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文主要探讨尼古拉斯·斯皮克曼的地理战略观及其在现时代的意义。本文认为,斯皮克曼与麦金德的理论是完全不同的,这种不同体现在斯皮克曼赋予“边缘地带”以更突出的战略地位及他在强调“边缘地带”某些地区重要性时表现出的选择。本文指出,尽管有许多学者将遏制战略的形成及其弊端同斯皮克曼的理论联系在一起,但这种政策所反映的主要是麦金德而不是斯皮克曼的理论,因为后者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涵义并没有在遏制政策中体现出来。本文最后还探讨了斯皮克曼的理论在后冷战时代的意义。
[关键词] 斯皮克曼;边缘地带;地理政治;战略研究;国际政治理论
在20世纪西方战略思想史上,著名美籍荷兰裔国际政治学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是非常突出的一位,他的两部名著《世界政治中的美国战略》与《和平地理学》,不仅是西方地理政治思想史上的重要著作,而且对战后美国对外大战略的形成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一名战略思想家,斯皮克曼对现代战略思想的首要贡献就在于他提出的“边缘地带理论”,这一理论同英国著名地理学家麦金德提出的“心脏地带理论”一起,代表了20世纪西方地理战略思想的最高成就。自二战结束以来,尽管斯皮克曼理论的重要性已得到广泛承认,但无论批评者还是支持者对他的理论都持有某些相同的看法,这种看法的核心是认为斯皮克曼和麦金德的地理政治观是完全相同的,即由欧亚大陆沿海地区构成的边缘地带被看作心脏地带大陆强国力求控制的区域,而斯皮克曼的贡献就在于指出了这种控制造成的危险,即这种控制将导致对美国战略上的包围。事实上,对斯皮克曼理论的这种理解完全是错误的。首先,这种看法将海权与陆权的对抗看作是压倒性的主题,这就抹煞了斯皮克曼赋予边缘地带的核心地位;其次,这种看法也认为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重要性是相同的,这就忽略了斯皮克曼在赋予边缘地带的某些地区重要性时表现出的选择。从一般意义上说,将斯皮克曼与麦金德的理论等同起来的看法主要归因于两者受到的不同待遇。由于冷战一直是二战后西方国家对外战略的重点,因此麦金德的理论受到人们更多的重视,而有关斯皮克曼理论的研究却很少。实际上,目前对斯皮克曼理论的研究都是从麦金德的观点来立论的,而这点恰恰从根本上抹煞了边缘地带的战略意义,对那些位于边缘地带的大国(如中国)而言,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同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相比,无论在政治上还是战略上都具有更多的相关性,而这也正是我们重温“边缘地带理论”的关键意义。
一、“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
麦金德理论的核心是海权与陆权的对抗,他所关注的重点就是这两者间不断变动的力量平衡,对这种不断变动的力量平衡的理解不仅是麦金德战略思想的基础,且构成了他的历史理论。[1](Ｐ58)麦金德将世界分为三个区域,一是欧亚大陆中心的内陆区域,二是位于边缘的“内新月形地带”,三是近海岛屿、美洲、澳大利亚构成的“外新月形地带”。麦金德指出,欧亚大陆中心那片以草原和沙漠为主的区域实际是一个巨大的天然要塞,这里的自然条件使它历来是海上人无法到达的场所;这片广袤且人烟稀少的地区历史上一直由各种游牧民族所控制,这里的自然条件及马和骆驼的机动性使他们能不断汇集起强大的力量,从而对边缘地区造成严重威胁。[2](Ｐ430)麦金德根据历史上游牧民族对边缘地区的压力程度,将历史分为三个时期:前哥伦布时代、哥伦布时代、后哥伦布时代。麦金德认为,前哥伦布时代的特征是欧洲不断受到来自内陆游牧民族的威胁;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使世界进入了哥伦布时代,新航路的开辟使欧洲人从海上迂回到游牧民族后方,从而抵消了中心地带的战略优势;但20世纪(后哥伦布时代)技术发展使中心同边缘的力量对比再次发生根本变化。麦金德从这里得出了他战略思想的核心命题,即欧亚大陆中心那片被内陆水系覆盖的地区是世界政治的“心脏地带”:历史上这里的游牧民族曾对边缘地区造成过严重威胁,20世纪铁路的出现使边缘地区再次面临类似压力,一旦这一地区能再次被组织起来,那么一个庞大的世界帝国也就在望了。[3](Ｐ101)
