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传说中的中国文字之父苍颉是一个官吏，甲骨文则是君王贵族的游戏，周易是文王们推演天道的工具，尚书是三代君臣们的语录……这些言文在其源起之际就跟平民奴隶无关，跟个体本位无关。轴心时代的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过东西方共享的原则：奴隶是会哞哞叫的牛马。但东方大陆对下层人民的忽视更甚于西方，西方的奴隶知道自由，也知道如何争取自由。因此，很早的时候，斯巴达克思，马克思称他为古代史最辉煌的人物，也因其向往自由为我们所知。而在东方，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如此深重地影响了大地上的人民和上层。轴心时代的东土诸子，孔老墨庄孟韩屈平，几乎都出身于贵族，游走于诸侯，就食于豪门。……即使周文有蔽，春秋临乱，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
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但这个大陆上的言语、暴力、粮食连同活人，都属于上流社会，都属于君王贵族。
即使有五百年的歌唱、十九首那样的人性哀伤，但这些人民的呼声经过方块字的抑扬顿挫处理，变得可以赏玩了，变成类别化的人性人心。这些类别永远无能说明人民，永远无能说明个体的喜怒哀乐。人民没有从无明的状态解放出来，千千万万的民众，一个规模巨大而畸形的活物，中国人民，像抛洒在东方大陆上的无数种子，生根、发芽，他们在关中大地治河，在北方边陲的群山之巅筑建万里长城，在五岭蛮荒之地开辟草莱。他们跟传统文明的其他国家的人民一样，以自我牺牲的劳作和牛马一样的苦役为上流社会效劳……他们像蚂蚁、像芽虫、像蜜蜂，机械地活着，悲惨地死去。他们就像生物学上毫无质量可言的生物群，他们只能以数量保种取胜，以供文明不断地盘剥、杀戮。
这是我们东土大陆的奇观，自古及今，它都算人类世界最庞大的基因种群，但这个种群却以最卑微的姿态生活。它的个体成员要么加入上流的吃人宴席，要么被吃，要么离群索居，或者成为化外之民，一经化外，它的个体成员就为夷为狄。就是说，它的个体成员从未成为自己，成为文明的人格。这个种群，中国人民，似乎是为了一种奇特的目的而牺牲自己的。
仅以战争为例，三代中的殷商《卜辞》记载了各种战争61次。《春秋》记载，在其242年间战争448次。战国，仅大规模的战争就有222次。春秋战国数百年间转型，东土的子民贡献了无数的人体。那时的中国人是如此嗜好自己的同胞，他们左手提着人头，右胳膊下夹着俘虏，追杀自己的对手。司马迁记载：秦国攻魏杀8万人，战五国联军杀8万2千人，伐韩杀1万人，击楚杀8万人，攻韩杀6万人，伐楚杀2万人，伐韩，魏杀24万人，攻魏杀4万人，击魏杀10万人，又攻韩杀4万人，前262年击赵白起杀尽42万人，又攻韩杀4万人，又攻赵杀9万人……
到秦汉政权交替，他们死伤枕藉，以至于给上流社会贡献几匹马的能力和荣耀都丧失了。从公元前195到公元前205年西汉建国初期，共历十年。秦朝末年有2000多万人，到汉初，原来的万户大邑只剩下两三千户，消灭了原来人口的70%，使得“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到汉武帝时，他的雄才大略远在后来的毛泽东之上，虽然文采上比后者稍逊风骚，但这样的大独裁者在位五十多年，同样需要数千万子民贡献人体，几番讨伐匈奴，使得“强汉”人口减半，50%的人死亡。公元2年全国人口5959万，经过西汉末年的混战，到东汉初的公元57年，人口2100万。汉末三国南北朝，上层玩起“国王（皇帝）的游戏”，他们再一次捐躯。公元156年人口5007万，经过黄巾起义和三国混战，公元208年赤壁大战后的全国人口为140万，一直到公元265年，三国人口总计才767万。帝王般的诗人曹操都感叹：“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余一，念之人断肠”；
