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主流经济学排除价值判断，在现实问题尤其是对穷人行为的解释上常常陷入理论的贫困状态。本文以穷人生存的现实状况为研究起点，论证了土地至上是穷人的文化理念，生存第一是穷人的理性假设，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穷人特有的经营之道：在穷人的经济核算中，劳动力成本为零；
穷人的经营目标是产量最大化；
穷人的败德行为是他们的理性选择。
「关键词」穷人/行为选择/土地至上/生存第一
现代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资源稀缺条件下的行为选择问题，经济活动都是选择性活动，选择是经济活动的灵魂。[1]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可以看作是选择活动，选择决定着资源配置效率，选择决定着收益和发展后果。文化相异的人，行为主导动机不同，往往具有不同的选择，因之也出现不同的局面。主流经济学排除价值判断，否认人与人之间的文化差异，偏离了以人为本的宗旨，以经济人假设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试图构建一套普适性的理论去解释人们的行为，这种学术上的理论预设显然具有文化霸权心态。事实证明，富人有富人的生存之道，穷人有穷人的活法，在现实问题尤其是对穷人和富人行为的解释上，主流经济学常常陷入理论的贫困状态。
一、穷人的文化理念
穷人指封闭条件下的农村区域绝对贫困人口，下文若不做特殊说明，均指此意。
土地至上是穷人的核心价值观。[2]土地对农民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土地作为一种重要的基础生产资料，是农户得以世世代代延续下来的唯一物质基础。其次，土地是农民生存安全的最可靠保障，土地对于农民来说，代表一种储蓄或钱的近似物，但比货币具有更强的保值增值功能。时至今日，尽管获取食物的途径已很多，可是人们不愿意拿自己的土地去进行实质性的权力交易。另外，农民的兼业化现象也说明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土地是保险的，离开土地是一种生存风险。第三，农民对土地保持着特有的依赖关系，从而生发出对土地的信仰和崇敬之情。农民的生产、消费、工作和居住都离不开土地，农民不仅将土地视为安生立命之本，有时干脆就将自己看成是由土地派生的一部分。第四，土地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农民的社会需要。农民在乡里的名誉、身份、地位及其志向、均与土地关联起来。土地是农民的脸面，透过土地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好坏，从而影响着其在乡里的社会关系与交往圈层。因此，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对人们的期望来说，土地具有捉摸不定的特性。恐惧、忧虑、期待、安慰以及爱护等感情，使人们和土地间的关系复杂起来……人们利用土地坚持自己的权利，征服未知世界，并表达成功的喜悦。”[3]人地关系紧张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在此矛盾制约下，任何土地过分向少数人集中的制度安排都无法维持社会稳定，中国农业社会才不得不以“均平”为传统理念，逐渐形成了兼业化的小农经济结构和传统的子嗣间平分财产的内生性制度。自新中国建立以后，无论50年代土改、60年代三自一包，还是70年代大包干及其以后各地普遍出现的“三年一小调、五年一大调”，甚至90年代落实30年不变的“延包政策”，其实际内容在农村都被农民搞成只不过是按照村内人口平均分地。
均分土地，既是对农民生存自由的一种保障，但同时也是对农民生存自由的禁锢，它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农民对生存自由的选择权利，是另类的小规模的分散的“圈地运动”，这种土地权利的细分具有排他性特点，放弃对自己所拥有土地的各种权利，对于以土为生的农民来说，不啻于是一无所有的乞丐。尽管在现代社会，随着各种文明的传播、接触、碰撞和容纳，农民自身素质和抵御风险能力的提高，更富于人性化的制度安排，使得土地与农民之间的关系纽带逐渐松懈，土地在现代农民心目中的核心地位受到动摇，人们可以游离于土地之外去寻求和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但对于贫困地区的农民而言，一次小小的失败都可能导致他们遭受倾家荡产的灭顶之灾，贫困型塑了他们厌恶风险的生产和生活性格，主客观条件限制了他们的选择空间，因此土地对他们而言，不仅仅意味着是生产资料，同时也是生存资料，而且也唯有土地是他们生存得以维系的最后屏障，尽管资源配置是单一的而且是低效的，但对于深受传统土文化涤炼、处境封闭的的穷苦农民而言，对土地近乎痴迷的依附是他们对生存境遇的无奈的回应，也是他们对生活的理性选择。
