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场导至五十多万爱国知识分子最后被投入监狱、劳改队、教养队，导至几十万个家庭破裂，几百万个无辜的人受到株连的反右运动已经过去整整四十四年了。当年那些受迫害而幸存下来的“右派”，绝大多数也都得到了平反、改正，虽都进入了暮年，总体说来，晚景还都算不错。我本人也象其它幸存下来的“右派”一样，得到了平反、改正并组成了一个温暖的小家庭，到如今已过上了二十几年的正常人的生活。但心中始终有一块石头重重地压着，使我无法释怀，有时甚至压得我喘不过气来，这就是那些被杀害、被折磨而惨死在劳改队、劳教队的同学。在这些死去的同学当中，有的已得到到了平反、改正，如黄宗羲和林昭，特别是林昭，当年北大中文系的老师和同学还为她捐款修了墓，立了碑，出版了怀念她的文章，其灵魂也算得到安息了吧。但刘奇弟、张锡锟、顾文选、贺永增、敖乃松等同学和任大熊老师的死，至今也无人提起，他们是否也得到了平反、改正，也不得而知。也许人们已把他们忘记，也许还有人只是在内心里默默地怀念着他们，但总有一种莫名的悲哀二十多年来一直在刺痛着我。
在上述死去的同学当中，有些生前我并不太熟悉，接触也很少，如林昭、黄宗羲和敖乃松，但刘奇弟、张锡锟、贺永增、顾文选几位学长和任大熊老师被打成“右派”，以至被捕送去劳改、劳教都或多或少与我有一定的关系，因为他们都参加了“百花学社”，而我当时是“百花学社”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贺永增还是我的“同案犯”中的一个。但上述几位学长中与我关系最密切，我最熟悉的还是刘奇弟和张锡琨。
刘奇弟，湖南人，铁路工人子弟，物理系四年级同学（五七年上半年），与谭天荣同班，比我高一年，是我的学长。在五五年由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而引起的肃反运动中，因为替胡风鸣不平，被打成“反革命”，在北大遭到批斗关押并绑在了窗户棱上。有人告诉我，当时谭天荣还是负责看押他的人之一。可是在整风反右运动中，我与他们二人认识以后，他们二人谁都没有告诉我这件事。为了慎重起见，最近我特意向谭天荣求证这件事。谭说，的确有这件事，因为谭当时是共青团员，思想也很进步，对党、团组织非常相信，党、团支部要求党、团员轮流看押刘奇弟。
提起五五年那场肃反运动，北大也象全国一样，搞的非常恐怖，整个一个暑假，没让回家，在学校参加肃反学习，深挖“反革命分子”，进行批判斗争。我记得，有好几位老师和同学，是在全校大会上突然宣布被逮捕的，搞的人人自危，害怕说不定什么时候，因为自己过去说过一句什么错话而被打成“反革命”。我班有一位东北的同学就因为说过一句“四五年苏联红军进东北时曾经强奸过中国妇女”而被打成了“反革命”，受到开除团籍的处分并多次被批斗，因为他是贫顾农出身，成分好，侥幸没有被逮捕。
五七年整风反右运动期间，人大的林希翎来北大演讲，曾经公开说，根据当时公布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三批材料，从法律上说，胡风构不成“反革命”。而刘奇弟提出胡风不是反革命，比林希翎还早两年。
五六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揭露了斯大林所犯的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以后，中共提出了“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口号，对五五年的肃反运动进行甄别，当时被错打成“反革命”的人得到了平反（当然不可能是全部），刘奇弟就是其中一个，摘去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继续留校读书。学校调整学生宿舍后，刘奇弟便跟我同住在二十八斋三楼，我住在中间，他住在北边拐弯处。那时每天晚上我经常听到有人在拉小提琴，拉的多半是内蒙民歌“牧羊姑娘”、马思聪的“塞外组曲”，以及意大利的一些小夜曲，曲调幽怨伤感，我循声而去，才知道是刘奇弟拉的，从此认识了刘奇弟。