然后是南北朝的战争，文明仍不过是一种绞肉机。北朝的齐代有2000万人，到北周时人口仅900万；
南朝宋代有469万人，到南陈灭亡时只有200万人。短命的隋朝向唐朝过渡，仅仅十几年的时间，全国户数由890万减至290万，东方大陆上的人口就锐减了三分之二以上，几千万人似乎刚冒出泥土又永远地进入了荒坟；
安史之乱，为时九年的屠杀，中国人口从九百万户锐减至二百万户，四分之三惨死，残存者以纸为衣。公元755年有5292万人，到760年人口1699万。唐末、五代，前后八十年，中国内外一片混战，亿万生灵涂炭。前后58个皇帝，有42个死于非命。唐武宗时有496万户，后周世宗仅120万户，到宋初为200万户。宋元明清，自然又是人民这样的“行货”受尽折辱，如鸡鸭，如刍狗。1122年全国人口9347万，到元初1274年，人口887万。而从李自成起义到吴三桂灭亡，混战五十四年。明末人口为一亿，到清世祖时全国人口只剩下1400万人了，损失人口8000多万。1786年大清人口3亿9110万人，白莲教起义失败后，人口为2亿7566万人。太平天国爆发（1851年）前夕中国人口4.3亿，太平天国失败（1863年）后，中国只有2.3亿人，据说到1911年全国才恢复到3.4亿人。……
历史学家数数说，在这片大陆上，每隔十八年要以战争形态杀人，至于平时，以权力、捐税等形态杀人，更是数不胜数。人是什么？是取乐的工具，是消遣的对象。这种文明，实在是无明于人。亚洲第一共和国建立20多年后，孙传芳流畅自如说过：“秋高马肥，正好作战消遣。”人民共和国建立30多年后，青年女工李九莲在一片手纸上草草写道：“我向冰冷的铁墙咳一声，还能听到一声回音，而向活人呼唤千万遍，恰似呼唤一个死人！！”50多年后，在富饶的江南，一个不到十来岁的孩子刘辉拒绝救他落水的妹妹：“活着那么苦，拉她干什么？”在首善之区，一个“科学家”说下他一生的名言：“不必敬畏自然，何苦生在中国。”
跟其他民族的人民不同，中国人民的罪与苦不曾充分必要地表达，它是喑哑的、沉默无声的。其他民族的人民早已从人民中间产生出歌手、诗人、语言的天才、艺术家和幽默讽刺大师。但中国人民还不曾放开歌喉，不曾用笔表达自己的愿望。他们不被允许也无能表白自己的思想，他们不曾把自己的灵魂从无明之境呈现出来。直到今天，中国的平民百姓仍无自己的音乐、自己的艺术、自己的语言。他们生活着，劳动着，犯罪，受苦，有数无心，有量无力。他们是没有语言的灵魂，是没有自我造型力的生存。久而久之，他们是没有心灵的物种，没有认知的行尸走肉。
这可能永远是中国作家的耻辱。中国的作家很少表现人的内心世界，更没有将人的内心感知创造出一个跟外界同样强大的认知王国。写作在中国作家笔下似乎完全成为游戏，一种表白自己处于优越地位的工具。从神话传说开始，盘古开辟天地，到共工、刑天的斗争，甚至三皇五帝的功绩，都那么渺然模糊，甚至百家诸子，都以言留名，我们却难以窥知他们生长于斯的心灵。他们似乎不属于人的个体，不是独特的这一个人，不是有着喜怒哀乐正常感知的生命体，而是早熟地成为类的代表，成为群的象征，成为永远离弃常人生活的圣贤君子。历史学家承认，先秦时代中国人的思维是极为混沌的，他们没有个体的感知。屈原最早以失意贵族的真诚揭露了这种人与文字合谋的假象，他公开地、淋漓地诉说自己的内心感受，他生活在贵族之中，但他如印度王子一样有着不容玷污的心灵高贵和美，他是我们民族历史里第一个诉说自己心灵史的人。“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这个关注人生的诗人因此成为我们文明史上的第一个大诗人。滴泪之恩，涌泉相报，世世代代，中国人民怀念着这个不幸的诗人。
屈原以下的中国作家仍多半回到了文字游戏里，何况屈原本人身心扭曲，他的忠君爱国也好、他的品质高尚也好，都如文人以文字为装饰自己，而非现实的存在，他的现实出路是死。屈原以下的汉语作家们从文字出发，并没有走向生活和人心。民众的生活，最多如征夫泪、思妇怨一样成为他们表达的一种类型，他们从未感受到对大地上无数无名个体的神秘的负疚感，他们反而感受着“我之不出如天下苍生何”的文字自大。他们过着衣食无忧的日子，在他们生活的暗影里有着千千万万同胞在受尽侮辱损害，他们也从未感受到耻辱的真实形式。他们从未想过要为那沉默的、畸形的、机械的人民说话并把他们的灵魂介绍给世界，他们从未想过自己写作的人性意义。
