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以来，《经济科学译丛》对中国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它使严肃的市场经济学逐步走出“西方经济学”这一“另类”身份，慢慢恢复其应该归属的“正门”。这十周年之际，我们经济学人有责任回顾并反思中国经济学的现状。别的不说，从去年秋天关于产权改革大讨论中，我们看出今天中国经济的现实是一个世界，而人们心目中从以往政治经济学课程所了解到的“经济学”则是另一世界，这两个世界间的距离如此之远，如果长久不改变，它必定会在某一时刻导致某种我们不希望看到的结局，会断送这些年改革开放的成就。毕竟，大脑中所固有的理解社会的概念框架会决定人们对现实社会的评判，缩小这两个世界的距离是我们经济学人无法推卸的责任。那么，如何解读中国的经济学教育与研究现状？它离现实经济有多远？
过去25年中国经济突飞猛进，赢得世人瞩目，但经济学教育研究则是另一幅图景。经济学教育当然也有很大的进步，尤其是过去十几年里，与经济学相关的学术和非学术活动到处可见，一种更加有利于发展的经济文化正在形成。只是平心而论，虽然正规课堂教育对过去这些年市场经济知识在社会中的普及贡献很大，但唱主角的可能是日益成熟、越来越充满活力的财经媒体以及直到最近才被逐渐认可的EMBA教育和各类培训班。为什么财经媒体和互联网这些“非正规”平台在提供“有用的”经济教育，而高中与大学“正规”课堂却没唱主角呢？为什么“正规”经济学这些年落在改革开放的现实之后，而不是为后者领航呢？
在中国，经济学教育平台大致有以下几种：中学到大学都必修的政治经济学课程，大学经济与管理专业课程（本科和研究生），MBA，EMBA，培训班，还有大众媒体（包括报刊、互联网和电视）。
前四种算是正规教育平台，后面为非正规。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由于他们学的是理工科（特别是90年代之前更如此），他们在中学和大学上的政治经济学可能是一辈子中唯一正式接触经济学的机会，因此对多数人而言政治经济学的内容是关键。政治经济学课的内容今天跟二十几年前相比，当然有些变化，但由于我们所熟悉的体制和意识形态原因，其核心经济学理念和框架并没有本质性的改变。对于经济学和管理学科的“专业”课程来说，经过《经济科学译丛》和其他同仁的努力已使课程内容的“客观性”与“实用性”增加不少，但这些专业学生毕竟占少数。
虽然正规经济教育如此，现实经济却在风风火火的增长，企业要融资发展，消费者要进行投资与消费抉择，决策者要掌握宏观经济，国际竞争迫使企业家和商人渴望市场信息并能分析把脉各行各业的市场走势，股民要辨别上市公司未来的好坏，等等，快速的市场化和对外开放使过去僵硬的经济学体系无法跟上，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大转型产生出对市场经济知识的巨大需求。在正规经济学教育无法赶上的情况下，就只好由财经媒体来“补课”，这些年是财经媒体推动了中国的经济文化，同时也造就了一批“明星”公众经济学家。
经济学两百年前在英国的兴起
我们已谈到，在中国的正规经济学教育平台不能满足现实经济的需要之时，财经报刊、互联网等大众媒体便成为人们获得市场经济理念的最重要平台，也是不同经济学理念交锋的重要媒介。我知道，严肃的经济学人会认为这是“浮躁”的表现，这或许也对。但是我们又不能忘记经济学在中国停顿了几十年的事实，特别是我们还不能说今天的学术环境已离理想很近了。其实，中国的经济学教育与研究今天所处的发展阶段跟十八、十九世纪的英国有许多类似之处（尽管当时英国是在开创经济学，而今天的中国更多是在恢复）。正因如此，回顾当年英国经济学的发展历程或许能帮助我们看清中国经济学现状和未来的可能趋势，也让我们理解为什么大众媒体对过去中国的经济学教育这么重要。
哥伦布于1492年发现美洲大陆之后，十六世纪初，西班牙和葡萄牙便开始了大西洋贸易，开发美洲大陆。英国真正加入海洋贸易、建立北美殖民地还是1600年左右的事。但，在随后的一百多年里，海洋贸易改变了英国和整个西欧，这些当然是我们以往谈得最多的话题。相对较少谈及的是那时开始的海洋贸易不仅为报纸等大众传媒的诞生奠定基础，而且也为经济学的诞生播下种子。
英国在16世纪末加入大西洋和印度洋贸易后，1622年在伦敦便出现了英国历史上的第一份报纸——《伦敦报》（The London Gazette），随后也出现了诸如《Collection of the Improvement of Husbandry and Trade》（1692年创刊），《The Course of Exchange》（1697年）和至今还存在的《Lloyd’s List》（1734年）这些财经报刊 [1]，当时这些报刊的出现完全是出于海外贸易和证券交易的需要，刊登的只是各海港离港航船的目的地、进出口商品种类与价格、股票以及其它证券价格信息等，提供纯粹的商业与证券信息和刊登广告，没有经济评论。当然，到1720年英国的南海股票泡沫时期（The South Sea Bubble），英国已有大量财经报刊，许多人认为那些报纸的过度渲染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那次金融史上的第一次股市大泡沫。那次泡沫促使英国议会通过一项著名的“泡沫法案”（The Bubble Act），规定任何企业在没有得到议会的特许之前不能成为股份公司，其股份不能上市交易。该法案在相当程度上使英国股市的发展停顿了长达120年。
