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领导人的回忆录是革命史、党史的一部分，它的写作服从于党在一定时期的自我塑造。1977年9月，为纪念毛泽东逝世一周年，《人民日报》发表徐向前元帅《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一文。文章重提延安时代以后对张国焘的三个主要指控：擅自决定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根据地；
长征时发过“以武力解决中央”的电报；
擅自命令四方面军渡河西征。1982年8月14日，徐接受中央党史研究室廖盖隆等人的访问，指出这三个指控与史实不符。“当时有当时的框框，当时有中央文件，有‘西路军事件’，有那样的传说。”“现在没有框框了，冲破了框框，就能得出正确的答案，提供正确的参考资料。”（廖盖隆：1993）80年代中期框框仍然有，但确实“冲破”了许多。由于长征中四方面军与毛泽东及中央红军的矛盾，四方面军的历史与徐本人的政治命运都受到约束，所以《历史的回顾》一书不但思想较为解放，且有浓郁的个人感怀。
1、大别山的理论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比如“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原则是朱德首先提出来的。游击战术的来源相当广泛，其中甚至有土匪的功劳，正如萧克说的：“连井冈山的山大王朱聋子的游击战术，我们也吸收其合理成分。”（萧克，1993：152）
在远离井冈山与江西苏区的鄂豫皖苏区，徐向前与红四方面军也建立了一套与中央红军相通相近的军队建设理论。
第一，游击战术。1929年9月，徐任鄂豫边特委委员和革委会军委主席，负责军事工作。他与戴克敏总结出了一系列“游击战术”：
（１）集中作战，分散游击；
（２）红军作战尽量号召群众参加；
（３）敌情不明，不与作战；
（４）敌进我退，敌退我进；
（５）对敌人采取跑圈的形式；
（６）对远距离的敌人，先动员群众扰乱敌人，再采取突击的方式；
（７）敌人如有坚固防御工事，不与作战。（徐向前，1987：86）
正如徐所说的：“这些东西，既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人们头脑里固有的，是部队和群众实际斗争经验的总结。”（徐向前，1987：86）朱毛、徐戴总结了这些东西，江西红六军军长黄公略的《游击战术》、鄂豫皖曾中生的《与川军作战要领》、《游击战争要诀》、《与“剿赤军”作战要诀》等也总结了这些东西。
第二，政治领导。一般强调这毛泽东主持的古田会议的贡献。《中共鄂豫边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军事问题决议案》中也规定各级建立党组织，实行党代表制，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
部队设士兵委员会，官兵平等，经济公开，废除肉刑，不杀俘虏等等。
第三，组织纪律。“我们虽然没有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样完整的规定和提法，但也有些条条和要求。”（徐向前，1987：91）包括“服从命令听指挥。……打土豪所得和财物，都是归公的。不准贪污，……不准调戏妇女，不准随便抓人、杀人，不准抢东西，不准烧房子。……部队到一个地方，派饭一桌给一元；
借一床被子给三个铜板，睡觉没稻草，要用钱去买；
走的时候，得把房子收拾干净，上好门板。”等等，后来总结为十条：
（１）不拿穷人一针一线；
（２）不拿穷人粮食；
（３）对穷人态度要和蔼；
（４）爱护枪不要弄坏；
（５）节省子弹勿乱打；
（６）对群众要宣传红军主张；
（７）火线上要对白军宣传；
（８）占城市注意收集机器医药；
（９）得物资要先顾伤员同志；
（１０）到地方要研究地形道路。（徐向前，1987：91─92）
毛泽东等人的三大纪律是：一，行动听指挥；
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
三，打土豪要归公；
六项注意是：一，上门板；
二，捆稻草；
三；
说话和气；
四，买卖公平；
五，借东西要还；
六，损坏东西要赔。后来又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虏腰包两项成为八项注意。
两相对照，内容基本一样，甚至语言都相同。这并不偶然，两地部队遇到的问题差不多（比如睡觉时常常用群众的门板当床），部队的性质也完全一致，那么无论是叫“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是叫“十条纪律”，实质上都大同小异。湘鄂西段德昌的《红军战士纪律歌》中也有“行动听指挥”“买卖讲公平”“一针和一线，不损半毫分”等相同的要求。说到底。因为“这一套，不是上面规定下来的，也不是从黄埔军校带来的，而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逐步搞出来的。”（徐向前，1987：98）所以一些划归毛泽东名下的理论，并非他的原创。“敌进我退”的游击战“十六字诀”有朱德的功劳，近来又有人查出，原来是江西省委书记张世熙1928年6月在莫斯科党的“六大”上第一次提出的，次年4月毛才在给中央的信中才说到。（田树德：2002）
“这一套”不但不是哪一个人、哪一支部队的独创，而有其深厚的社会/传统基础。李锐就注意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与曾国藩《爱民歌》的关系。（李锐，1994：154）而作为黄埔军校学生的徐向前，也肯定读过蒋介石增补下发的、由蔡锷1911年选编的《曾胡治兵语录》。值得注意的是，《爱民歌》中也有关于门板问题的规定：“第一扎营不贪睡，莫走人家取门板。”曾国藩的“湘军”不是“官军”，但后勤保障相对稳定，所以不允许士兵取群众的门板。“门板问题”既放在第一，可见睡觉之于军队的重要和困难。红军是要靠自己筹晌的，睡觉只能借门板，又可见从湘军到红军，军队的生存条件没有大的变化，军队的纪律都是其生存状况的反映。
其实，曾国藩的一些军事思想，如重视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
不迷信书本，一切从实际出发；
制胜之道在人不在器；
稳中求变、战无常法的战术；
集中兵力、不打无把握之仗；
以全军破敌为上、保城池次之；
分化瓦解敌人等等，都与毛泽东军事思想相似相近。难怪毛泽东1917年说过：“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这一现象印证了刘伯承的一个观点：“军事原则，不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
不论过去，还是现在，古今中外，百分之八十是基本相同的，一致的。”（李普：1992：542）严格地讲，军事原则大多没有什么阶级性，否则我们也难以解释毛泽东何以对孙子兵法、三国谋略、梁山战术那么兴味盎然；
而1943年出版的八路军《军政杂志》竟也刊登《增补曾胡治兵语录》要各级军官学习。
2、委派
鄂豫皖的部队是由1927年黄麻起义发展起来的，领导人也主要是本地的。1929年后，中央即不断派人下来：
1929r年6月，派徐到红31师任副师长（没有正师长）；
1930年春，派郭述申、许继慎、曹大骏、姜镜堂等人为新成立的鄂豫特委主要领导，其中许为整编后的红一军军长，曹为政委，徐为副军长；
1930年冬，派旷继勋、余笃三为再次整编后的红四军军长和政委，徐为参谋长，许、曹分任师长和军政治部主任；
1931年2月，派曾中生为鄂豫皖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
1931年4月，派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接管鄂豫皖根据地党政军最高权力。
张国焘到鄂豫皖后，在许多问题上与原领导人发生冲突。徐由此感到：
