾对中国和美国对华政策的这种观察，在美国政界是有代表性的，是当前美国对华政策的主流思想，即在同中国交往中既合作又制约，继续观望，“两面下注”。因为中国在美国大战略里的地位同美国在中国大战略里的地位是很不相称的，所以两国相互战略定位里的这种不确定性，对中国人发展自己的大战略思路构成了更大的挑战。
第三，库普乾的大战略思路里，基本上不包括美国自身的国家发展战略。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而发展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样，中国的大战略就必须明确地将国家发展战略特别是经济发展战略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十六大报告里说到发展是第一要务，说到“始终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还说到“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这“三个第一”是一种什么样的协调关系，决定了中国大战略的出发点和逻辑前提。
除此之外，库普乾当然无须考虑美国的国土统一问题，而中国的大战略必须把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
因此，我认为尽管中国学者能从美国人的大战略研究中受到启发，但是中国面临的“问题领域”（issue areas）、对国家利益的界定,以及国家战略目标，从形式到内容都跟美国十分不同。我也一直认为，在没有对上述若干有中国特色的问题研究透彻之前，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理论或国际关系理论的时机尚未成熟。
当然，对中国国际战略的研究来说，还有一个决策环境和舆论环境的问题。库普乾说，“尽管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政府内部关于大战略的讨论极少，但是某些外界思想家却做得很好。在为数不多的仍对思考大战略问题感兴趣的分析家中，一个相对生动活泼的辩论已经慢慢形成。”库普乾和本书中提到的“某些外界思想家”，如弗朗西斯·福山、塞缪尔·亨廷顿、托马斯·弗里德曼、约翰·米尔斯海默、保罗·肯尼迪、罗伯特·卡普兰等人，大都曾有过从政经历，或同政府关系密切，所以在政府内外有关美国大战略和外交政策的辩论形成了一个网络，一种互动。在中国，过去学者和政府官员缺乏沟通的情况正在逐渐改变，出版界和媒体也比过去更为开放地探讨战略问题。在这种有利环境下，本书的出版应能对对中国的大战略研究起一点小小的推动作用。
王缉思
2004年立夏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