那次股市泡沫带来的其它后果姑且不管，其间接效果是使英国从此有了相当规模的财经报刊业，而且也培养了相当大的读者群和报刊销售网。股市泡沫破灭之后，以股票信息为主的财经报刊出现萧条，但已经习惯于每天读财经报刊的读者群却仍然存在，成熟的报刊受众的存在对此后经济理念的大众传播极其重要。
到18世纪中叶，英国的海外市场扩张已达到相当规模，除了在美国的13个殖民地外，它还拥有加拿大、中美洲众多岛国、印度为其殖民地。在16世纪时英国人还不知道有白糖、烟草、茶叶、咖啡这些东西，但到1700年英国人均年消费白糖2.6公斤、烟草1公斤。这些都是从美洲和亚洲进口的东西。从印度进口的棉布和印花布也改变了英国人的时装偏好，使其服装业由羊毛慢慢转向棉织品。特别是从1760年代开始的机械化棉纺与织布技术使英国依赖中美洲国家，从那里进口棉花到英国加工纺织，然后又将棉织品出口到欧洲大陆和其它国家。18世纪中叶英国的海外贸易规模已相当大，其国内的经济结构也发生很大变化，比如，1700年时其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分别占总就业人口的56%、22%和22%，到1820年这些产业的比例分别为37%、33%和30%。
[2]这些海外贸易以及本国产业的发展也给英国创就了相当大的中产阶级。
到那时，人们不仅已看到海外贸易和本国市场发展的好处，也看到要为海洋贸易付出的代价。为了维护其海外贸易利益，在当时没有成型的世界秩序的情况下，英国不得不建立并维持世界最强大的海军，也经常发动或进入战争。到18世纪末为止，英国已多次跟法国、西班牙、荷兰作战，1776至1783年间为维护美国殖民地与要独立的美国作战近九年。
那么，这些昂贵的海外贸易到底值不值得？为什么要扩展并维系其海外军事基地网络？市场交易给社会带来的是什么？政府对经济到底应该起什么作用？海外贸易以及英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种种错综复杂的政治、社会、商业与经济问题，给英国社会带来的转型冲击就像这二十几年的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冲击一样，人们渴望有更清楚的理论框架帮助他们理清繁杂的经济现实，为他们未来的发展导航。这种对经济知识的渴望尤其在中产阶级中最为突出。可是，到18世纪中叶还并没有“经济学”这回事，更谈不上有什么成熟的经济理论。于是，在因海外贸易刺激出的对经济知识的饥渴和“经济学”的不存在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就好像中国过去二十几年所经历的一样）。
就在那个时期，财经报刊第一次成为经济理念的辩论平台。一方面那时英国的中产阶级已经较成熟，可担任经济思想辩论的“裁判”，另一方面通过阅读不同思想理念的交锋，报刊读者也可获得正规学堂里学不到的经济理论，何乐而不为呢？第一次思想交锋发生在《重商者》（The Mercator）和《英国商人报》（The British Merchant）之间，在1720年左右《英国商人报》刊登了亨利•马丁（Henry Martin）的一系列专栏文章，大力推举自由贸易的好处，而《重商者》则登文反对自由贸易。当时既然没有“经济学”，自然就没有“经济学家”了。在报刊上登出经济论争的作者一般是具有分析头脑的财经记者或评论员，其中有众所周知的经济学祖师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亚当•斯密于1776年出版的世界经典《国富论》首先起源于财经报刊的“大众化”经济论争，李嘉图的价值论也是先以“书信”形式刊登在当时的《晨报》（The Morning Chronicle）上，随后于1817年出版了他的著名作品——《政治经济与赋税原理》。穆勒（Mill）以及麦考罗克（McCulloch，人们称他为第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等也是当时著名的由财经记者转变而成的“公众经济学家”。
以大众媒体作为探究经济原理同时传授经济知识的途径，最大的强处是它的灵活性和新闻相关性：根据每天发生的事件和热点经济问题，报刊可以边报道、边评论，同时也讲解其背后的经济道理，或者请有造诣的专家写相关的剖析解释文章。另外，媒体间的竞争是公开的，这也可帮助改进这些评论报道的质量。—— 这些特征是课堂教学与教材难以具备的优势。对于以前经济知识欠缺的大众而言，大众媒体显然是一种最方便的“补课”方式。