我们过去就觉得，中央的委派制度有问题，致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党和红军干部改组得太频繁。本来红一军成立时，已将鄂豫边、商南、皖西的三支红军统一起来，许继慎、曹大骏等同志虽然思想上有点毛病，但还是能干的，部队连战皆捷，发展很快。但１９３１年１月红一军与红十五军合编成红四军时，中央又派旷继勋来任军长，余笃三任政治委员。其实，旷继勋并不比许继慎强。……此后，许继慎与旷继勋的关系疙疙瘩瘩。曹大骏同余笃三的关系也不融洽。军队不断改组，地方上也不例外。徐朋人同志能干，土生土长，与当地干部、群众有密切联系，熟悉鄂豫皖边区的情况，但上面换下了他，派来郭述申同志。三中全会后，又派来曾中生，替下了郭述申，曾中生文武都行，干得不错，但四中全会后，又把张国焘换来了。（徐向前，1987：145）
鄂豫皖根据地是从黄麻起义开始创立的。一旦闹出点规模，上面就不断派人来。这固然是因为本地人才总归有限，中央必须选派一些政治军事的人才来加强工作，但也有要控制各地武装力量的考虑。1930年2月底，周恩来对派往鄂豫皖的郭述申等人说：中央认为那些地方党内的地方主义、农民意识对党的团结是有影响的。为了克服边区党组织领导和红军指挥的不统一，中央决定成立鄂豫边特委，由郭述申任书记；
成立红一军军部，许继慎为军长，曹大骏为政治委员，熊受暄任为政治部主任。（金冲及，1998：242）党指挥枪，这不是一个抽象的原则，而是由谁掌握武装力量的问题，鄂豫皖地区的红军必须由中央派来的人领导；
中央也不是抽象的，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中央领导在变，中央的政策也在变，各地的领导人就得变。
“钦差大臣”开始都代表中央接管鄂豫皖边区的权力，但他们“坐大”后，俨然就以地方领袖自居。比如掌握了鄂豫皖和四方面军实权的张国焘就再也不是中央代表而是鄂豫皖和四方面军的代表了，以至于长征中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就自以为是与中央并列的一方。中央当然也明白这一点，解决的办法是不断以新换旧，以确保对这个根据地的领导权。“钦差大臣”这种自我认同的变化，类似于历史上“波纹式的循环发生”的官制。“波纹式的循环发生”，就是天子左右的微臣逐渐获得权力，压倒政府大臣直到取而代之。但取代之后，又别有微臣变实权者，再来取代此前的微臣。原因在于，第一，天子只信任自己身边的人，所以予他以实权并取代大臣；
第二，此人既取得大臣之位，就会有一定的角色意识，天子又得再派身边的人取代这个从前是自己身边的人。
委派制度有它的必要性，否则星星之火就难成燎原之势，但因为没有就“钦差大臣”和各根据地“地方领袖”的矛盾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所以就不断出现“中央代表”整肃地方领袖的现象。在湘鄂西，夏曦搞肃反，严重到解散党团组织；
在鄂豫皖，“原来地方上土生土长的一些领导干部，多被搞了下去。”（徐向前，1987：146）“被肃掉的大都是有能力、有战斗经验、和群众有密切关系的领导骨干。最早革命的一些领导人，……均先后被逮捕、杀害，令人痛心。”（徐向前，1987：159）如此，则并不是每个地方都顺从地接受上面委派的人。1929年5月，鄂东北特委、河南省委、鄂豫皖特别区委组织、发动了商南起义，成立红32师：
周维炯是丁家埠和豫东南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打仗很勇敢，但有点骄傲，看上去像个白面书生。32师在豫东南活动期间，同鄂东北特委的关系一度搞得很僵，甚至把特委派去的徐思庶（子清）和徐其虚枪毙了，特委又派吴光浩同志去，半路上遇敌牺牲（后来中央巡视员郭述申同志去调查处理枪毙二徐的事，也差点被杀掉，有人给郭述申报了信，他连夜跑了，才免于难）。（徐向前，1987：81）
虽然“后来…… 证明枪杀二徐及戴杭若的事件，主要系王泽渥等人所为。”（徐向前，1987：157）但周维炯所部与上级关系的紧张是确实的，如王宏坤记得：“红32师和我们一起住了一段时间，他们要枪要子弹，我们给了一些，他们还不满意，结果他们不告而别。”（王宏坤：1991：43）周后来和许继慎一起，在“肃反”中被杀，被杀前表示：“老子二十年后还要革命，我不是反革命，你们才是反革命。”（徐向前，1987：158）周部杀人与周之被杀，不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而是一种不正常的上下级关系所致。上面既可杀下边，下边也就可能杀上边。
一个山头成不了事。任何一个地方，只要是革命军队，就得在中央统一指挥严密掌握之下。“中央代表”如果乱杀乱打，也会危及地方革命者。解决这一矛盾，贺龙的办法比较好：夏曦到湘鄂西后，杀了许多人，“同时在身上打主意。……我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我可不愿沦为阶下囚。更不愿变成冤魂！我必须自我保卫！我挑选了一营可靠而精悍的战士，加以整编，全部佩戴短枪，部署在我的住地周围，以防不测。力量是决定的因素，他们始终无法对我下毒手。”（师哲，2001：199）由于不是每个人都有“一营可靠而精悍的战士”来自卫。1967年，身为军委副主席的贺龙也无法再以“一营可靠而精悍的战士”来保护自己了。
3、肃反
鄂豫皖苏区“白雀园”大肃反，持续三个月，肃掉2500多人，团以上干部百分之七被捕或被杀。张国焘身为苏区最高领导，责任重大。但正像秦基伟上将回忆“白雀园肃反”时说的：“肃反运动最初是怎么酝酿起来的，我们当时一点也不知道，背景好象很复杂，至今仍是众说纷纭。罪魁祸首究竟是谁，很难一言以蔽之。这么大的运动，恐怕不是一两个人能够左右的。”（秦基伟，1996：19一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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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肃反”行动有革命理念的支持。“‘肃反’的对象，主要有三种人：一是从白军中过来的，不论是起义、投诚的还是被俘的；
二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不论表现如何，要审查；
三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凡是读过几年书的，也要审查。”（徐向前，1987：158）革命队伍需要纯洁，无论就党纲还是就革命原则来说，都没有理由质疑对这三种对象的审查。直到“文革”为止的多次整风、审干运动，无不以这三种人为对象。
不过一般性地审查是一回事，大规模的肉体消灭是另一回事。鄂豫皖的“肃反”没有在此划出界限，“审查”往往等消灭。张是“五四”学生领袖之一，属于党内的知识分子，但在他领导的根据地和红军内部，知识分子的命运非常糟糕。他说过：“工农同志在作中犯了错误，党可原谅三分，倘是知识分子犯了错误就要加重三分。”（秦基伟，1996：23）肃反口号之一是“把知识分子从党内洗刷出去”，其结果是鄂豫皖苏区包括省委没有一个写得出清楚文字的秘书，一个简单的条子都要书记自己写，有的游击区和区委无一人识字。（韩熙型，1982）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康克清随四方面军行动，康克清发现：“只要你胸前插上一支钢笔（那时我们还是能插上一支钢笔的），就被视为知识分子，就有遭到迫害的可能。如果戴上一副眼镜，那就更糟。”（康克清，1984）她对此不会惊讶，江西苏区肃“AB团”时也有类似情形。比如于都县委秘书黄维汉，“经常去看别人写字，安写得好的就作‘AB团’杀了；
还经常去听别人说话，若是说的人有条理，也作‘AB团’杀了。”（曹金山：1981）在这样的气氛下，一些有文化的人也假装是文盲。比如在四方面军，“为了避免嫌疑，不少同志装聋作哑，有的本来是知识分子，却装成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的文盲；
有的本来写得一手好字，却故意装作不懂得怎么握笔的大老粗。……”（杨文局，1987）
而且，在实际肃反过程中，权力之争往往是重要因素。张国焘的两次肃反，对象都是土生土长的领导人或在他之前被派到鄂豫皖来的领导人；