他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不仅能拉一手小提琴，还会作曲、指挥，象棋下的也不错，外国文学名著读的也不少。因为我也喜欢读外国小说，如俄国的托尔斯太、屠格涅夫，法国的巴尔扎克、雨果、左拉、大钟马、小钟马，英国的狄更斯等名家著作大都都过，因此我们谈的很投机。但当我问他为什么总喜欢拉一些幽怨的曲子时，他却沉默不语，始终不肯谈及他五五年被打成“反革命”的事。不料在五七年整风反右初期，他突然贴出了一张大字报“胡风绝不是反革命”，“为胡风招幡”并附有一副对联“铁窗锁贤良，天昏地黑；
忠臣血撒地，鬼哭神号”（因为那时谣传胡风已死在了天津监狱里），这不提是一颗重磅炸弹，在全校炸开了锅。
我立即找到他问他：“你怎么能贴这样的大字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罪名是毛泽东钦定的，你这不是向毛泽东挑战吗？你不怕把你打成反革命？”
他说：“怕什么？我已经被打成过一次反革命了，根据报纸上公布的材料，胡风根本构不成反革命。四九年建国时，是胡风第一个写长诗《时间开始了》来热烈歌颂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的成功，这首诗至今我还能背过，这样的人能是反革命吗？绝不可能！胡风已经死了，他是屈死的，每个有良心的人，难道不应该为他鸣怨吗？”同时他向我详细谈了他在五五年因为替胡风鸣不平被打成反革命的经过。
我佩服他的勇气，但我也断定，这一次他恐怕是在劫难逃了。
这时我已与谭天荣、王国乡、龙英华、杨路、张景中等六人发起组织了“百花学社”，刘奇弟提出要求参加，但许多人不同意，原因是他提出要求为胡风平反，这个问题对当局的刺激太大了，肯定会招致当局强烈的反弹，而且他还因为这个问题曾经被打成过“反革命”，如果将他吸收进来，“百花学社”肯定会被人抓住把柄，遭到“左派”的围攻，会给“百花学社”找来麻烦。大家的分析是对的。我虽然同意他加入，但既然大多数人都反对，我当然无权擅自决定吸收他，不过从此我与他成了好朋友。
他贴出这张大字报后，立即遭到了全校“左派”猛烈的围攻。对他的围攻跟对其他“右派”的围攻不一样。对其他“右派”的围攻，在最初阶段还比较“和风细雨”，叫做“辩论会”，还允许被批斗的人讲话，进行答辩，而对他的围攻，从一开始就异常猛烈，也不讲究什么“和风细雨”，温、良、恭、俭、让了，推推搡搡，强迫低头弯腰不算，并直呼其为“反革命分子”。刘奇弟的个性又非常倔强，不服气，当然这就招来更严厉的惩罚，他一开始讲话，便有人上去扇他嘴巴。毛主席的话就是金口玉言，即便是说错了，只要他自己不首先承认，连党内高层领导都不敢说半个不字，何况你一介孺子刘奇弟呢！岂不是不知天高地厚吗？
刘奇弟曾经得过肺结核病，钙化了，但这次由于遭到连续不断的批斗，使他的结核病又犯了，不断地咳血。
反右运动不断地深入，“右派分子”成了过街老鼠，不论走到那里，随时都会遭到左派卫道士们的围攻和辱骂。“百花学社”虽然没有吸收象刘奇弟这样的“反革命分子”加入，最后仍然逃不过被扣上“反动小集团”、“反革命小集团”的帽子。要知道，“反革命小集团”在那时是天大的罪名，我又是“百花学社”的主要组织者之一，我估计早晚会被捕的（在我被捕之前，数学系的钱如平和地质地理系的郑瑞超已以“反革命”罪被捕，化学系的李燕生也以其它罪名被捕）。我准备外逃。九月中旬，北京的天气早晚已经很凉了，为了支持出版“广场”，我的衣物全都卖了，身上只剩下了一套单衣。刘奇弟从身上脱下了一件线依给了我，我就是穿著这件线依逃到了塘沽新港，企图偷上外国船外逃。但孙悟空终究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我还是被捕了，从此与刘奇弟断绝了联系，再也没有见过他的一面。
我穿著刘奇弟给我的这件线衣度过了十五年的监狱、劳改队的生涯，等我刑满出劳改队时，已经是补丁摞补丁了，但我一直珍藏着它。名义上是刑满释放，但却被强迫留场，进了“二劳改”的队伍，又度过了七年“二劳改”的生涯，直到七九年被落实政策平反。当“二劳改”期间，七五年在大兴安岭伐木，因为我向黑龙江省革委会主任刘光涛、“黑龙江日报”社、黑龙江省公安厅和黑龙江省劳改局写信揭露采伐大队的会计监守自盗遭到打击报复，被弄到深山老林的帐篷里吊起来两个多月，采伐队的“二劳改”在清理帐篷时，发现这件破线衣，以为没人要了，给我塞进帐篷的炉子里烧了，在我被解救出来下山时，为此还与烧我这件线衣的“二劳改”大吵了一场。失掉了这件唯一的纪念物使我痛心不已。