尽管麦金德将世界分为三个区域,且承认位于边缘的“内新月形地带”的重要性,但这一地区在他的理论中始终居于一种从属地位,即这一地区的重要性仅在于它历来是海权同陆权争夺的焦点。麦金德的这一看法虽同他界定的海陆的对抗相一致,但问题是历史上海权同陆权的对抗只代表了一种特定时期的权势冲突模式,即心脏地带的重要性并非是它的历史或地理造成的,而是由边缘地区的羸弱造成的。[4](Ｐ440)在现代战略思想史上,对麦金德理论的这一缺憾做出修正的就是尼古拉斯·斯皮克曼。同麦金德的看法相反,斯皮克曼认为世界上最具权力潜质的场所是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区,这不仅因为世界上的人口和资源主要集中在这里,且由于“东半球的权力冲突向来同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区的关系有关,与边缘地区内的权力分布有关,与海上势力对大陆沿岸的压迫有关,最后,与西半球参与这种压迫有关。”[5](Ｐ96)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的这些互动形式中,“边缘地带”都处于一种核心地位,即它并非一个完全处于被动地位的区域,它同样是一个权势争斗发源地。正因为如此,在拿破仑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和俄国“都是站在一起反抗拿破仑、威廉二世和希特勒领导的边缘地带国家的。”[6](Ｐ556)
对斯皮克曼来说,“边缘地带”的战略属性实际是双重的,它有时是在海上强国和心脏地带强国间分裂的,有时海上强国和心脏地带强国则联手对抗边缘地带某个强国,“边缘地带”的战略重要性也正是集中在这一基本的二元论上。尽管斯皮克曼并不否认海陆对抗的存在,但认为它并不是压倒性主题,即历史上从未发生过单纯的海权与陆权的对抗,“历史上的阵营总是某些边缘地区国家和大不列颠一起对抗另一些边缘地区国家和俄国,或大不列颠同俄国一起对抗一个边缘地区的强国。”[5](Ｐ78)这种看法意味着斯皮克曼揭示的权势对抗模式实际有两种:一是海权与陆权的对抗,即海洋国家及边缘地区盟友与心脏地带国家及边缘地区盟友的对抗;二是海洋国家与心脏地带国家联手同边缘地区强国的对抗,这其中究竟哪种模式占上风则取决于边缘地区的权力分布状况。斯皮克曼阐述的这两种权势对抗及变动模式同麦金德的模式相比从历史角度看更具有普遍意义:对麦金德来说,战前的德国同战后苏联应该是类似的国家,因为两次大战及冷战反映的都是一个心脏地带强国称霸欧亚大陆的努力,正是这点使它们同海洋国家发生了冲突;对斯皮克曼而言,两次大战同冷战是两种不同的权势对抗模式,前者体现了海洋国家同心脏地带国家联手同边缘地带强国的对抗,后者则恰恰体现了海洋国家及边缘地带盟友与心脏地带国家及边缘地带盟友间进行的对抗。
二、“边缘地带”的战略意义
除历史上反复出现的两种权势对抗及变动模式外,斯皮克曼在他的理论中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地理政治范畴,即新世界与旧世界的对抗,这种对抗的重要性就在于,新世界(西半球)在地理上正是被旧世界(欧亚大陆)从三个方向加以包围的,斯皮克曼理论关注的重点之一就在于新旧两个世界间不断变动的力量平衡。人们一般认为斯皮克曼的总体结论是心脏地带国家具有控制边缘地带的能力,从而能够实现对美国的战略包围,但这种结论实际上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斯皮克曼认为的美国在战略上会受到包围的危险恰恰是来自边缘地带国家而不是心脏地带国家。