时机都是在这些人向他的权力提出挑战之后。1931年9月“白雀园肃反”的起因是9月初曾中生等人在南下（曾）还是北返（张）问题上与张有不同看法，红四军的一些活动分子就在鸡鸣河开会，通过申明书，决定派人向以张国焘为主席的中央分局陈述意见，官司一直打到中央。这使张感到自己的意志难以在四军贯彻，在得到中央的支持后，不久他发动了大规模的肃反。“许继慎经常讲张国焘是老右倾机会主义。为这件事，张国焘很讨厌他。……我想，把他抓起来，这可能是一个原因吧。”（徐向前，1987：157）杀掉了许继慎等人后，陈昌浩宣布：“现在红军中党政军团的干部全部改造了。”（韩熙型：1982） 一次肃反不可能全部改造，陈昌浩此论过于乐观。1932年12月，“在小河口，曾中生、旷继勋、余笃三、张琴秋、朱光同志酝酿，要派人去党中央揭发张国焘的错误，请中央采取措施加以纠正。”（徐向前，1987：227）张琴秋与陈昌浩交好，想争取他的支持，陈当然不会支持，立即告诉张国焘。张表面接受了他们的一些意见，但“川陕革命根据地建立以后张国焘便借口‘肃反’，陆续将曾中生、余笃三、旷继勋等人逮捕或危害，张琴秋也被降职使用。”（徐向前，1987：227）此后再也没有人敢公开批评张国焘。“就连王树声、倪志亮这些老同志见到我，都不敢说什么。真是一片白色恐怖的气氛！”（徐向前，1987：159）
第二，“肃反”行动至少在一度没有导致军事失利。1931年中央在讨论“富田事变”时，张国焘就认为：“江西红军1月间消灭张辉瓒师这件事，就证明那里并没有甚么严重的危机。”（张国焘，2004下：175）“白雀园大肃反”9月开始，红四方面军11月宣告成立，并在黄安战役、商潢战役、苏家埠战役、潢光战役中连战皆捷；
1932年四方面军入川后，连续发起三次战役，战绩辉煌，仅两年多时期就由一万五千人发展到六万多人。川陕根据地进入全盛的时期也正是“反托陈取消派”进入高潮、杀人最多的时期。李天焕中将记得：“七十三师到四川后因为失掉了甑子垭阵地，就以肃反手段捉了几百人。其中二一八团排以上干部大部捉完。高级干部如原川陕临时革命委员会主席旷继勋、方面军参谋主任舒玉章、原军委经理部主任余笃三也被杀害。”（李天焕，1995）1933年10月，川东地方红军被收编为四方面军33军。“游击军和红军刚会合，张国焘派人在宣汉的双河场，以开会为名，集中杀害了地下党干部百余名。在巴中县，张国焘把我们33军的两个师长蒋群林、冉南轩从前线调回去，暗中杀害。在宣汉的清溪乡三弯崖，杀害了三个团的团级干部。在黄埔中前线，把正在火线指挥作战的军政委杨克明同志撤职，调离前方。还将排以上干部五十余人调到后方，大部分杀害，只有少数几个人幸免。”（王维舟，1982）战争的胜利使“肃反”的教训很难得到认真总结。
第三，“肃反”有其必要的政治功能。“同志”云云只是在革命这个大方向上说的，除此之外，同志之间在观念、方式上也有很大差异，非常时期也容不得从容的理性讨论和民主协商。周维炯临死时的喊冤说明他对革命还不太懂。这个道理国民党也不懂。“1942年陈毅同志到延安的时候亲口告诉我，他在新四军与国民党谈判的时候，特务冷欣亲口对他说：我们略施小计，你们就杀了许继慎。可见，我们是上了国民党的当了。”（徐向前，1987：158）杀许继慎诚然是上当，但杀了许，张国焘强化了个人权威，上下都怕他，因而更加义无反顾地奋勇杀敌，革命不会因杀了许继慎就失败。
然而，那些被错杀的干部战士，那一条条生命，是不是就因为革命胜利而瞑目安息？徐向前痛彻的说：“逼供信，冤假错案，在我党的历史上一再发生，共产主义运动中也不鲜见，很值得研究。”（徐向前，1987：161）张国焘也有自己的总结。他承认问题的严重性。以江西“打AB团”为例：“江西苏区自富田事变开始肃反起，历次进行都不免失之苛严，几乎酿成能发不能收的局面。当时周恩来等到达苏区后，曾批评毛在肃反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至于鄂豫皖苏区的肃反，张承认：“但是在执行时，也发生了若干偏差，如倚轻倚重的判决，甚至刑讯逼供。我们没有能一一纠正过来，这不仅与中国的落后环境，有其不可分离的关系；
也是中共宁左勿右的观念，起着重大作用之故。”（张国焘，2004下：274）落后环境、极左观念，确是“肃反”扩大化的关键，后来毛批评王明路线时也提到宁左勿右的观念。但这种类型的反省很接近为自己辩护：环境落后当然不能由个人负责，极左观念不也可以原谅？客观原因加认识偏差成为总结教训的模式，根据是权威的：历史唯物主义要求从一定的社会条件而不应当从个人动机与行为上寻找错误的根源。于是，“肃反”也好，“错误”也好，都成为没有具体的人要为之负责的“历史错误”。
4、英雄鄂豫皖
当井冈山被确认为中国革命的摇篮之后，大别山也即鄂豫皖根据地的位置被微缩了。但这块贫瘠之地为中国革命贡献的确实太多了。
起源：1927年11月13日，中共鄂东特委领导发动“黄（安）麻（城）起义”，创建了红第11军31师，形成了鄂豫边根据地；
商（城）南起义，创建了红11军32师，形成了豫东南根据地；
六（安）霍（邱）起义，创建了红11军33师，形成了皖西根据地。1930年2月，三支红军合编为红１军，全军2100余人；
三块根据地所辖的20余县统一，成立了中共鄂豫皖边特委；
６月成立了鄂豫皖边区苏维埃政府。
发展：中央1930年10月18日确认鄂豫皖为全国六大根据地之一。在1930年10月至1931年3月的第一次反“围剿”斗争中，红1军与从蕲黄广过来的红15军合编为红4军，歼敌1．3万余人。1931年3月至5月的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发展到4个师，近２万人；
根据地扩大到东西长300公里，南北宽150余里，人口近250万。1931年初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成立了鄂豫皖中分局及鄂豫皖省委，以1931年2月攻占的河南新集为首府。
极盛：1931年11月，红4军与10月成立的红25军合编为红4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总政委张国焘，全军近3万人。经过从1931年10月至1932年6月的黄安、商城、潢川、苏家埠四大战役，歼敌6万人，打破了第三次“围剿”，主力红军发展到２个军６个师，另有4个独立师和少共国际团，总兵力达4．5万余人，各县独立团、游击队、赤卫军等地方武装发展到20万人以上。根据地面积达4万余平方公里，人口350万，拥有黄安、商城、霍邱、英山、罗田５座县城和26个县的革命政权。
在此后的征战中，鄂豫皖还衍生出４支部队和４块根据地：
1932年10月，四方面军主力撤出鄂豫皖向西发展，建立了川陕根据地。1936年长征到陕北，抗战后编为129师。
四方军主力撤离后，留下的5个主力团与地方武装分别重组为25军（军长吴焕先、政委王平章）和28军（军长廖荣坤、政委王平章）。1934年中央决定长征的消息传到鄂豫皖后，25军与28军主力合组为新的25军开始长征，到陕北后与刘志丹的部队合组为15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抗战后编为115师344旅。
25军长征后，原28军留下的部队组成82师，后又扩编为红28军，在高敬亭的领导下坚持3年游击战，保存了鄂豫皖根据地，抗战时编为新四军４支队。
25军在长征途中创建了鄂豫陕根据地，1935年7月在主力继续北上后，留下的部队由郑位三、陈先瑞等人领导，1935年9月组成74师；
抗战后与15军团会合，编为115师留守处。
“前仆后继”，用在鄂豫皖最贴切：四方面军走了，25军起来了；
25军走了，28军起来了；
抗战后的新四军第5师和1947年强渡大别山后的刘邓大军也在这里得到支持和发展。鄂豫皖一茬接一茬地编出军队，仿佛这里有无穷无尽的人，可以满足革命所需要的一切牺牲。鲜血染红了鄂豫皖大地，不但有残酷的敌我战斗，还有严厉内部肃反。在张国焘的主持下，陈昌浩在军队杀，沈泽民在地方上杀。西撤之后，主力到川陕等地一路杀，沈泽民等人留在鄂豫皖杀；
再之后是徐海东等率25军长征，戴季英在路上杀，高敬亭在鄂豫皖杀。即使如此，1955年评定军衔，人们发现一个小小的红安县出了200多个将军，但一个将军后面有多少个牺牲者，却是无法统计的。有一首诗《守望》写的是大别山的母亲：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早上
凄厉的军号声响彻平原和山岗
远征的队伍告别了家乡
背负着母亲深情的目光
守望 一年又一年的守望
红旗插遍每一座城镇和村庄
八月的禾场堆满金谷
山坳中的茅棚盖成了楼房
多少年了 惟一不变的
是母亲年年岁岁守望的目光