因为我是“反革命集团”的“罪首”，在我被捕以后，将我与北大被捕的“右派反革命”隔离开来，为此我被调转过七、八个劳改支队、十多个劳改大队和无数个劳改中队和小队。但不论调到哪个单位，我都从新调来的犯中打听刘奇弟和其它同学的消息。六五年从兴凯湖五分场调到我所在的四分场一中队一批犯人，其中有一个叫孟福五的“历反”告诉我，刘奇弟被捕后判刑十五年，先在北京的团和农场劳改，六一年又与他一起调到了兴凯湖五分场。刘奇弟病的很厉害，整天咳血，由于他不认罪，经常被吊起来遭到毒打，后来他被折磨的疯了，被塞进了象狗洞子一样的小号里，冻饿死在了里面。我听后哭了。因为不认罪、顶撞干部，这样的小号在四分场我也被塞进去过两次。小号的宽只有八十公分，高一米，长一米五，象我这样一米六三的小个子，躺下伸不开腿，坐着勉强能伸直腰，下面铺着二十公分的稻草，身上还戴着手铐脚镣，头顶顶着一个尿罐子，每天只给三两八钱的苞米面稀粥喝，在零下三十多度的冬天，最长时我被关过五个月。能从里面活着出来也真算是“命大”。当我被放出来时，摘了脚镣，连十公分的门槛也迈不过去，只有扶着门框，象刚学会走路的幼儿一样，才能迈过去。不要说经常遭到毒打，即使不遭到毒打，不被塞进小号，象刘奇弟这样的病人，在兴凯湖这样严酷的环境里，他是活不出来的。五九年四月六号，由北京各劳改单位和北京监狱一下调了三千多犯人去兴凯湖，被分到四分场一中队的有七十五人（其中有我），到六七年一月兴凯湖劳改农场解散时，存活下来的只有二十九人！
此后直到现在我仍然经常梦见刘奇弟。有一次，大约是在八0年底，那时我已经落实政策并结了婚，一天夜里我梦见刘奇弟被打的满脸十血，两个犯人打手拖着他往小号里塞，然后又来拖我。我一边喊，一边挣扎，一脚将被子蹬到了地下，醒了，把我爱人吓了一跳。她问我：“怎么了？您是不是又做恶梦了？”我把梦中的情况跟她讲了，说着说着我掉下了眼泪。我爱人知道，我是从不轻易掉眼泪的。她也哭了并劝我说：“二十多年的劳改，你受的折磨太深了，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你就别再想它了。你老想它，就会做恶梦，徒然给自己添些苦恼。死了的同学，你又没有能力为他们平反招雪，老想他们有什么用呢？今后你别再惹事生非就行了。我们现在过的不是很好吗？前半生你遭了那么多难，后半生咱们安安稳稳过日子吧。”
我爱人原是一位下放青年，也遭受过不少苦难，她对我的遭遇是能理解的。现在我已落实了政策并且有了一个温暖的小家庭，象蜗牛一样躲进了壳里过起了安乐的日子，但要我忘记过去，忘记那些死去的同学，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由于长年戴手铐给我留下了一个后遗症，我不能仰着睡觉，只能侧身睡。因为如果仰着睡觉，戴手铐的双手必然压在胸口上，这样就会做恶梦。直到如今，有时累了仰身睡着了，两只手不知不觉就并在了一起，这样就做恶梦，不是梦见劳改队的事情，就是梦见死去的同学。
七九年下半年到八0年上半年，我住在北大招待所等待落实政策时，去北大落实政策办公室打听过刘奇弟的情况，他们告诉我，刘奇弟已死在了劳改队里，因为胡风问题还没有平反，因此刘奇弟的问题现在还不能平反。我又向落实政策办公室的人和等待落实政策的同学打听刘奇弟家里还有什么人，都说不清楚。现在胡风问题已经平了反，刘奇弟的问题应该是平反了，但是并没有人过问。在我国，个人的命运自己是决定不了的。人死了，一了百了，刘奇第又不是什么知名的“大人物”，在受市场经济大潮冲击的今天，人们都在为一个“钱”字拼搏，谁还能去为他的平反呼吁呢？可悲啊，中国人！
如果说刘奇弟的遭难完全是他自己惹的祸，那么张锡锟和“百花学社”其它成员之所以遭难不能说与我没有一点关系。如果当年我与其它几个同学不发起成立“百花学社”，也许不会有那么多的同学遭受后来的危运，虽然参加“百花学社”的同学当时都是出于自愿，但我心里始终有一种自责。我并不怀疑当年我做错了什么，只是因为有这么多的同学因此而遭难感到内疚。