对斯皮克曼来说,历史上虽存在两种权势对抗模式(即海洋国家及其边缘地区盟友与心脏地带国家及其边缘地区盟友间的对抗和海洋国家与心脏地带国家联手同边缘地区某个强国间的对抗),但正是边缘地带的权力分布状况决定了究竟哪一种模式将占据上风(即边缘地带羸弱时,前者占上风;边缘地带强盛时,后者占上风),而这正指明了美国在世界政治中的战略利益。[7](Ｐ476)斯皮克曼对美国战略利益的关注主要集中在战略包围问题上,他认为历史上美国的安全总是同欧洲和亚洲的均势相伴的,美国面临战略包围的可能性只出现过四次,其中最后一次是在二战期间,因为德日同盟向世界呈现了两个“控制着巨大战争潜力的巨型帝国”,它们有可能会颠覆欧洲和亚洲的均势,尽管美国非常强大,但若面对一个统一的边缘地带,将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包围。[5](Ｐ64)即正是边缘地带国家而不是心脏地带国家才能对美国实行战略上的包围。斯皮克曼认为边缘地带强国的出现不仅使美国面临被包围的危险,它们也同样能包围苏联。因为二战中的德日同盟一旦成功同样将会把苏联的势力推回乌拉尔山和贝加尔湖以东,这一结果将消除“所有来自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那些对欧洲和远东的陆上强国的威胁。到那时德国和日本将能够毫无顾忌地去对付剩下的敌人,从而突破欧洲和亚洲的地中海进入印度洋,并开始它们对西半球的钳形攻势。”[7](Ｐ183)即能够以包围来威胁到美国的条件也同样威胁到苏联,惟其如此历史上的两种权势对抗模式才会随边缘地带权力分布的变化而变化。
尽管斯皮克曼强调边缘地带的重要性,但他却并未将边缘地带看作是同等重要的,斯皮克曼认为当欧洲是世界中心时,欧洲均势直接影响到世界其他地区,但美国和日本的兴起使世界各地区相对重要性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向人们明确指出了边缘地带权力中心所在位置。斯皮克曼认为世界上潜在的权力中心包括了北美大西洋沿岸地区及欧洲和远东的沿海地区,而印度是另一个较小的权力中心,由于欧洲和远东是边缘地带的两个最重要的权势中心,因此这两个地区的权力集中或权力分化(即是否存在着一个占据压倒性优势的国家)将会对美国的安全利益产生重大影响。[5](Ｐ84)
由于欧洲和远东是两个对美国安全至关重要的地区,因此斯皮克曼认为美国必须以建立和维持欧洲和远东的均势为首要目标。斯皮克曼国际政治观的核心,就在于他认为国家间的关系只能是一种权力关系,而维持国家安全的最好方法主要在于均势,尽管这并不是国际社会的理想模式,但我们必须清楚认识到“对一种建立在独立国家基础上的国际秩序而言,均势是必不可少的要素。相对其他权力模式而言,均势更能促进合作、妥协及国际法发展,更能维护和平及正义。”[7](Ｐ7、472)斯皮克曼认为在权力政治主导的世界上,“新的世界秩序同旧的世界秩序不会有太大不同,国际社会将继续以相同模式来运行,”因此美国的战略利益将继续要求它在欧洲和亚洲维持某种均势,这不仅是美国在二战中的目标,而且是美国战后应追求的目标。[5](Ｐ112)斯皮克曼在阐述美国战略目标的同时也指出了实现这一目标所应借重的力量,他认为:在欧洲,“一个从乌拉尔延伸到北海的俄罗斯,不见得比一个从北海延伸到乌拉尔的德意志更好”,尽管美国必须消灭希特勒和纳粹党,但并不需要彻底摧毁德国的军事力量;在远东,尽管美国当时的敌人是日本而不是中国,但这种关系在战后可能发生颠倒,因为一个现代化的和强大的中国不仅对日本,而且对西方国家在西太平洋的地位将构成严重威胁,因此为建立和维持远东的均势,战后美国有必要从支持原来的盟友(中国)转变为支持原来的敌人(日本)。[7](Ｐ125、161)
三、麦金德、斯皮克曼与“遏制战略”