这可能永远是中国文字的耻辱。中国文字过早地为国家（王朝）权力征用，它本来比类天地万物，却在权力的控制里越来越枯瘦、灰暗，它不属于引车卖浆之流。它穿透不了规模、权力、人心，而依附于专制生活，狐假虎威，为虎作伥。最终这些干枯的文字反制人心，使得出身最底层的人接触了它，也会忘记自己的来路和去处，忘记自己生于世间的道义德性。甚至那些民众或贵族们在罪苦的缝隙，所发出的微弱的呼吸，所喊叫出来的话语，都如同狂风中的落叶，从来没有成就出一个绝大的不可逾越的世界。那些思想的闪光、那些人性的呼喊，都只是吉光片羽，就像是息壤一样，从来没能自成大地以抵挡中国的洪水，反而现世不久即被上帝收走。
这可能永远是中国文明的耻辱。中国文明要活画出它那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是难的。中国文明要成就出一个自由独立的人来，是难的。西方的思想家观察到，在中国文明里，只有君王一人是自由的；
这其实仍是假象。在中国，从圣贤到皇帝，到贩夫走卒，没有人超越了他的人伦秩序，而获享真正的自由。中国人的存在离不开他的环境，他必须不突出自己地依附于他的环境。即使隐士、特立独行之人，也不会在他隐居的山林、他活动的江湖上生成一个个人性的宇宙。中国文明，或许有着巨大的精神个体，但这些精神个体永远处于无明的轮回里，甚至其身份也从来属于一个外在的力量，这些精神个体从来没有成为一个化外之文明的象征。
这也是直到今天中国人、中国文字、中国文明认知到自由仍无能无意接纳它的原因。
二．
即使专制统治同样宰制西方数千年，但西方最诚实的思想家们承认，在所有的专制中，东方的专制更反动、更腐朽。他们一致看到了这种专制中更深重的奴性。亚里士多德说：“野蛮人比希腊人更有奴性，亚洲人比欧洲人更有奴性；
因此，他们毫无反抗地忍受专制统治。这种君主政体很像是僭主政体（tyranny，即暴政），但是由于它们遵循成法而世代相传，所以很稳定。” 孟德斯鸠说：“亚洲总是大帝国的家园，……权力必须总是专制的，这是因为如果奴役的统治不是极端严酷的话，这个大陆就会饱受分裂之苦，……一种奴隶精神统治着亚洲，而且从来没有离开亚洲，在那个大陆的全部历史中，不可能找到任何一点自由精神的痕迹，只能看到奴隶制的耀武扬威。”黑格尔说：“实际上，亚洲普遍是专制主义的舞台，用贬义的说法，是暴政的舞台。规模庞大、耸然而立的专制主义是完全符合历史破晓地区的政体形式。”理查德-琼斯说：“为获得生计而普遍依附于皇权的状况，正是东方世界牢不可破的专制主义的真正基础，因为这是君主财政收入的基础，也是社会匍匐在他们脚下的存在形式。”
的确，如同近年来中国思想家王康先生为此三复其意的：一种奴隶精神统治着亚洲，并且从来没有离开过。在亚洲大陆全部历史中，从来找不到自由精神的痕迹，只有规模庞大、耸然而立的专制帝国。暴君是唯一的主宰，全体臣民都是他的奴俾，这种普遍绝对的隶属依附关系，构成了东方世界野蛮统治牢不可破的历史基础，构成亚洲各国始终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平陂往复周期性地震荡－沉寂的唯一动因，并由此滋生出这个历史未破晓地区的全部精神结构：暴力、谎言、虚伪、奸诈、告密、鬼谲、迷信、腐败、权争、无道……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写道，从纯粹的人类感情出发，眼看中国宗法制社会的崩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瓦解，无数勤劳善良无辜的普通百姓既丧失了自己的古老文明，又丧失了世代相传的谋生手艺，是不会无动于衷的；
但是不应忘记，正是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和老实巴交的农民初看起来怎么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统治的牢固根基；