贫困的根源在于资源和机会可获得性很小。土地至上，固化了人们的自然位置，表现为定居和不流动；
土地至上，简化了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表现为个体性和特殊主义，进而导致人们的组织合作意识差和对外人的信任度低，社会位置很难改变。对土地的过分依赖和依恋，将人们束缚于土地之上，形成了以土地为中心的生产方式和交往圈层，发展要素基本处于不流动状态，造成主体的选择非常有限和机会的缺乏（贫困地区环境差，外界资源流入的可能性很小甚至几乎没有，政府行为例外），极大地缩小了人们活动的社会空间，进而局限了其活动的经济和自然空间。因此，在既定的社会制度结构框架内，土地至上观引致的人们世代定居和活动空间的偏狭性导致的有限选择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们获得资源和机会，湮灭了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欲望和冲动，限定了人们财富的获取量，规定着人们的命运。
二、穷人的理性假设：“生存第一”是其行为的主导动机
所谓理性，经济学中最一般的定义是：决策主体在面临几个可供选择的方案时，会选择一个能令其效用得到最大满足的方案。这个定义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把握：首先，选择之于理性很关键。别无选择，则无所谓效用满足最大，但并不意味着选择唯一约束下的行为结果是不理性的。其次，效用是否满足依赖于主体预先设定的行为主导动机和目标，而作为心理层次的动机与主体的文化因素密切相关，文化是自然社会经济共同作用的产物，影响主体的动机和目标因素归根结底是文化因素。第三，理性是相对的。每一种选择方案都可能是某一目标下的最佳选择。即便行为的选择集合相同，拥有不同文化的主体，其动机和目标不一样，其选择的方案也会不同。理性是既定目标下的效用选择最大化。通常，理性可以简约为目标。如经济人理性就是利润最大化。因此，无论任何主体，只要是目标既定，并在其可供选择的行为集合内作出选择，并能够使其效用达到最大满足，即可认为行为主体是理性的，即所谓的实质理性。可以说，只要主体是正常的，其行为都具有理性。按照主流经济学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理性（形式理性）假设得出农民不理性的结论，其根本原因在于它抹煞了主体的差异性。
关于农民经济行为理性的研究，理论界有两派学说。一是以美国经济学家W ·舒尔茨为代表的“理性小农学说”。他们视小农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人”，用商品经济范畴的概念、原理来评述分析农户经济行为。他们认为，小农是传统农业技术状态下有进取精神并已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有利可图的生产机会和资源的人，是相当有效率的。后来，经济学家波普金又进一步认为，小农是一个权衡了长短期利益及风险因素之后，为追求最大生产利益而作出合理抉择的人，是“理性的小农”。二是以原苏联经济学家恰亚诺夫为代表的“自给小农学说”。他们认为，小农的经济体系是一个以满足自家消费为目的的血缘统一体，而非以市场为前提的经济体系，其生产主要是为自家生计而生产，不存在追求利润最大化问题。詹姆斯·斯科特进一步认为，农民经济的主导动机是“避免风险”、“安全第一”。由此，这一学派也认为小农是理性的。
“小农”是指从事高度发展的精耕细作的农业但始终未能突破家庭经营规模的农民，或者按照黄宗智的说法是一种始终处于“糊口水平的家庭农作”，所以，在中国，人们一般将农民称之为“小农”。“贫困不仅指物质的匮乏（以适当的收入和消费概念来测算），而且还包括低水平的教育和健康……。除了以上内容之外，贫困还包括风险和面临风险时的脆弱性以及不能表达自身的需求和缺乏影响力。”[4]物质的匮乏指“总收入水平不足以获得仅仅维持身体正常功能所需的最低量生活品”，[5]即人们处于饥饿状态。尽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赋予贫困的内容和意义更加丰富，但物质的贫困是根本。由此可见，穷人与“处于糊口水平”的小农生活状态不一样，其行为的主导动机也不同，小农是“安全第一”，即维持收入的稳定是其目标。那么穷人行为的主导动机是什么呢？