1803年创刊的《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是当时影响最大的报刊之一，它不仅成为向大众传播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等市场经济理论的主力，而且还倡导了以数据和事实为基础的经济分析方法，那时显然还没有“计量经济学”这回事，但它的基于数据的经济分析给人们耳目一新、清晰易懂的感觉，使依赖大众媒体的经济讨论又上升到新的高度。
另一份最有影响的报刊是今天还在的《经济学人》杂志，它创刊于1843年，其宗旨就是向人数众多的中产阶级和商人以通俗易懂的形式传输深奥的经济理念与商业知识，“把那些看起来像迷宫的经济理论与理念变成社会大众的普通常识”。《经济学人》的定位是严肃的政经新闻加评论，半学术性和半常识性。
从十八世纪初到十九世纪中叶的一百多年是政治经济学的创立时期，也是该学科的黄金岁月，它的发展基地不是大学，也不是正规的研究机构，而是公众报刊媒体。这些报刊和活跃于其中的公众经济学人一起改变了英国与美国社会的大众文化，他们的努力不仅创立了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术领域，而且从根本上培养了英美社会的商业文化，使自由市场以及相关理念成为英美大众文化的重要核心，使几乎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能对自由市场谈论一二。这种市场文化的培养对随后英美经济的发展贡献巨大，让社会更能支持建立与产权保护相关的市场制度架构，也为证券金融市场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土壤。
直到1882年美国《华尔街日报》和1888年英国《金融时报》创立的时期，以大众媒体为平台的经济研究与理念传播的时代才正式告一段落。从那时开始，财经报刊转向以新闻与金融信息为主，经济学则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进入象牙塔。那一转折的背景大致如下。第一，到19世纪末，英美社会已基本领会并普遍接受自由市场理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已深入人心，除了专业人士外，大众对经济理念的兴趣开始减少，远不如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上半叶，于是大众报刊不再愿意投入太多的篇幅给理念论争性的文章。第二，由于铁路技术在1860年后越炒越热，大众对铁路股票的兴趣猛增，炒股热情远远胜过对经济理念的热情，人们更感兴趣“如何赚钱”、“如何选好股票”等，而不是“私有制还是公有制更好”、“自由贸易还是贸易保护更好”的问题。第三，经过早年的努力，经济学体系到19世纪末已基本成形，专业化程度已很深，也慢慢建立了经济学自己的一套话语。正是这一时期经济学院系开始成立，比如，英国皇家经济学会于1890年成立，伦敦经济学院于1895年创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剑桥大学经济学系于1903年创办。与此同时，经济学专业学报也第一次出现，比如，哈佛的《经济学季刊》于1886年创办，英国的《经济学学报》在1890年发刊。这些专业系科和学报的设立标志着经济学已成熟为一门独立的学术职业。走进象牙塔后的经济学不仅进一步建立自己的一套分析范式和专业话语，其研究主题和兴趣也不再完全受当时当地的热点新闻问题所支配，而是更多由专业经济学家的研究所推演出的问题而决定。换言之，从此以后，经济学研究的不只是现实问题，而且包括纯学术的问题，以此使经济学理论不断深化。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经济学以及其它许多学科的学术中心基本已从西欧转移到美国。这也说明世界学术强国跟经济强国是极度相关联的。当然，二战之后，数理逻辑逐步由美国经济学界引入经济学，成为美国时代的核心经济分析方法，并开始出现“数理”和“计量”实证两类主要“证明”（或者“证伪”）经济理念的研究方法，使经济学向科学靠近。作为结果，经济学研究越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外行经济学家”与“内行经济学家”的区分也越来越显然。以大家熟悉的经济学大师为例，当年的亚当•斯密、李加图、凯恩斯等都是从财经记者转入经济学的，而今天的大师没有一个不是先读经济学或相关博士学位的，过去这些年得经济学诺贝尔奖者也多是因为其原创性的数理或计量研究，以至于在介绍这些人的研究成果时媒体还真无法用大众语言讲清楚。
经济学在中国