它们使中国人的头脑局限在狭小的时空中，沦为暴政的驯服工具，表现不出任何独立意志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中国这个“活化石”，世界上最古老的“腐朽的半文明制度”往它的人民中灌输的全部教训都是“因因相袭的愚昧”。作为“欧洲的直接对立面”，欧洲文明的“反题”，中国代表着世界上“总体反动、总体保守的强大堡垒”，乃是“腐朽世界的总代表”。
这个“反题”的最关键含义，在于中国历史中缺乏“个体本位”。轴心时代的思想家很少有精神丰满的个人，老庄孔孟荀韩的眼光也从来没有注意到个人，而是君臣父子之名，是家国天下本位，是道德礼义刑罚之用。
甚至在轴心时代之前，希腊就生活着一群“正常的儿童”，他们是自由人，而且懂得自由的界限。“那些希腊诗人都是些高贵的公民，他们且是政治家，是重甲兵，他们自己是自己的保护人，从不望人家施什么恩惠。”即使后来，文艺复兴时代的大师们，几乎个个离不开君主或豪门的庇护；
启蒙时代的巨人们，几乎个个离不开沙龙主人的捐助，他们在精神上，从来自己是主人，他们有过为世间万有命名立言立法的功德，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丰富的精神；
甚至今天为知识谱系和学院体制所苦的西方学人，他们在校园政治里耗尽一生，但他们在社会公共领域，担当了一个独立个体也是主体的使命。
在中国，身份独立、精神独立、思想自由……是一句空话。要解释中国历史之久远有无数的文字，甚至在歌颂中国文明方面，也有着无数美的文字，但在揭示中国文明的丑陋层面上，我们还很少有过思想的、文学的控诉书。
比较研究一向以比较是非优劣而为人诟病，为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白种优越论的嫌疑，人们多强调比较研究只是提供一种观察的角度，而不是进行价值的判断。但是，随着民主自由在东方的渗透，人们越来越理解，人种、文明确实不存在某种统一的质地。中医西医的思维方式可以比较，却无从取消。心理学甚至证实，东方人的思维方式跟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动摇了我们关于人类具有大致相同的认知能力的共识。……尽管如此，随着东西方人性的彼此渴慕互补，我们越来越能从更丰沛的人性出发，来理解在中国生活的某种恐怖性。
这种理解，就如同受过现代文明教养的伊斯兰妇女反身为她的姐妹们申诉，为她的男同胞们而感到羞耻的愤怒；
也如同我们从无忧无虑的童年出发，回望儿时生活的荒凉而生发的悲哀；
如同我们出生于贵州、甘肃、中原内地，而为那里的人民揪心负疚。这种回向的能力，乃是一种人性最正常的能力。不幸，这种回向在今天的中国人那里仍是出奇的罕有。甚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跟西方碰撞以来的中国上层及其下流人民，在对民胞物与的个体本位感知上反而不及传统孔孟之道，新儒家认定的文明“坎陷”是一种生命的文明性的坎陷。
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人，很少直面个体、具体、主体，很少正视当下的不可替代性，在他们眼里，有的是历史、未来，有的是巨国、大国、强国、广土众民。在他们那里，人可以为了中国这个想象的混乱的结合体，为了当下之上之外之前之后的目的而“含污蒙垢”地崇高自己，而撒播“高贵的谎言”和“善意的谎言”。从上到下，这种回向当下、回向个体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是如此匮乏，并如此遭受污染。这种污染和匮乏使得我们在观察毛泽东、邓小平这些暴君时，在观察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共领袖时，我们一方面注意到他们对子民的凶狠，一方面得承认他们仍有着推动中国强大的自以为是的愿心和方略。