斯皮克曼的理论所以会受到重视,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人们都认为它拓展了麦金德在“圆形的世界与赢得和平”一文中体现的那种乐观主义,麦金德最初感到悲观,是由于他认为技术的发展使心脏地带有可能被单一的国家组织起来,从而最终战胜海洋国家,而他的“地中洋”概念则提供了一条防止这种趋势的办法,而斯皮克曼的理论被看作是对这种麦金德式的乐观主义的系统阐述,因为通过与边缘国家的结盟并帮助它们独立,海洋国家能避免让心脏地带国家最终控制这一地区。[8](Ｐ7)对斯皮克曼理论的这种认识使人们往往将它同“遏制战略”联系在一起,因为斯皮克曼对美国必须在边缘地带中保持绝对优势的强调,同凯南的遏制战略目标是很相似的,而ＮＳＣ 68号文件则力求将不同国家作为“点”联在一起形成一条防御苏联扩张的“线”来实现这一目标。[9](Ｐ135)这种将斯皮克曼的理论同“遏制战略”联系在一起的看法实际是建立在斯皮克曼与麦金德的地理政治观一致性基础上的,这种联系不仅忽略了斯皮克曼赋予边缘地带的核心地位,同时也完全忽略了他在赋予边缘地带某些地区重要性时表现出的选择。
一般来说,乔治·凯南的思想同地理政治理论间确实有某些相似之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例如他有关英国对欧洲大陆均势政策的理解及他对英国海军对维护美国安全所起作用的理解等等,但这种相似只是表面的而不是实质性的。在那篇署名“Ｘ”的文章中,凯南对苏联扩张的看法同麦金德及斯皮克曼的那种有关心脏地带或边缘地带的重要性的认识毫无关联,他认为战后苏联的扩张主义主要植根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及俄国历史中的某些特质,因此美苏对抗实际是一场自由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间的较量,美国要想遏制苏联扩张,就必须随苏联政策的变化不断在苏联扩张要点上施加反向力量。[10](Ｐ576)凯南对苏联扩张根源的这种认识,意味着苏联的扩张主义并非其地理政治特性的反映,而是反映了苏联的内部制度、意识形态和历史经验,即苏联扩张主义主要是内部体制的产物,所以,体制上的根本变化必然将导致苏联对外政策的根本变化,这种变化同样也应导致美国对苏联政策发生相应变化,而这全都意味着凯南确立的遏制政策目标是相当有限的。对凯南来说,美国与苏联在战后世界中的对抗虽有传统的权力政治的色彩,但这种争斗在更大程度上是两种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的较量,“克里姆林宫对世界事务所持有的神经质看法是俄国传统和本能的不安全感的反映”,这种争斗主要是苏联领导人为使其国内专制制度合法化缔造出来的,即美苏对抗归根结底乃是苏联主观经验的产物。[11](Ｐ20)
与凯南的看法不同,对战后美国遏制政策形成起到重要作用的许多战略文件并没有强调苏联行为的主观方面,而是体现了强烈的地理战略意识,但这种意识反映的主要是麦金德而不是斯皮克曼的观点:例如,ＮＳＣ 7号文件认为在美苏间存在许多潜在强国,如果它们同苏联力量加在一起,不仅会使苏联变得无比的强大,而且也使美国作为自由国家的生存前景变得非常渺茫;又如,ＮＳＣ 68号文件认为,如果美国想成功抵御苏联在欧亚大陆的扩张,就必须要确保位于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国家不受到苏联或其他共产党国家的控制,而相反的情况则将导致苏联共产主义势力在这场竞争中占据上风。[9](Ｐ141)从表面看,ＮＳＣ 7号文件和ＮＳＣ 68号文件强调的都是美国在边缘地带保持优势地位的重要性,但这种看法真正反映的恰恰是麦金德而不是斯皮克曼的理论,因为它们都没有体现出斯皮克曼理论的那种二元论,它们所体现的只有一种权力冲突模式,即它们仅仅反映了那种在边缘地带分裂情况下出现的对抗,即海洋国家及边缘地区盟友与心脏地带国家及边缘地区盟友间的对抗。这种将斯皮克曼的理论与遏制政策联系在一起的看法,完全忽视了他关注的主要是在边缘地区强大情况下的对抗,即海上强国及心脏地带国家与边缘地区强国的对抗,因此遏制政策所体现的实际是麦金德而不是斯皮克曼的理论,因为它虽同斯皮克曼的第一种模式一致,但却同第二种模式矛盾。
四、“边缘地带理论”与冷战后的世界