只是，鄂豫皖“山坳中的茅棚”并没有都变成“楼房”。新华社记者杨继绳写道：“80年代初，我曾同两位1940年前后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交谈。他们的老家都在大别山区。70年代末期，他们分别回老家看过。他们两人一致的看法是。几十年过去了，家乡比他们当年离家参加革命还要穷。”（杨继绳，1998：18）原因很多，与政治相关的至少有三个：
第一，战争的消耗。苏区的一切工作以战争为中心，壮丁参军，妇女做鞋袜，老人做草鞋，小孩放哨，农田只能抛荒。苏区与白区隔离，粮食进不来，唯一的办法是到白区打土豪，但“依打土豪的原则，是应发动白区当地的农民，自动起来打，由此获得的粮食，也应该分给当地贫苦农民，这才不会招致多数人的反对。可是现在由苏区的人去打，粮食也全部运走，……此外，自卫军与苏区农民到了白区之后，那里还区辨土豪不土豪，还不是见粮就‘打’。糟蹋粮食的事也就在所难免了。因此，白区农民往往站在民团方面来打我们的游击队。”（张国焘，2004下：204）张国焘到鄂豫皖苏区后，一面实施新经济政策，奖励工商，发展苏区经济；
另一方面纠正打土豪的风气，缓和与白区的关系，收到了一不定效果，但毕竟不能根本解决问题。
王明路线的推行，搞得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民穷财尽，毁坏了根据地的坚实基础和抗敌能力。（徐向前，1987：212）
1932年10月，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千里跃进川北建立川陕根据地。这是一块天然的养兵、用兵之地。“土地肥沃，一年四季长东西，山里的飞禽走兽不少，解决部队的吃穿问题，比较好办。”（徐向前，1987：258）但到两年后，红军就不得不撤出这块宝地。优势敌人而外，还是因为根据地“民穷财尽”：“一方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是长年战争的消耗和破坏，仅战役规模的大仗，就足足打了十六个月。我们虽然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但战争给根据地带来了巨大的消耗。……另一方面，则是‘左’的政策所导致的。……只要当过保长的，多要杀掉；
认定是地主、富农的，也要杀掉。……侵犯中农利益，甚至将一些中农划成地富成份，无条件地剥夺，使他们失去了生产积极性；
把小经纪人当资本家打倒，搞得根据地商业凋敝，连日用生活物资都很难买到。”（徐向前，1987：408）如果战争的破坏有不可避免性的话，那么有组织地、公开地大量杀戳“阶级敌人”、禁止一切经济交易行为活动就是政策性的破坏了。革命史专家何干之曾指出：“军队中打骂群众、打骂向导、打骂运输队，甚至将向导杀掉，完全保留了军阀的作风。特别是在反围剿战争中，烧老百姓的房子，抢老百姓的粮食，尤其是红军退出川陕时，张国焘命令三个团在后面掩护撤退，然后把老百姓的房子烧掉，从千佛山到威州170多里的民房几乎都烧光了，造成人民群众对红军的极大不满。”（何干之：1982）竭泽而渔的后果，是“要粮没粮，要衣没衣，要兵员补充没有兵员补充，别说部队打仗，就是生存都成了问题。”（徐向前，1987：407）当时农村开会，所见都是妇女，因为男的都当红军去了，如果有年轻人没有参加红军，那就一定是地富子弟。红军是长了腿的，可以到另外的地方生存发展，但当地的农民兄弟呢？
第二，敌人的报复。革命无情，反革命也无情。革命力量在鄂豫皖几起几落，1932年四方面军主力撤离、1934年红25军撤离、1946年中原部队突围，都给了敌人以报复的机会。1933年9月，汉口剿匪司令部命令：“（一）匪区壮丁一律处决；
（二）匪区房屋一律烧毁；
（三）匪区粮食分给铲共义勇军搬出匪区外，难运者一律烧毁。”四方面军主力撤离后，国民党就对这里进行了全面血洗。在金家寨附近一次就屠杀三千五百多人，在红色安县平台岭一次屠杀二千多人。“据光山县中部根据地29个乡的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敌人用各种手段杀害致死的干部群众12433人，烧毁房屋12325间，全家被杀绝的203户，村子全部被烧光的439个，下落不明的1073人。敌人在乘马、泗店、田铺一带方圆六、七十里的地区内，烧毁村庄891个，杀害群众24825人，抢走耕牛14180头。”（谭克绳、欧阳植梁，1987：398）
第三，政策的错误。鄂豫皖根据地所属的三省河南、安徽、河南都1958年大跃进运动的先锋，尤其是河南，在放小麦卫星、钢铁卫星，搞“一平二调三收款”、实行“一手高指标、一手右倾帽”的政策方面走在全国前列。以根据地主要区域所属的信阳为例，1959年信阳地区实际粮食产量为20多亿斤，而地委浮报为50多亿斤，河南省委信以为真，分配给信阳地区征购任务９亿多斤，加上下面的层层加派，达到10亿斤以上，把群众的口粮、种子粮、饲料等都征光了，造成大量饿死人的“信阳事件”。在信阳地区所辖的十几个县市都可谓“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有的户死绝了人。有很多小村灭绝了人迹，甚至还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在征收不出粮食的情况下，领导们就大量地反瞒产，说不是没有粮食，而是隐瞒不报，因而采取逼、打的手段，出现了大量的逼死人、打死人的严重情况。如光山县委一位书记处书记对反瞒产有看法，县委会上，在第一书记的指挥下，就被当场打死。“1959年11月至1960年7月，信阳地区为追逼粮食，正式由公安机关逮捕的人数就达1774人，其中36人死在狱中；
短期拘留的达1072人，死在拘留所的667人。”（张树藩，1998）更严重的是，事件发生以后，信阳地区的各县、公社、大队分别采取了各种方式封锁消息，民兵日夜站岗值班，不允许农民外出要饭，说外出要饭是给共产党脸上抹黑；
不准农民向上级反映情况，说那是告黑状，是反对基层党组织，因此就是反党；
不准私自在家做饭，说私自做饭是反对公共食堂，反对人民公社；
特别是扣押许多群众反映问题的信件。如光山县委书记指示县邮电局，凡是外出的信件都要进行严格检查，谁写信给外地的亲戚朋友、上级机关、省市领导以及党中央、毛主席反映情况，就扣下来，对署名的人进行开会批斗，并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对匿名信就让邮电局的同志回忆是谁送的信，设法查出来。有一封反映光山饿死人的信，邮电局的同志说好像是一个女的脸上有麻子，于是光山县对全县的女麻子进行检查，搞的人心惶惶。这个人间惨剧直到1960年中央监察委员会两次派员调查后才得到制止。（乔培华：1998）
5、徐毛
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四方面军兵多粮足，一方面军有“中央”之名。虽说都是革命队伍，大方向完全一致，但实力原则依然有效。
张国焘对下面散布：“中央政治路线的问题”，“中央红军的损失应由中央负责”、“军事指挥不统一”……据说还派人找一方面军的同志了解会理会议、遵义会议的情况等，实际上是进行反中央的活动。在此同时，凯丰、博古他们，则指责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和撤出通南也是“逃跑主义”，还有什么“军阀主义”啦，“土匪作风”啦，“政治落后”啦，甚至公开写文章抨击。（徐向前，1987：427─428）
双方都有责任：“张国焘怀有野心，想当头头，制造分裂，破坏了两军会合后的团结局面。教条主义者没有贯彻毛主席的团结方针，对四方面军吹毛求疵，横加指责，也起了不好的作用。”（徐向前，1987：429）聂荣臻也回忆说：“一方面军中也确有人从一种不正确的动机出发，歪曲地把一方面军的情况和遵义会议的情况，偷偷告诉了张国焘，使张国焘起了歹心，认为中央红军不团结，他有机可乘。”（聂荣臻，1983：278）分裂的责任后来被坚决地划到失败者张国焘的头上。当历史的真相已被改写得难以复原时，徐向前这种各打五十板的说法其实是很有倾向性的：“说老实话，心里是不痛快的。四方面军这支部队是从鄂豫皖的一支三百来人的游击队伍发展起来的。打了那么多硬仗，发展到八万多人，很不容易。……怎么又是军阀，又是土匪，又是落后，又是逃跑的？！不看主流，把四方面军说得漆黑一团，对两军团结对敌，没有任何好处，我确实想不通。”（徐向前，1987：429）