张锡锟，四川人，化学系四年级学生。过去我们不认识，只是他贴了两张大字报后我才注意到他。他贴的这两张大字报的题目是“卫道者逻辑大纲”和“人性的呼唤”。当时看了他写的这两张大字报，对他的文笔的犀利和对问题批判之深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深感叹服，但具体内容记不得了。最近翻阅了“原上草”，重读了一遍，现摘要摘录如下：
卫道者的逻辑大纲
1.党的错误是个别情况，对它批评就是反对全党；
2.民主自由是党的恩赐，再要索取就是煽动闹事；
3.歌颂逢迎是一等品德，揭发错误就是否定一切；
4.万事保密是警惕性高，揭露神话就是诽谤造谣；
5.盲目服从是思想单纯，若加思考就是立场不稳；
6.政治必修是制度原则，若加考虑就是反对马列；
7.国家制度是早已完善，再加指责就是阴谋造反；
8.政治等级是统治杠杆，取消等级就是制造混乱；
9.苏联一切是尽管搬用，谁说教条就是挑拨苏中；
10.“三害思想”是也合人情，谁若过敏就是别有用心。
以上10条可以说是对当年的教条主义者的刻画，达到了入骨三分。今天的社会已经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犯有上述毛病的教条主义者已经不多了。不过其中的若干条对认识今天的“老左”们恐怕还是有用的。
人性的呼唤
人在形成过程中，人性亦随之形成。在人类文化发展的过程中，人性也同时充实着自己的内容。但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起，人开始具有了另外一种属性——阶级性，加上人们的种种阶级仇恨的教育，人性就在阶级矛盾的掩盖下，被冲淡了，被忽视了！（如各种酷刑的出现）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过度时期，本应使人性得到更多的尊重，但恰恰相反。如不准休息、吊打……以及其它肉体摧残。与此同时，官僚主义主义者对人身进行了无形的迫害。由于法制的不健全，所以这些恶劣现象在社会上未被有效制止，所以社会风气开始败坏。儿子可以对父亲任意漫骂，甚至将其捆绑、鞭打……学生开始以无人性的方法，以得到领导对其阶级性强的信任。无人性成了得到信任的强有力的工具了！于是扣大帽子之事风行了，每逢一人，就迫不及待地千方百计的想将人证明为反革命，所以把一切生活琐事以及开玩笑的话，都搬来作为口实，而进行荒谬的推理。将其推向反革命的边缘。（当然，若有一点可能，早就被叫成反革命了！）朋友，人性安在？你有生活得更好一点的愿望，难道你的同学就没有生活下去的起码要求吗！朋友，想想吧！不要再出卖良心，不要再屠杀自己的兄弟吧！回到人性中来！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对上面对人性的呼唤不太理解，但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许多家庭出身不好（如出身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等）的年轻人，为了表现自己思想进步，为了积极争取入团、入党，主动声明与“反动家庭”画清界限，脱离父子关系的大有人在。有的在土改中斗争自己的父母，甚至亲自枪毙自己的父亲的都有。有的为了表现自己靠拢组织，阶级觉悟高，将别人的某句玩笑话添枝加叶，上纲上线，向党、团组织汇报的人，更是不在少数。那时的思想教育只讲阶级性，不讲人性，谁要是谈什么人性，就会被扣上“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大帽子。现在跟年轻人谈关于反右或“文革”中的一些事情，他们听起来就好象是“天方夜谈”一样。但历史终归是历史，历史是无法掩盖的。
“百花学社”成立后，将原来中文系的张元勋、沈泽宜创办的墙报改为“百花学社”的一个刊物，由张、沉二人继续任正、副主编。当张元勋将打算刊出的文章选好，拿到“工人日报”印刷厂去印刷时，稿件和纸张全部被扣押。不得已，大家凑钱买了少量的大白纸和一台油印机，自己动手油印。是我领着“百花学社”的一部分骨干成员油印的，这其中就有张锡锟。我们连续干了四天四夜，张锡锟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当然，还有肇恒标、李燕生等许多人）。张锡锟给我的印象是敦厚塌实，话语不多，从不喜欢表现自己。