经济学先是通过报刊进入中国。中国报刊业开始得很晚，起因是为了传教等原因。1815年，外国传教士创办了中国的第一份报刊 ——《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后即有1833年在广州创刊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以及同年创刊的《澳门杂文编》。首批报刊的内容以宗教教义、伦理知识、科学文化为主。基于当时国人受教育面的限制，那时媒体的受众规模可想而知。
财经报刊在中国的出现则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事。最早是1857年面世的《香港船头货价纸》（《香港中外新报》的前身），其“内容以船期、货价、行情和广告等商业讯息为主”，是中国的第一家以商业新闻为中心的报纸。从内容和风格上看与17世纪的英国同类报刊相似。1861年在上海也出现了它的分报——《上海新报》（其英文名为《The Chinese Shipping List & Advertiser》，直译为《中文船期广告纸》）。
[3]这些报刊均为外商所办。
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大约起始于1872年由英商美查创办的上海《申报》。为了把《申报》办成适合中国人看的报纸，美查聘请华人主笔，让他们按照中国的文化习俗、兴趣爱好、语言文字表达习惯来办报，这大大扩展了《申报》的读者面和影响力，在中国培养了第一批财经读者群。接下来，《申报》在传播经济学知识方面起着主导作用。特别是在1872年“轮船招商局”等华人公司股票开始交易之后，《申报》每期刊载股民关心的股市与经济信息，而且不断刊登经济理念和公司经营类的文章，“公司治理”在1880年之后也成为《申报》、《上海新报》等报刊的热门话题。
1902年严复翻译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原版叫《原富》），他的工作当然把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推向另一高潮。到民国和国民政府时期，经济学教育与研究总体上进展很快，特别是像《东方杂志》（1904年创办）等报刊贡献非凡。1927年由耶鲁经济学博士何廉先生创建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一方面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经济学研究生，促进了经济知识的传播，另一方面开创了用计量方法研究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先例（这一工作由方显廷先生带动）。同一时期，章宗元、陈岱孙、巫宝三、马寅初等先生在中国推广现代经济理论。但是，前辈的经济学传播与研究在五十年代之后基本停止，《申报》、《东方杂志》等均于1949年左右停刊。直到八十年代初期，人们能接触到的经济学知识基本不超出官方政治经济学的范畴。
改革开放之后，厉以宁、张培刚等教授努力启动经济学的恢复工作，编著出版了一系列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以及其它西方经济学教材，成为“文革”之后第一批“非政治经济学”著作。这些早期著作里往往是每介绍一种理论又要先批评一顿，叫你“先花很多时间学习，然后又叫你马上把所学的都忘记”，当然那是时代的特色。尽管如此，这些努力的意义重大，它们实际上是今天许多决策者当年读过的第一批经济书。八十年代初出版的《走向未来丛书》也起到了突破性的市场经济启蒙作用。
此后，陆续有翻译或编著的经济学书籍出版，专著类包括商务印书馆在80年代起出版的《汉译学术名著》中对二战前，特别是20世纪之前的古典经济学名著的翻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中的《当代经济学译库》；
1989年茅芋轼与汤敏主编的三册《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
1993年由田国强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14集《市场经济学普及丛书》；
等等，由于篇幅的限制这里无法一一列举许多同仁的贡献，敬请各位谅解 —— 这些和其他经济学名著的翻译和编著工作对国内学者的经济学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到今天，特别是有了互联网之后，经典文献和前沿文献的资料可得性已慢慢不成问题。
教材类的翻译出版包括1990年代初期萨缪尔森的《经济学》、范里安《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还有在《经济科学译丛》中出版的斯蒂格利茨《经济学》（1997年出版）、平狄克与鲁宾费尔德的《微观经济学》（1997）、多恩布什和费歇尔的《宏观经济学》、曼昆《经济学原理》（1999）以及曼昆《宏观经济学》（2000）等，这些西方大学流行的经济学教材也慢慢成为中国大学生和研究生的主流教材。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些著作只是作为经济学专业的教材，而且在许多院校还只是在“西方经济学”名义下出现。