人类追求自己的目标在某种程度上主要是由内部动机即由基本需要引起的动机所驱使的。生存是人的本能，满足正常的生理需要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只有生理需要满足以后，才会促动安全（稳定）的需要、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等等。另据研究表明，中国农村贫困地区592个贫困县的分布呈现与脆弱生态区分布相一致的空间集中分布特征。[6]而脆弱生态环境区一般表现为环境系统稳定性差，变化几率高、幅度大；
抗干扰能力差，敏感性强；
并向着不利于人类生存的方向发展。也就是说，脆弱生态环境如果在人为活动或者自然灾害的干扰下，生态系统将会处于崩溃状态。在如此恶劣的环境条件下，土地、劳动力等要素的产出率极低，远远不能满足贫困地区人们的最基本生活需要。即对于穷人而言，现实的物质供给与基本的内在的生理需要之间存在着供给缺口。因此穷人行为的主导动机应该是满足生理需要以维持生命的延续，即“生存第一”。就此而言，穷人与小农的首位需要是完全不同的，粮食和其他生活资料的需要即生存需要是贫困农户需要的重心，[7]这也是穷人恋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而对封闭系统之外的全国农户而言，货币需要已上升为农户的核心需要。
三、穷人的经营之道
穷人的经济行为具有多重性特点，既要从事生产活动，也要从事消费活动，生产和消费主体具有同一性。土地至上的文化观、生存第一的理性目标限制了穷人的活动范围，不流动成为发展要素的主要特征，进而使得穷人的选择和机会十分有限。而主流经济学的灵魂是选择，其前提条件是“人人都有余裕作经济抉择”，[8]并且生产的主体（厂商）和消费的主体（消费者）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二者是分离的。因此，以主流经济学的视角来审视穷人的经济行为，得出穷人不理性的结论则是必然。倘若我们采用主位研究的方法，穷人的一些所谓的“非理性”行为最终都可以得到理性的解释。
在穷人的经济核算中，劳动力成本为零。国内学者在研究贫困原因时，认为穷人受小农观念影响，其“不进行经济核算，没有成本观念。只要自身消费尚未满足，且存在富余劳动力，则劳动力就会源源不断地投入土地。”[9]对于小农家庭在边际报酬十分低的情况下会继续投入劳动力并由此而产生的劳动过密化现象，黄宗智是这样解释的：“可能只是由于小农家庭没有相对于边际劳动投入的边际报酬概念，……，直至在逻辑上它的边际产品接近于零。或者，如果一个小农家庭拥有比他的农场在最适宜条件下所需要的更多的劳动力，而这些劳动力在一个已经过剩的劳动力市场上无法找到（或不想去找）其他的就业机会，这个家庭把这一‘剩余’家庭劳动力投入极低报酬的工作是完全‘合理’的，因为这样的劳动力极少或几乎没有‘机会成本’。”[10]而恰亚诺夫在对俄国家计调查资料进行研究时，认为“单位劳动收益……主要取决于需求的满足程度和劳动辛苦之间的基本均衡状况。”[11]可见，恰亚诺夫认为在小农意识里劳动力是有成本的。同样是对小农经济行为进行研究，结论却截然不同。根本原因在于小农经济的开放程度不同，恰亚诺夫研究的农民家庭的总收入“既来自农业又来自手工业和商业”，[12]家庭经济相对开放，而我国学者研究的小农经济较为封闭。
穷人果真没有劳动力成本观念吗？首先我们从什么是成本说起。成本类型包括机会成本、沉没成本和边际成本，无论哪一种成本，人们在作决策时总是有意无意地考虑到替换。斯蒂格里茨是这样定义成本的：多获得每一单位的物品的“成本”是不得不放弃的另一种物品的数量。[13]即成本是在机会的选择集合范围内以替换的形式来思考的，具有主观性、相对性和选择性，是市场的产物。在生存理性和以土为本的前提下，穷人处于封闭状态，仅从事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而从事雇佣劳动的可能性为零。在这种选择和机会相对于其他人具有惟一性的情况下，穷人只能将自己束缚在土地上，根本不可能有其他可以替换的市场雇佣劳动（既便是劳动力市场不过剩也依然会如此），因此，穷人的劳动力成本为零，在此条件下，只要劳动力参与劳动，就可能获得产出，边际报酬不一定低下。可见，穷人不是没有劳动力成本观念，也不是没有边际报酬概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只不过在经济核算中，他们的劳动力成本为零而已。