张的肃反把徐的妻子也杀掉了，两人在军事战略上也时有分歧，但张不得不用徐的军事才能，徐也有过人的隐忍功夫，所以双方仍然保持着过得去的合作关系。一、四方面军分裂时，他不会舍弃自己的队伍跟中央红军走。“一方面，几年来自己与张国焘、陈昌浩共事，一直不痛快，想早点离开他们。两军会合后，我对陈昌浩说，想去中央做点具体工作，的确是心里话。……另一方面右路军如单独北上，等于把四方面军分成两半，自己也舍不得。”（徐向前，1987：453）
不过徐不是锋芒毕露的人。毛儿盖的政治局会议上，他和陈昌浩都同意毛泽东向东发展的主张；
1935年9月８日，张发电要陈、徐率右路军南下，中央方面反对，开会时，毛等拟好一份要张执行中央北进指示的电文，并要陈、徐表态：
陈昌浩表示，同意电报的内容，建议力争左右两路军一道北上；
如果不成，是否可以考虑南下。我同意中央的意见，对南下问题考虑不成熟，没有表态。（徐向前，1987：447）
这是一次关键性的表态。陈、徐都同意北上，但陈显然愿意考虑南下作为另一种方案，所以次日张再次来电坚持己见时，陈就改变了态度同意南下；
而徐没有就南下与否表态，尽管事实上徐不愿离开左路军单独北上，次日也和陈一道同意南下。善于利用矛盾的毛从中看到陈、徐的差异。10日晚上：
毛主席亲自来到我的住处，站在院子里问我：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我说：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毛主席见我是这种态度，便没有再说别的，要我早点休息，遂告辞而归。（徐向前，1987：452）
毛来找徐的动机显然是对他和张、陈的关系略有了解，想把他从张、陈那里分化一下，争取他的支持。徐的态度没有令毛满意。
处在徐的位置，他的选择是最得体的。即使他想义无反顾地支持毛，也带不走队伍：“那时，陈昌浩的威信不低于我，他能说会写，打仗勇敢，又是政治委员。他不点头，我一个人是带不动队伍的，只能悄悄地带走几个人。”（徐向前，1987：454）带不走部队，他的支持也就没有多大价值，留下来反可制止了两军分裂后可能发生的冲突：
前面有人不明真相，打电话来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我怎么办？我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陈昌浩不错，当时完全听从我的意见，作了答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他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假如他感情用事，下决心打，我是很难阻止的。在这点上，不能否认陈昌浩同志维护团结的作用。（徐向前，1987：453）
“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成为徐后来的护身符，陈昌浩可能也正因此在1949年后还能担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
清算了张国焘、陈昌浩之后，徐成为四方面的代表。1940年徐重回延安，“总政治部的同志热情接待，……毛主席住杨家岭，很快接见了我。……过了不几天，中央机关通知我搬到王家坪大院去住。那里环境幽静，树木不少，朱德、叶剑英同志也住在那里。”（徐向前，1987：667）这不是偶然的，师哲记得：“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前夕，徐向前同志被调回延安。……不久，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要我把徐向前也请到枣园来住，并要我照顾好他的生活。朱德同志特别交代：‘生活待遇要和我们差不多，他是有代表性的人物。’”（师哲，1995：301）
生活待遇差不多，但不可能再掌握一个方面军或一个战略区了。军人功勋和位置在其扩兵占地，是否有成就，则要看是否有机会。1937年整编时，四方面军的部队被编在刘伯承手下，徐屈居一二九师副师长；
1938年率该师左纵队赴冀南独立发展，刚打出一片天下，即于1939年春被派往山东；
山东纵队发展起来后，1940年5月调回延安参加整风；
1942年5月任晋绥联防司令贺龙的副手；
1943年春任抗大校长；
1947年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始终没有开疆辟土、独立发展的机会。后来主要是从地方部队中建起了后来的与阎锡山较劲的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后改为第十八兵团），才在国共决战中争了一功。贺龙也是如此，延安保卫战以后，他的部队改由彭德怀率领。1949年，他率原由徐向前率领的第十八兵团挺进西南。徐、贺都是红军时代与朱毛同级的方面军领导人，后来实际上都成了兵团级领导人，并且都是带的同一兵团。
当徐局于一隅时，林彪正大显身手。据宋任穷回忆：“解放战争期间，按中央原来的计划，由第二野战军进军中南，小平同志告诉我，湖南解放后中央考虑我任湖南省委书记。但林彪提出他在中南，中央遂改变决定，二野进军西南，并决定云南解放后由我任云南省委书记。林彪又提出要去云南。小平同志对我讲，二野可能不去云南了，准备安排我到四川工作。后来中央没有听林彪的，仍由二野入滇。林彪当时就企图多占地盘，其政治野心已露端倪。”（宋任穷：1996：22）革命成功，林彪功大，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有施展的空间。
6、电报
“张国焘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已成为党史常识。权威说法是：“9月初，在中央一再催促下，张国焘才命令红五军进抵墨洼附近，但接着又下令红五军全部返回阿坝。他的分裂活动更加变本加厉；
一面致电左路军驻马尔康地区的部队，要正在北上的军委纵队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
一面致电陈昌浩、徐向前转中央，再次表示反对北进，坚持南下，并称‘左右两路军不可分开行动’。9月9日，又背着中央另电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这样，局势便发展到千钧一发的危急地步。右路军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同志看到张国焘发给陈昌浩的那个电报，立刻秘密地赶往中共中央驻地巴西向毛报告。毛迅速抄下电文（1937年3月，毛在政治局会议上讲到，电文中有：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机立断地决定率红一、三军团迅速脱离险区。”（金冲及，1996：362—363）80年代初，廖盖隆说：“我们党史研究室的同志看到1937年中央政治局批判张国焘的会议纪录，毛主席在发言中说到，叶剑英同志把电报给他看，电报中有‘南下彻底展开党内斗争’这样的话。”（廖盖隆：1993）
对此，徐向前有不同看法：由于９月８日右路军的主要领导曾致电张国焘，要其北上，张则于次日“复电我们并转中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再次明确表示反对北进，坚持南下。”（徐向前，1987：450）1982年，徐接受廖盖隆等人的访问，明确指出：“接到张国焘要我们南下的电报后，我们最大的错误就是同意南下。至于是否发过要用‘武力解决中央’的电报，我负责地对你们说，我是没有看到过的。毛主席在延安时讲过张国焘的危害。至于怎样危害，我们也不好问”。徐还说：“我们那时候军队有保密制度，像这样机密的电报，是指定人译的，译的人就直接拿给这位首长看；
叫谁译就谁译。这样的电报不是一般人可以看到的，不是什么都可以看的，这是军队的保密制度。张国焘发的这类电报都是指定人的，但谁译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电报？谁看过？我也不知道。”（廖盖隆：1993）
当时主管四方面军电报的宋侃夫也向中央党史研究室说过没有发过要“武力解决”的电报。廖盖隆介绍说：“宋侃夫同志建议我们写信给叶帅，请他回忆这段历史。……我们已经给叶帅写了信。”叶对此信的反应，据叶剑英传记的作者范硕说：“叶帅当时身体不大好，他考虑到此事不宜公开，回复说，还是免了吧。意思是历史问题自有公论，还是让别人去说吧。要照顾大局，以一、四方面军的团结为重，不宜激化矛盾。”（范硕：2002）“不宜公开”说明叶对此有难言之隐；