如同王康先生阐述的，在毛泽东时代，一种全新的世界性意识形态君临中国，一种全新的国家制度按照这种意识形态建立起来，一种全新的以“世界革命”、“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为终极目标的国家“赶超”发展战略，得以确立；
一种按照这一国家战略制定的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外交制度得以建立。这个全新的政治制度和全新的意识形态现在成了唯一的、绝对的、决定论和永恒性的真理，成了“不落的太阳”。在它的笼罩下，中国必须进行“阶级斗争”和“全盘集体化、国有化”，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和核工业；
一切资源、力量、情感和意志都必须服从这个总目标，一切不同意见和个人自由都必须严加控制；
最后，最重要、“悠悠万事、惟此惟大”的是，必须要有一名集最高权力和最高真理于一身的最高权威。
这种混乱是如此可笑地表现在每一个中国人那里，他是善和恶的结合，只是这些善恶不曾以制度的形式构筑其展开的边界，而任由其个人的自觉和发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但胡锦涛先生至今未能认知四十多年前清华大学校园生活的无明可怜，仍以在毛泽东时代度过的青年岁月引以自豪，他视而不见文明社会的丰富性，而强调当年“听话、出活”（万润南语）、受用时的美好时光。
我们应该想见这种反思能力的丧失是中国人的一大特色。即使青春期的造反，跟上一代决裂地以为自己将是新的人类，但是这种新人从未有过坚定的历史目的，从未有过不可更易的人生正义。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以为自己是新的人类，但到了文革开始，红卫兵红小兵们以为自己才是新天新地里的新人。文革结束，数代青年进了大学，他们以为自己是80年代的新一辈，光荣属于他们；
但时隔不久，他们就被宣布过时了。新人类和新新人类们上场了。这还不够。李老师出现了，无数的中国人以为在真善忍里生成了新的自己；
基督信仰出现了，无数的都市青年以为自己洗净成为新人。我们不难预知他们在现实社会中的作为。无论是红卫兵、80年代的新一辈，还是李老师的学员，还是教会的信徒，他们以发现了自己的孩子状态为喜乐至福，他们一生的最高精神在于对这种有所皈依的孩子状态的明认。
按照类人孩的视角，这种蒙昧的心智并非中国人独有。所有不曾完成现代转化的文明，其个体成员都有着类似的社会权利和类似的心灵。那些社会权利更是从匮乏层面上存在的，即他们都有了生存匮乏、安全匮乏，他们如同孩子，没有独立有效的说话权、走路权、交友权等人身权利。在精神灵魂层面，他们也不曾获得现代文明理性，他们缺乏平等的交往沟通理性，他们依附于一个个外在的权威，代圣立言，说基督说的话，做主席教导的事。……西人康德所谓：“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懒惰和怯懦乃是何以有如此大量的人，当大自然早己把他们从外界的引导之下释放出来以后，却仍然愿意终身处于不成熟状态之中，以及别人何以那么轻而易举地就俨然以他们的保护人自居的原因所在。处于不成熟状态是那么安逸。如果我有一部书能替我有理解，有一位牧师能替我有良心，有一位医生能替我规定食谱，等等；
那么我自己就用不着操心了。只要能对我合算，我就无需去思想：自有别人会替我去做这类伤脑筋的事。绝大部分人都把步入成熟状态认为除了是非常之艰辛而外并且还是非常之危险的；
这一点老早就被每一个一片好心在从事监护他们的保护人关注到了。保护人首先是使他们的牲口愚蠢，并且小心提防着这些温驯的畜牲不要竟敢冒险从锁着他们的摇车里面迈出一步；
然后就向他们指出他们企图单独行走时会威胁他们的那种危险。可是这种危险实际上并不那么大，因为他们跌过几交之后就终于能学会走路的；
然而只要有过一次这类事例，就会使人心惊胆战并且往往吓得完全不敢再去尝试了。任何一个个人要从几乎已经成为自己天性的那种不成熟状态之中奋斗出来，都是很艰难的。他甚至于已经爱好它了，并且确实暂时还不能运用他自己的理智，因为人们从来都不允许他去做这种尝试。通过一场革命或许很可以实现推翻个人专制以及贪婪心和权势欲的压迫，但却绝不能实现思想方式的真正改革；