在西方战略思想史上,很少有哪种理论像斯皮克曼理论一样主要是由于人们的误解才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是因为战后边缘地带在美苏间的分裂使人们总是从麦金德的立场来理解斯皮克曼的理论,但在这两者间实际上是存在很大区别的。对麦金德来说,由于海权和陆权的对抗是压倒性的主题,因而它的消失也就意味着大国间和谐关系的开始,但对斯皮克曼而言,一种对抗模式的消失有可能将会被另一种对抗模式所代替,而这点对我们理解冷战后的世界政治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斯皮克曼阐述的两种地理政治上的权力对抗模式,是随着边缘地带权力分布的变化而变化的,而他对维持欧洲和远东的均势重要性的强调则显示出他究竟认为哪一种模式更重要,因此斯皮克曼在呼吁建立欧洲均势的同时,明确强调美国不应当支持战后欧洲的一体化,因为“只有受到制约的权力,而不是联合的权力,才真正符合我们的利益。”对斯皮克曼来说,欧洲无论以征服还是一体化的形式组织起来并没有多少本质性区别,因为“一个联合的欧洲将导致权力过分集中,这将彻底改变美国作为一个大西洋强国的重要性,并且将严重地削弱我们在西半球的地位。”[7](Ｐ466)斯皮克曼提出的这一建议与传统的地理政治观是完全不同的,从斯皮克曼角度上看,欧洲一体化虽符合美国遏制苏联扩张的需要,但苏联的瓦解却意味着一个独立的一体化的欧洲不会完全从属于美国冷战后的战略需要,那种将冷战后欧洲一体化的深入看作美国霸权战略组成部分的观点,正是以麦金德的视角(即单一的海陆对抗角度)来看待这一进程的。从斯皮克曼的角度推断,作为美国领导的冷战阵营的一部分,西欧国家并没有独立的政治诉求,它们的战略视野主要是来自同美国的联系,但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一体化加深,一个联合的欧洲作为一个独立权力中心的兴起将彻底改变后冷战时代中的世界政治格局。
与麦金德的理论不同,作为一个心脏地带的大陆强国,在斯皮克曼理论中,俄国的地理政治属性是双重的:一方面,作为历史上游牧民族的直接继承者,俄国的地理位置使它能通过不断向外扩张从而使边缘地带国家面临强大的压力,但另一方面,只要俄国自己不打算在边缘地区建立霸权,那它将会是保卫和平最有效的大陆根据地。[5](Ｐ107)斯皮克曼界定的这种俄国地理政治上的双重属性意味着,只要俄国能放弃那种建立一个欧亚帝国的企图,那么俄国同海洋国家(英、美)的根本战略利益是完全一致的,而这点同样为历史所证明,因为在历史上英国和美国从没有真正同俄国发生大规模冲突,而是多次在反对一个边缘地带强国称霸战争中结为盟友。[12](Ｐ18)如果从这一结论来推理,那么冷战的结束及俄国的羸弱可以说正是恢复了俄国作为一个心脏地带的大陆强国同海洋国家(美国)在根本战略利益上的一致性,这种一致的核心是防止一个边缘地带强国对现存国际秩序构成挑战,因为这种挑战不仅使美国将面临巨大压力,同样也会使俄国面临类似压力。实际上,从冷战结束前后俄国对欧洲一体化及其东扩的反对中,我们可明显看出俄国的这种担心。同自由国际主义占主导的美国不同,作为一个现实政治占主导的大陆强国,俄国对西欧将出现一个独立权力中心的可能性是怀有警惕的:在整个冷战时代,苏联对西欧的政策实际上有两条思路,即反对美国在西欧的军事存在和西欧通过一体化的方式而成为一个独立的权力中心,后一条思路在冷战背景下并不很明显;但随着冷战结束,俄国对欧盟东扩的反对不再像冷战时代中那样与它对美国的反对联系在一起,它的目的主要就是为防止出现一个将俄国排斥在外的统一的西欧。
斯皮克曼的理论对现阶段中国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对东亚地理政治格局的论断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美日同盟的战略涵义,且在于它能使我们认识中国作为边缘地带强国的崛起可能面对的地理政治挑战。由于中国复兴离不开主要取道海洋的外向发展,因此处理好同海洋国家的关系有利于根本避免传统边缘地带强国在崛起时触发的来自陆海两面的包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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