正规经济学课堂在慢慢改进，这些是非常积极的进步。与此同时，现实市场经济生活却不能等待，所以过去二十几年里大众媒体变为“有用的”经济理念的重要来源。实际上，虽然翻译的著作可以帮助经济学专业者的学习与研究，但对于企业界、政府决策层以及社会的众多人士来说，这些著作可能太抽象，也不一定对他们在现实经济中碰到的具体问题有直接帮助。相比之下，大众报刊则可根据今天的热点问题去查找相关的经济理论、采访“公众经济学家”，以非常具体的形式和内容边报道评论、边传授经济学理念，媒体成了真正的“社会大学”。
1985年创刊的《中国企业家》和《中国经营报》、1989年创办的《中华工商时报》等报刊在改革开放的头期对于推动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成长等方面做出了积极努力。特别是1990年底推出中国股市之后，几千万人立即有了对经济学、管理、法律知识的需求，这为财经媒体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施展机会。九十年代初出现了第一批证券财经报刊，包括《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市场周刊》等。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的决定》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接下来，公众对于市场经济的基本理念是什么、计划与市场各自的优劣等关系中国改革方向的重大问题都十分关注，有着强烈的知识需求。在此背景下，一些部委创办的经济类报纸开始出现：1994年，国家体改委创办《中国改革报》、国家计委创办《中国经济导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办《中国经济时报》、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创办《中国市场经济报》。这些报纸当然因为重复而浪费一些资源，但在当时确实起到过重要作用，它们不是以新闻报道见长，而是以理论为主题，刊登了许多学者的激烈争论。到90年代末，社会和学界对中国要建立市场经济达成进一步的共识，大家的关注点基本转移到“如何建立”的题目上。
1998年推出的《财经》杂志是另一个里程碑，它不仅通过专栏和深度报道给读者推出耳目一新的市场理念，为“如何改革开放”出谋划策，而且以它的独立调查报道树立了一种全新的中国媒体人风格，由此带动财经媒体同上一层楼。2001年启动的《新财富》则独创另一种风格：以公司案例和数据为基础的深度分析为特点，以务实精神剖析公司“如何创业致富”的策略。《新财富》的风格也影响了其它媒体。2001年创办的《经济观察报》以理性和建设性定义起风格，为读者提供深度政经新闻、把握新的财经理念潮流。还有《21世纪经济报道》和《中国企业家》等报刊，通过经济理念与新闻、数据和案例相结合，让国人的经济与商业知识日益剧增，加上这几年风风火火的EMBA教育，这些是过去多年里中国现代经济学家传授理念、论争学说的主要平台。他们为培养中国社会的经济文化贡献非凡。
对未来的展望
过去，意识形态化的政治经济学教育使正规课堂无法为国人提供分析、理解变革过程中的繁杂经济现象，这一局面给大众媒体提供了一次给社会补经济学课的机会，但EMBA和大众媒体的补课只能解决“近渴”，并不能从根本上代替正规教育平台。为了满足市场改革的需要，我们必须改变中学和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材的内容。正如我们前面谈到，由于政治经济学是目前大多数人受过的唯一正规经济学教育，而政治经济学课中的概念不外乎是“剥削”、“惟劳动创造价值”，等等，这些概念有必要加一些精确定义和调整。过去二十几年的现实成功告诉我们：市场交易不是像我们以前所理解的“你赚我亏或我赚你亏”的零和博弈，而是一种双赢的价值交换；
民营化和私人产权也并没那么可怕，而是一种增加整体社会福利的制度安排；
行政管制不是救世主，他们反而会增加寻租机会、降低市场效率，政府越不管的行业往往是越兴旺的行业。—— 这些和其它市场经济观念应当成为新政治经济学的核心。
如果过去英国的经历有任何借鉴意义的话，那么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市场化，媒体读者对经济理念的需求和耐心也会逐渐减少，人们对“如何赚钱”和商业信息的兴趣会逐步胜过对经济理论的兴趣。迫于生存的压力，财经媒体会慢慢减少其“经济学教育”的角色，像《华尔街日报》那样选择更侧重商业新闻与财经信息。经济学教育应该回到大专院校和中学课堂上。这也要求调整政治经济学和专业经济学的内容，使未来社会人心里掌握的经济学尽量跟现实经济逼近。我们经济学人有责任改变目前人们“精神是意识形态化的经济而物质是市场经济”的局面，否则这种“双重人格”会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长久因素。