“激化矛盾”云云又表明一、四方面军即使在半个世纪之后对此也有不同说法。徐向前是当事人之一，发表此论时是仅次于叶剑英的军内元老，他的质疑是不能不认真回应的。范硕在1995年出版的《叶剑英传》中，引用多位领导人（主要是中央和一方面军的领导人）的讲话以肯定有这样一份电报，其中也包括徐向前1977年送给叶的贺诗“吕端当愧公一筹，导师评论早已定”。但是，表彰叶的“大事不糊涂”并不意味着认可有“电报”一事。在后来纪念叶的文章中，徐就完全不提出长征往事。七年之后，范硕在《关于长征“密电事件”的几个问题》一文再度论证有此“电报”，其证据主要是还是毛泽东以下中央和一方面军领导人的种种说法，似乎还不足以回答徐向前的质疑。看来，要搞清这个问题，重要是充分正视作为论争另一方的四方面军领导人的说法。
叶剑英一生有三大功劳，一是1927年向叶挺、贺龙报信，使南昌起义得已进行；
二是长征中向毛泽东报信；
三是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中起了重要作用。当华国锋、汪东兴准备对“四人帮”采取措施之后，1976年9月24日，华派李先念去征求叶的意见，双方完全一致。但华下台后，叶成为抓捕“四人帮”的主要决策者，很多发表的记述都与事实真相有出入。1977年，李先念曾说：“去年十月，粉碎了‘四人帮’。这是华国锋同志提议并征得中央多数同志同意后实施的。”后来，《李先念文集》的编者们在收录这篇讲话时，根据变化了的形势在文后加了一个注释，写成叶为主华为辅。只是在李先念大发脾气之后，才改写成以下文字：“ 注157 1976年10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这个反革命集团。在这一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作用。”（杨继绳，1998：80—81）抓“四人帮”是极其秘密地进行的，似乎不可能像李先念说的那样是“征得中央多数同志同意后实施的”，但李的脾气是有因而发的：作为主动者（华国锋）的沟通人，李也是这次抓捕行动的主角。
7、“党内斗争”与“危害”
毛泽东判断张国焘加害于中央的证据是，张国焘在给陈昌浩的电报上，有“彻底展开党内斗争”一说。为什么“党内斗争”就等于“危害”？本来，党内斗争无非是思想斗争、路线斗争，但在激烈时期，党内斗争又会引发至残酷整肃直至肉体消灭，张国焘、毛泽东对此并不陌生，以至于毛一看到“彻底展开党内斗争”一语，就知道张要干什么了。
“危害”没有成功，但一、四方面军的斗争确实是展开了。原属于一方面军的五军团参谋长陈伯钧在两军会师后调到四方面军任九军参谋长，没有受到四方面军将领的欢迎。1935年9月13日晚，“王树声等同志向我提出很多问题对我进行斗争”；
次日，陈要调离九军，九军要他把九军的东西留下，“如狼似虎的一些传令兵汹汹然要这要那，声言奉命不准我带一点东西，只许只身去总部。当面交涉无效，写信给孙军长，回答找不着人。最后竟动手强搬东西，强拉所有马匹，由五军带来的马匹亦被没收。我当时实在难处，只好愤然舍弃所有东西人员，去总部请示办法。黄昏前后，才由总部去信将一些东西人员要回，但望远镜被抢去，骡子也被换了！自参加革命以来，算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事。若说是真正的革命同志，其何以出此？若说政见不同，需得斗争，亦断不能采取如此卑劣的手段！”（陈伯钧，1987：459—460）王树声后来是十大将之一、国防部副部长；
孙玉清次年壮烈牺牲。陈伯钧不懂得革命同志之间，也可能会有严重的斗争。
到延安后，四方面军的将领日子不太好过。1937年，刘伯承曾代表中央对西路军残存人员说：“张国焘是一枚毒药，投到井里，四方面军的同志都喝了这口井的水，需要洗一洗。”（秦基伟，1996：96）因为这一洗，四方面军将领受到冷落。毛泽东1961年6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回忆此事：“一方面军搞的不对，抗大整的过分了。……我叫谭政在延安清查了一下一、四方面军的职务，调查结果，四方面军的同志统统当总务科长，就是没有做政治工作的，说他们文化很低，就是不信任他们。”（朱玉：1999：318）而且这一洗就是几十年。原南京军区空军司令聂风智因为顶着“张国焘的人”的帽子，被空军司令刘亚楼长期打入另册，经常受到无理指责。对此，“谭震林解决不了，邓子恢解决不了，连陈老总都解决不了。”（松植：1994：135）有一次，刘亚楼带着聂和南空政委余立金到机场为毛泽东送行，“他给毛主席介绍，说余立金是井冈山的。其实余根本不是井冈山的。又说我是四方面军的，是张国焘的部下，让人差点儿下不了台。”（松植，1994：307）
8、伪“中央主席”
张国焘在1935年10月15日的卓克基会议上宣布另立中央，这是一桩严重罪行，但确实没有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列席会议的王维舟判断：“如果当时多数人都以正确的态度同张国焘斗争，就有可能使他的分裂不能得逞。”（王维舟，1982：105—106）原因或许是与会者对当时的中央有不满：
张国焘于是先指定一方面军的一位军的干部发言。这位同志在长征途中，一直对中央领导有意见，列举了一些具体事例，讲得很激动。四方面军的同志闻所未闻，不禁为之哗然。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责备和埋怨中央的气氛，达到了高潮。（徐向前，1987：459）
这时与四主面军一起的有原属一方面军的董振堂的红五军团和罗炳辉的红十二军，究竟是哪一个“军的干部”讲得很激动，徐向前没有讲。张国焘则说：“第五军团和第十二军出席这次会议的同志们，也纷纷指斥毛泽东等行为不当。他们指出第五军团和第十二军同属一方面军，以往遇有重要军事行动，都曾事先获得通知；
但这次毛泽东等私率一、三军团北上，却并示未通知他们，发言的人对于这一点，一致表示愤慨。”（张国焘，2994下：422）
徐、张都这样说，肯定是有根据的。五军团对中央是有意见的。延安时期，各根据地分别召开座谈会，主要是围绕路线问题就一些历史问题作出决议。“红五军团的座谈会开得很激烈，因为他们是宁都暴动的队伍，不被‘左’倾路线所信任，肃反时抓了不少人，当反革命错杀了，连总指挥季振同也被杀害，军团长董振堂、参谋长赵博生、前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后政治部主任曾日山等军团领导相继牺牲，部队留下的人很少了。随西路军过黄河时基本打光了。会上，发言的人很激动，当有人拿出董振堂军团长被国民党杀害时头颅照片时，不少人嚎啕大哭。”（莫文骅，1996：414）另据黄火青回忆，１２军军长罗炳辉及政委何长工是支持张国焘的。（黄火青，1995：113—120）何长工几十年后也承认：“出其无奈，被迫只好违反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饮恨随张国焘南下。”（何长工，1987：355）在张中焘拟定的名单中，罗炳辉是“中央委员”，何长工是“修补中委”。何是遵义会议后毛泽东亲自派到九军团接替蔡树藩任政委的，为什么也会“随张”，可能不仅仅是外在压力。何之所能得到毛的谅解，重要原因之一是他和黄火青成立了一个秘密收容站，保护了一方面军落伍掉队者。
张国焘1931年初到达鄂豫皖，任中央分局书记和军委主席；
1933年创立川陕根据地后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尽管他有才干、有威信，甚至于四方面军对“张主席”有“盲目崇拜心理”，（徐向前，1987：461）但“张主席”只能是某个中央分局的主席而不具备做“中央主席”的资质。朱德、刘伯承等一方面军领导人的反对，百团决战的失利，中央到陕北后的种种争取等等，都是他的“临时中央”解散的原因。在主观上，他也没有那种“崇拜我好一点”的霸气和自信，特别担心远在天边的共产国际：
那时，中国共产党是隶属于共产国际的支部之一，一切重大问题的决定，必须经共产国际认可，方能生效。张国焘是老资格的政治局委员，当然更明白这一点。他深怕公开打出另立“中央”的旗号后，一旦被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否决，局面将不堪收拾。特别是王明、博古等人，都是共产国际的“宠儿”，斯大林决不会轻易否定他们。张国焘对此颇有顾虑，要给自己留条退路，便不敢把事情做绝。（徐向前，1987：474）