反右运动日趋激烈，有一次我跟他谈到对形势的估计，他说：“形式的发展看来对我们越来越不利，对我们来说，最后的结局很可能是悲剧性的。不过任何政治运动总会要有人做出牺牲，只要我们做到了问心无愧就行了。”当时他还背诵了拜伦的一首诗
爱我的，我致以叹息，
恨我的，我致以微笑。
无论头上有这样的天空，
我准备承受任何风暴！
这首诗，当时杨路也很喜欢背。他对形势的估计跟我是一样的。看来他已经做好了付出任何代价的思想准备。
不久，在形势的压力下，“百花学社”被迫宣布解散，我跟他的接触就很少了。后来我被捕了。在二十多年的劳改和“二劳改”生涯中，我也曾多次打听他的消息，但始终没有打听到。后来我在北大等待落实政策时也向落实政策办公室的人和化学系的同学打听他的情况，也一无所获。
八六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在青岛遇见了杨路夫妇，才知道张锡锟后来的遭遇。反右后期，他也象大多数“右派”一样被送去劳动教养，先是在北京附近的团和农场，六九年林彪的一号令下达，将老干部疏散到外地，劳教队也宣布解散。大部分劳教人员被遣送回老家，交群众专政，而张锡锟则被遣送到川北的一个劳教队继续劳教。粉碎“四人帮”后的七六年底，他却以“企图组织逃跑”的罪名被枪毙了。
杨路的爱人是张锡锟的妹妹。她告诉我说，张锡锟已结婚并留下一个小女儿（什么时候结的婚，爱人叫什么名字，她都没有详细跟我谈）。他死后，妻子改嫁，女儿也随母亲改嫁后改姓。我问她：“锡锟的问题平反了没有？”她说：“没有。八0年我曾经去那个劳教队打听过，要求给我哥哥平反，劳教队的干部不答应，理由是张锡锟企图组织逃跑，罪行严重，不能平反。那时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不久，由于过去党的政策往往朝令夕改，今天虽然给右派摘帽、改正了，明天还不知道怎么样，孩子又小，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所以就没敢继续深究下去。”是阿！在我国，左的思想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它已经深入到某些人的骨髓里，直到八十年代末，甚至直到如今，还有人将摘帽、改正后的右派称为“摘帽右派”、“改正右派”呢！
九八年我被邀去成都科分院参加教育软件的开发工作，再次遇到了杨路，这时杨路已是九界全国人大的四川代表，我跟他再次谈到了张锡锟的问题。我问杨路：“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你能不能通过人大为张锡锟的平反问题呼吁一下？”他说：“现在恐怕还不好办，时机还不成熟。第一，党对处理右派问题所定的调子是，反右运动并没有错，是必要的，只不过是扩大化了；
第二，张锡锟的妻子虽然改嫁了他人，但他的女儿已经三十多岁了，作为直系亲属的女儿既然没有提出为张锡锟平反的要求，其它人再呼吁恐怕也起不到什么作用。这件事恐怕只有等到右派问题彻底平反的那一天才能解决。”是阿！既然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人都被打错了，怎么能说是“扩大化”了呢？难道扩大能扩大到如此大的程度吗？这在道理上是说不通的。如果说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国的法制尚不健全，对右派问题进行摘帽、改正这种模糊性处理还勉强说的过去的话，那么在法制相对健全健全了的今天，对这个问题再继续模糊下去就违背以法治国的精神了。我坚信右派问题总有彻底平反的那一天。那些屈死的冤魂总有被昭雪的那一天。只有当那一天到来之时，压在我心头的这块石头才能落下来，不然我是死不冥目的。二位兄长在天国里安心等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