穷人的生产经营目标是产量最大化。穷人作为生产者而言，经营目标与其他主体（厂商）的经营目标不同。首先，穷人是生存理性的，对粮食的需要是核心需求，价格几乎不是其需求的影响因素。不管外部粮食的市场价格如何变化，穷人都必须要消费粮食。其次，在封闭条件下，劳动力和土地几乎是他们资本的全部。穷人同时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其生产供给的对象是自身，又由于存在着粮食需求的供给缺口，穷人对生产什么别无选择，只能是粮食。第三，穷人的储蓄很少或几乎没有。维持粮食生产所需要的基本要素就是土地和劳动力（种子主要依赖上年留存、耕种技术凭借经验、牲畜肥料可看作是劳动力的间接产物），这两大要素不需要通过市场交易而获取，穷人自身都具备。另外，对于穷人而言，也根本没有能力对需要货币支出的生产要素进行投入，只能用劳动去替代资本和技术，以达到提高产量的目的，即所谓的“劳动过密化”。第四，穷人对土地拥有长期使用权，并可以用粮食来抵地租，甚至可以减免。土地作为生产要素，对于他们而言，是不存在货币成本的。所以穷人生产的投入要素是劳动力和土地。在土地规模一定的情况下，只有劳动力投入是可变的，并影响产出。第五，既然是穷人，那么粮食对他们来说就始终处于稀缺状态。综上所述，对于生产者——穷人而言，其生产目标不是追求市场条件下的利润最大化，而是产量最大化，以满足人们的生存需求。
穷人的“败德行为”有其合理性。在扶贫过程当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贫困农户拒绝使用技术人员提供的良种或者将其作为食物消费掉。长期以来，决策者与理论界将此归结为农户的愚昧、无知或道德有问题。果真是这样吗？在没有完善的农产品保险市场条件下，穷人对未来的预期面临着多种风险：首先，穷人生活的自然环境一般相当恶劣，自然界的任何灾难随时都可能发生，因使用良种而多增加的投入不仅没有回报，甚至可能会影响到农业产出；
其次，一般地，农业的优良品种对自然环境的条件要求比较苛刻，良种是否适合于当地的环境无法预料；
第三，由于扶贫政策存在的漏洞，对于农技人员对扶助者的技术支持是长久的还是短暂的，穷人心中没底，即使扶助行为是持久的，也未必能保证农户的投入一定有产出。因此，基于对远期风险的规避和近期解决生存需要的理性，穷人自然会发生“败德行为”。
「参考文献」
[1]刘敬鲁。经济哲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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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夏永祥。中国地方性贫困原因新探[J].开发研究，1993，（6）。
[8]黄宗智。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规范认识危机及出路[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4）。
[9]夏永祥。中国地方性贫困原因新探[J].开发研究，1993，（6）。
[10]黄宗智。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规范认识危机及出路[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70.
[11][12]A.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组织[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60，41.
[13]斯蒂格利茨。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37.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王兆萍，西安财经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中国天津300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