而新的偏见也正如旧的一样，将会成为驾驭缺少思想的广大人群的圈套。人民（在精神事务上）的保护者而其本身居然也不成熟，那便可以归结为一种荒谬性，一种永世长存的荒谬性了。”
康德看到了统治阶层的不成熟，即他们也是一种类人孩。但他可能没有想到，在中国生存的类人孩有一种身份认同或伪装的自觉性。这种伪装，即对一种权力关系的假装认可，跟对权力关系的真心服从一起，构成了中国国民的特色。就是说，在其他欠发达社会，国民的类人孩状态可能更多地出于一种天然地蒙昧，而在中国，却是一种自宫自律去势后的蒙昧，是一种甘于蒙昧状态的自我阉割。这种精神的自我折辱在文明史上都是罕有的。在其他国家，国民的蒙昧处于极为稳定的生存秩序里，当一个阿拉伯人在巴黎的酒店房间里支起帐篷，当一个印度的妙龄女子为她的同龄女主人提心吊胆，主人忧则忧，主人喜则喜，当一个非洲的部落在展开种族灭绝游戏，我们当然可以从文明的角度为他们悲悯，但从人性的比较层面，我们难以想当然地以为自己生活得优越、至高无上。这里用得上庄子那有名的话，子非鱼，子安知鱼之乐？我们只能从社会结构、文明预设等角度同情地理解生活其中的人民，其蒙昧的心智已经无自知之明。因此，虽然以文明的眼光认定他们的类人孩状态，我们却可以说他们并不处在一个复杂的多层面的差序格局里。
中国人的蒙昧不同，中国人至早在先秦即有过相当的世俗化历史了。尽管中国人处于差序格局里，但伟大的陈胜王早在秦朝时即质疑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不幸，这种对平等机会和权利的追问并没有产生出一种质地坚硬的思想和伦理共识，反而是对既存生活方式的赶超攀比态度。道不行则如老子西行或如孔子出海，或者自我安慰“帝力于我何有”“富贵于我浮云”；
更多地，是一种怀抱希望的态度，“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大丈夫当如是”，那是陈胜、刘邦、项羽们的态度，一种下自底层上自百官贵族们的态度……这种世俗化的态度所引发的，并非世俗化的个体作为，而是一种专制等级中的个人地位的争夺。这种争夺和打压形成了中国生活形格势禁的本质。在统治者运动人民，在人民争取利益陪绑统治的过程里，中国的国民虽然接触到个人尊严的棱角，但仍不得不低头就范于生存的形格势禁。他们不得不安于自己的类人孩状态。所谓西人眼里的自由人自称天子，其他人更不用说，只是这大地上的子民。
因此，这个世俗化的蒙昧跟其他文明里的自然蒙昧状态不同。后一类文明的成员生老病死都有着既定的权利义务；
其个体的生存只是一种自然的展开，并没有社会化的过程。而中国国民却被赋予了希望，为这个希望，中国人将要到社会上行走一遭。只是这种行走，是一个同心圆，那种名利的中国之心使得他们即使以最良善的愿望出发，也最终向心行走，回到了起点的生存状态，一种蒙昧状态。而那些怀抱道义之心也坚定道义之行的人，是这个社会大大小小同心圆边缘的抛物线，永远地消逝在人们或中国视野之外。那些抛物线并没有如同西人的线性思维那样坚定地走出一条人生大道，并没有过去、现在、未来那种时间的坚定性，也并没有生成一种神正目的论。他们是那些隐士，是不为人们所知的君子，是独善其身者，是不得志的仁人志士。他们在心智上可能较为纯粹，但在权利上跟他们的同胞一样是类人孩，他们跟其他类人孩一样经历了巨大的希望和绝望。
对大多数子民来说，生存权利的匮乏和心智的蒙昧需要一种自觉。他们需要从中找到安慰、找到赞美。中国的类人孩们为自己不成熟的生存状态提供了无数烂熟的理由，大智惹愚，出头的椽子先烂，枪打出头鸟，一切世俗的经验和圣贤的理论都告知，做一个独立的主体意味着死亡，做一个成年人意味着不幸的担当。
一个真正的孩子，被抛进社会，这个社会化过程使他异化为类人孩，在这个异化过程里，他反抗过形格势禁的秩序、反抗过专制生活、嘲笑过专制权力，争取过自己作为人的正当权利，也争取过心智的丰沛成熟和完善健康。但他仍不得不为专制生活所同化，成为权利上无觉于匮乏、心智上安于蒙昧的类人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