共产国际当然是中共的太上皇，但遵义会议上毛泽东不就把它的“宠儿”博古和它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扳倒了吗？而且后来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也承认了毛。可能正是掌握了张这种畏惧共产国际的心理，已到陕北的毛就借助从莫斯科回来的张浩，向他“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肯定中央北进路线是正确的”（其实共产国际是否有这个指示还要存疑），而给了张“当头一棒”。
坚强的革命者是一个目标干到底、把事情做彻底的人，任何犹豫和动摇都不会成功。而张最缺乏的就是坚定性和自信力，一边凭人多势众自封“主席”，一边“心里老是打鼓，不敢走得更远。”（徐向前，1987：475）徐说了一件小事：中央红军在陕北直罗镇打了一个胜仗，徐得到消息后找张，要出个捷报，发给部队。“张国焘态度很冷淡，消灭敌人一个师有什么了不起，用不着宣传。……可是，没过几天，张国焘又准许在小报上登出了这条消息。”（徐向前，1987：476）消息公开后，使中央红军北上的胜利与四方面军南下碰壁形成了对比，对张国焘很不利。在这个问题上，张本来既可以大大方方地公开出来，因为他是“中央主席”，一方面军的胜利不也是“主席”的光荣？后来不就是把整个党史、革命史的胜利都归为一个人的领导吗？当然张也可以永远压着不发，真的搞一点“愚民政策”。整风时期毛泽东就严格审查一切信息资源；
“文革”时期，除了毛自己的书和他允许的书，古今中外的所有书都是要烧毁的“封资修黑货”。
张之缺乏政治领袖的素质，还在于他会动感情。1936年9月中旬讨论行动方向时，朱德、陈昌浩等主张按中央要求北上，张主张先西进青海再转陕北以避免在西兰通道与胡宗南部决战，朱陈主张通过后，张还是认为不妥，晚上去找陈昌浩做工作，发生争吵。
这是张国焘自与陈昌浩共事以来，第一次发生尖锐争论，加上他有个另立“中央”的包袱大压在身上，所以情绪很激动，还掉了泪。他说：“我是不行了，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藉，四方面军的事情，中央会交给陈昌浩搞的。”（徐向前，1987：497）
《李先念传》记述张、陈的对话是：“说明陈昌浩无权改变他的命令，应该注意保护四方面军，会合后中央会让我们交出兵权，甚至开除党籍，军法从事。说着说着，便伤心地痛哭起来。陈昌浩向他指出，你的决定是错误的，谁有权决定，要看是否符合中央的要求。必须去会合，会合才有出路。我们的错误要听候中央处理，哭是没有用的。”张见陈昌浩不答应，就去彰县找徐向前、李先念等人，说明“既然一方面军主力不能南下，四方面军独立在西兰通道地区作战，十分不利。”徐等同意后，张即要陈昌浩前来会合，陈见徐向前等已经同意，并已开始调动部队，也就不再坚持。后来在中央发来严令，而且徐向前西进洮河后，河西已是大雪封山，道路难行，故又转而按中央要求北上。（朱玉，1999：238—240）
张国焘不反对北上，只不过是避开敌人主力绕道而行，所以其主张是有道理的，但他只会以眼泪来支持自己的主张，既说明中央压力之大，也说明张意志不够钢强。陈昌浩是他的老部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此时居然也不听他的，亦见张此时大势已去。政治家不是不流泪，比如三国时的刘备，那是为了表示“仁心”以争取人心，但张这种的负气的流泪则没有任何政治功效。
9、西路军
1937年，西路军兵败祁连。“我是西路军的主要指挥者，这支部队的两个主力军（九军、三十军），又是我和其他同志从鄂豫皖带着发展起来的。西路军的失败，长期使我愧悔交加。”（徐向前，1987：555）应当肯定的是，徐向前的“愧悔交加”之中还有痛苦，因为《毛泽东选集》把西路军失败与“张国焘逃跑路线”紧密相联。只是在晚年的回忆录中，徐才得以畅其所郁，强调四方面军西渡黄河并非张国焘的“擅自决定”，而是执行中央宁夏战役的计划、按照毛泽东等人的电报指示行动的。他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三条：第一，担负的任务飘忽不定，变化多端，并大大超过应有的限度，这是失败的根本因素。第二，无法取得战场主动权。三，战场指挥上缺乏机断专行。
客观条件外，三个原因都与中央军委指挥不当有关。关于第一点，西路军的任务凡五变：开始是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渡河西进，鏖战一条山，待机策应一方面军西渡，共取宁夏。第一变是放弃这一计划，独立西进，准备打通新疆；
第二变是停在永凉地区，不进不退；
第三变是根据西安事变后的形势变化，忽而准备西进忽而准备东进，后明确执行西进任务。刚到临高地区，又停止西进；
第四变是为了策应河东，改为东返；
第五变是奉命“固守五十天”，在倪家营子坚守待援。
关于第二点，西路军孤军深入，没有可以依托的根据地，河西走廊狭长的地形又无法集中兵力，不可能发挥红军的战术特长。“中央要求我们‘集中兵力’、‘齐打并进’，原则上没有错，但实际上是同建立根据地的任务和当地的地形条件相矛盾的。我们提了不同意见，没有下文，便只能分兵固垒，就地坚持。”（徐向前，1987：560）要兵员没兵员，要补给没补给，要援应没援应，旷日持久下去，招架之功尚缺，还手之力全无。
关于第三点。中央统得过死，不给战场指挥以应有的自由权。毛不能容许西路军领导人有半点异议：“你们（对）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究竟有何种程度的认识呢？何种程度的自我批评与何种程度的转变呢？我们认为今后的胜利是与对过去政治错误的正确认识与彻底转变是有关系的。”（徐向前，1987：544）这就把西路军的行动与过去的“政治错误”联在一起，谁还动弹？“在西路军面临如此严峻的形势下发出如此具有严重性质的电报以压西路军领导人，使之机械执行其命令，这在毛泽东指挥军事的历史上是少见的，也不是单单可以用形势变幻莫测可以解释得清的。”（汪云生：1999：340）
后方的张国焘此时急于与中央保持一致，也发电报强调：“军委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正确的”，“如果还有过去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而残存着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当有的。”“应当在部队中，特别是在干部中，提高党中央和军委和威信。”（徐向前，1987：538）陈昌浩更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只好急于表忠心：“他曾向我流露过：南下的事，共产国际肯定对四方面军另有看法。为了红四方面军的前途，今后应惟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意见是从。……对于上级的指示，奉为金科玉律，不敢越雷池一步，简直到了一切‘惟上’的盲从地步。”（徐向前，1987：563）
西路军过河后张国焘没有单独发过电报，有关四方面军的各种指令，是以毛为中心的军委作出的，因此西路军失败的帐不能挂在张国焘的头上，但史书有时并不符合历史。1965年，中国人民大学革命专家李新在河西走廓参加“四清”时，“我亲眼看到高台的一个集镇，据甘肃到新疆的河西走廓中，当年必是冲杀要地。……我弄明白了这次战斗已是1937年3月的具体日期之后，心中又极为愤懑。《毛泽东选集》中，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这样写道：‘为敌人吓倒的极端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破产。’可毛主席写这篇文章的时间，是1936年，他怎么能在1936年就预见到1937年的西路军的失败呢？很显然，这是毛著编委们帮助整理这样的。”（李新：1998：135） 1991年，《毛泽东选集》再版，毛的原文无法改动，但相关注释改写为：三个方面军会师后，“十月下旬，四方面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1937年3月失败。”