那么，除了经济学教育之外，经济学研究呢？最近二十年许多同仁为改变中国经济研究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如果说哈佛《经济学季刊》和英国《经济学学报》当年的创立曾标志着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开始，那么，中国不是已有不少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类学报吗？遗憾的是我们不能只看学报的名称而不看其内容。除了这几年像社科院《经济研究》、北大《经济学季刊》等学报之外（好的学报这里就不一一列出了），一些学报实际上与大众媒体无实质差别。我们大致可从两方面判断一门学科是否达到足够的专业化深度。第一，如果其学报文章是一般受过大学教育的读者就能读懂的，那说明该学科还不具备“专业性”，说明它还没走出大众媒体的范围。第二，看从“外行”变成该学科的“内行”需要多少年的学习与研究，需要的年数越多说明该学科的专业化程度越高，对其中心问题的研究应该越深。反之，如果一学科的学报跟报刊文章或者政治文献一样的易读，那么该学科的路就还很漫长。按照这两个标准，让我们自己去评判一些学科在中国的发展水平吧。
正在中国进行的变革包括三大方面：其一是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
其二是从国有经济/计划经济转向民营经济/市场经济；
其三是从封闭社会走向开放社会。这三方面的任何一面都可给一个社会带来深度的震荡，何况是三大变革同时进行呢？由此引出的各种经济和社会现象的确给我们提供了一次百载难逢的学术创造机会，让我们能得到在其它国家没有经历过的经济事实和问题，这无疑有助深化人类的经济学知识。但是，机会不等于必然的现实，关键还在于学术研究能否自由，去意识形态化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能进步、能进化的必要条件。
当然，上面的讨论可能让人觉得我在声称有“中国自己的经济学”这回事。其实不然，据本人在美国以及其它国家跟各国人的交往，我不觉得人的本性会因肤色、语言或国界而异，只要人的本性是无国界的，经济学就只有人类的经济学，像物理、化学、数学不分种族和国家一样。我的意思是说，中国的不同经济经历应该能帮助我们“证明”或者“证伪”依据其它国家的数据还无法“证伪”的经济理念。如果是这样，通过对中国独特的经济现象的研究，我们或许能排除掉某些到目前还无法排除的经济理念，也能推演出根据其它国家的经历还没能推出的经济理念，但这不是要以“中国的经济学”去替代世界的经济学，而是要对现有理论进行细化和深化。
从经济学史的角度讲，当经济学中心在二战时期从西欧转移到美国之后，由美国学术界把“数理逻辑”和“计量实证”引入经济学研究，这是一种根本性的突破，数理逻辑的引进顿时改变了以往社会科学理念不便于“证伪”的弊病，以往定性的分析使其结论甚具模糊性、使研究者无法将其“证伪”（或“证明”）。但，数理推论使经济理论的结论便于受到数据的直接检验。而“计量实证”方法又让我们能直接应用统计学等学科的成果，使经济理论服从于更为严谨的科学检验，以免我们接受那些似是而非的谬论。虽然数理方法不是研究经济学的唯一方法，但是，中国的经济学研究首先应该领会过去两百多年在世界发展起来的经济学，在那基础上去创造，这样中国才不仅有“经济”而且还有“学”。
作者是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作者感谢田国强、文贯中、韦森、李利民、赵晓、汪姜维、梁捷、皮建才、习天杨、周年洋给本文的鼓励和建议，感谢张善鹏在此文写作过程中提供的帮助。
[1]参见Wayne Parsons, 《The power of the financial press: journalism and economic opinion in Britain and America》, 1989年版。
[2]关于英国的这些资料均来自Angus Maddison, 《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2001年版。
[3]参见董锦瑞，“早期中文外报受众意识探析”，人民网，http://media.people.com.cn/GB/22114/44110/44111/3295990.html，以及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1850——1949》，1996年版。
本文摘要版发于2005年6月25日《经济观察报》，作者授权燕南发布全文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