10、“肃反”与“抢救”
鄂豫皖根据地和四方面军历史特殊。不但内部斗争激烈，而且张国焘的“另立中央”也使它与中央红军产生矛盾。在张国焘被认定要为分裂负责后，徐向前成为四方面军的旗帜。原因很多，但徐本人的谨慎是重要一条。
鸡鸣河会议上，徐与曾中生等人意见一致，结果他的妻子被杀。此后徐就谨慎多了。“小河口会议我没参加，一些情况是后来才听说的。”（徐向前，1987：227）张国焘的第二次“肃反”就没有他的事。
张国焘与中央闹别扭，首先发生在中央慰问团到杂谷脑时，“后来我听说，张国焘曾在那里借口‘统一军事指挥’，向中央要权。”此时徐正率军向松潘出发，“我当时被在蒙在鼓里，对这些事情一概不知。”（徐向前，1987：427）8月11日的沙窝政治局会议上，张和中央“吵得很凶”，“至于当时争论的焦点是什么，谁是谁非，我不了解。那是中央政治局内部的事，没有人和我谈过，自己也不想过问。”（徐向前，1987：439）。8月下旬右路军穿过草地后，张和中央之间“南下”“北上”之争日益紧张，“陈昌浩是中央政治局的成员，又和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同志熟悉。有什么事情，都是他去和中央联系。”（徐向前，1987：444）
也许不是故意回避，但在关键时刻总能远离是非之地，是徐的过人之处。他比较延安整风与张国焘肃反，认为“延安整风的经验证明，只有用正确的方法去开展党内斗争，克服矛盾，才能达到教育全党，团结全党，增强党的战斗力的目的。”（徐向前，1987：693）但细读下去，就会发现徐实际是看到了两者之间的连续性。
经历过鄂豫皖、川陕根据地两次残酷的“肃反”，徐对“整风”、“肃反”中的极左行径极为敏感。延安整风初期，他是抗大校长兼负责整风的“分学委”主任，举措比较温和，他还给领导成员讲红四方面军肃反扩大化的教训以提醒大家保持清醒头脑。这当然不符合整风的发动者毛的预期，不久康生的社会部派黄志勇来抗大主持审干，张国焘用过的手法“在整风审干中被康生等人搬来，‘抢救失足者’。凡是从白区来的，都受到怀疑，甚至连叶剑英同志，都被列为怀疑对象。”（徐向前，1987：695）黄志勇是搞逼供信的专家：
名堂多得很，什么“即席坦白”、“示范坦白”、“集体劝说”、“五分钟劝说”、“个别谈话”、“大会报告”、“抓水萝卜”（外红内白），应有尽有。更可笑的是所谓“照相”。开大会时，他们把人一批一批地叫到台上站立，让大家给他们“照相”。如果面不改色，便证明没有问题，否则即是嫌疑分子、审查对象。他们大搞“逼供信”、“车轮战”，搞出特务分子、嫌疑分子六百零二人，占全校排以上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七点二。干部队共有四百九十六人，特务和嫌疑分子竟有三百七十三人，占百分之七十五以上。（徐向前，1987：686）
这些比例与“白雀园肃反”差不多。“白雀园肃反”随张国焘一起被否定，康生的肃反审干却未认真清理。“文革”中，康生又一次威风八面，黄志勇再次出击，在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成为批徐的急先锋：“声色俱厉，质问我为什么要率四方面军渡河西征？为什么要搞‘二月逆流’对抗无产阶级司令部？为什么要反党乱军，支持陈再道和‘百万雄师’？”（徐向前，1987：841）黄志勇原为装甲兵副政委，“文革”中因整人有功，一度主持总政治部工作。
当然，延安整风的积极分子并不都像康生、黄志勇这样好运长久。整人花样甚多的边区保卫处审讯科长布鲁，在50年代的镇反时被打成“内奸”、“反革命”，屈死狱中。其妻四处奔走，多方申诉，也被开除党籍。抗大绥德分校的一位副校长当时也是整人的急先锋，他曾说：“别人说反对逼供信，我们就来个信逼供。我们先‘信’，‘供’给你听，你不承认，我们就‘逼’！这个副校长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闹得全家惨死，我不知道他曾否回想过1943年他说过的这些话！”（韦君宜，1998：18）
11、选举
1967年批“二月逆流”之后，徐等一批老干部就“靠边站”了。所谓“靠边站”与彭德怀等人被公开批斗不同，也与贺龙那样被关起来迫害不同，“靠边站”者保留职务，没有生命危险，没有衣食之虞，但不再掌握实际权力（比如陈毅的外交部长从来没有被撤去，但外交部的工作他过问不了），在党内会议上可以被批判。“靠边站”是区别不同性质的矛盾的一大发明。
在这种极不正常的气氛下，我们这些人，能不能被选入中央委员会，已成问题。毛泽东同志觉察到这一点，出面做工作。……但在选举时，林彪、江青一伙又玩了鬼把戏。他们采取分组分配票数，指定人投票的办法，对付“二月逆流”的人。票数控制在不超过半数太多的范围，又让你当选，又让你难看。这种肆意践踏党内民主，侵犯党代表民主权利，操纵党代表大会的恶劣手段，充分说明他们是一伙地地道道的野心家、阴谋家。选举中共一千五百名代表投票，我得票最少，仅八百零八票，其他老同志多些，但也多不了多少。（徐向前，1987：844─845）
当时的投票是有严格控制的。肖劲光回忆：“‘九大’期间，李作鹏是布置过选谁不选谁的问题。据苏积成同志后来揭发说‘九大’时，李作鹏曾在海军代表中点了所谓参与‘二月逆流’的朱德、叶剑英、陈毅、聂荣臻等同志的名，布置海军参加‘九大’的17名代表中的八名基层来的同志在选举中央委员时不投这些领导同志的票。”（肖劲光，1988：308）选举是有领导的，票在代表的手中，但选谁不选谁却是由上面指定的。至于这些代表又是如何产生的，就不用再说了。不止于此。像肖劲光这样老资格的代表、又是李作鹏的对手，李作鹏当然不便叫他选谁不选谁，但他的“自由选举”却是要承担风险的：“‘九大’选举中央政治局的时候，我没有投票选张春桥、姚文元、叶群、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据江青讲还包括她）等人的票，是因为我认为无论从那一方面讲，他们都不够当政治局委员的条件。……本来选举是无记名投票，选谁不选谁是党员的权利。江青、张春桥却搞查票勾当。他们用什么方法把我的票查出来，我不得而知，但手段之卑劣却可见一斑了。”（肖劲光，1988：308）肖劲光是解放军的大将，长期担任海军司令（包括“文革”期间），毛曾说过肖是终生司令。如果像他这样的代表的选票都要被检查，每次选举又怎么不会是“热烈鼓掌，一致通过”？
徐向前简历
1901年1月生于山西五台。1924年5月年进黄埔军校，毕业后留校任排长，后到冯玉祥部任教官、参谋、副团长等职。
1927年3月加入共产党；
11月参加广州起义，任第六工人联队队长。起义部队退到海陆丰后，任红四师参谋长、师长。1929年6月到鄂豫皖根据地，先后任副师长、副军长、军长、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当选为中革军委委员。1932年四方面西征后，任西北军委副主席；
1936年10月，任西路军总指挥。
1937年后，先后任一二九师副师长、山东纵队司令员、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抗大校长。1945年在“七大”上当选中央委员。
1946年6月，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华北军区第一副司令、第一兵团司令兼政委。
1949年后，任军委总参谋长、军委副主席，1956年在“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66年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67年1月，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
1975年在四届人大上当选为副委员长。
1978年3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
1977年在“十一大”、1982年在“十二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90年9月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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