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国际关系学在方法论方面仍存在很大的不足。我们可以借鉴实证主义的研究思路,采取定量研究的逻辑过程,具体沿用社会学的科学研究方法,同时在方法论、研究方法和研究技术三个层次上探讨国际关系理论建构与理论检验的方法。
[关键词] 实证主义视角;国际关系;理论建构;理论检验
在众多的社会科学领域中,国际关系学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在许多方面并不成熟,国际关系专业学生在专业感方面的困惑就是一个突出的表现[1],而这又集中表现在理论与方法两个层面上。“1996-2001年,在10种主要学术期刊上登载的属于国际关系的文章中,专注于理论营造的占11%,仅次于地区研究(49%)和大国关系/国际战略研究(17%),并与国际安全持平”[2],这说明理论研究上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在方法研究方面,最突出的当属《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1]和《国际关系研究方法论笔谈》[3],除此之外,基本没有专门讨论方法的研究。鉴于此,本文以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与检验为研究对象,重点考察整个进路中所需要的基本方法,而这些方法在国际关系科学研究中是普遍适用的。本文主要探讨定量研究的逻辑过程,其研究思路来自于实证的科学方法。①
一、如何理解国际关系理论
在科学哲学和社会科学中,“理论”一词具有特殊的含义。“理论被定义为一种符号结构,是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假设,其中还包括定义、法则、定理和公理等。理论提出一系列具体说明各种变量之间关系的命题或假设,依次系统地阐述关于各种现象的观点,从而对这些现象做出解释或预测。”[4]概括说来,本文认为国际关系理论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国际关系理论来自客观实践。由于发生在个别国家与个别时间段上的各种事件间存在某种联系,研究者并不仅仅把观察停留在经验层次上,而是要通过科学的方法在思维中将这些联系上升为理论,因此,一个理论至少需要两类事件存在。[5](Ｐ1)同时,这两类事件间的关系必须是高度概然与可重复出现(具有推理性质)的,如一旦ａ存在,那么ｂ高度概然地出现等。
其次,国际关系理论的外在形式具有高度概括性与抽象性。国际关系理论的目的在于从杂乱无章的国际关系中寻找带有普遍性的规律,从而理解其深层次的逻辑实质。据温特描述,事物间除了因果关系,还存在建构关系,即两类或多类国际关系事件即使存在因果关系,但要成为理论,还必须经过语言建构,也即沃尔兹所说的“理论是对规律的解释”[5](Ｐ7)。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语言的意义确定问题尤为重要,对一个因果关系中不同事件的关系用语言进行建构既是推理的过程,也是推理的结果,即要根据社会文化结构确定特定语境下语词和社会行为的意义,这就必然要求高度概括性和抽象性的形式。
再次,国际关系理论具有解释和预测的功能。一方面,只要理论按科学的方法建构就具有普遍适用性,如米尔斯海默就认为“进攻性现实主义如同黑屋子中的一道耀眼的亮光:即便不能照亮每一个角落和缝隙,但在大部分时间内它仍是引导人们穿越黑暗的极好工具”[6](Ｐ11);另一方面,由于它具有解释和预测的功能,因此常被用于指导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如《大国政治的悲剧》的出版恰逢“9·11”事件发生不久,该书出版后,美国国防部保守派开始占上风,布什政府“单边主义”外交理念也开始形成,而这正好与进攻性现实主义中所主张的保守主义历史观与进攻性现实主义外交观相契合。虽然美国的外交政策是各流派博弈的折中产物,但这也不能简单地说是一种巧合。
最后,国际关系理论是不断演进的。随着国际关系的发展,有些新发生的事件很难用现有的理论解释。如20世纪70年代,美国陆续受到经济危机、越南战争失败、阿富汗和伊朗人质事件等影响,传统现实主义理论对此显然不能给予充分解释。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一般是首先对已有理论进行修正和补救,如现实主义者根据最新形势,在强调国家间冲突的同时重视合作,同时重视非国家行为体与经济的作用等。修补后的理论如果可以恢复其解释和预测的功能,那么该理论框架在总体上仍可保留;而一旦修补后仍不能解释新现象,那么强调机构、规则和认同的建构理论就应运而生。如面对冷战的突然结束以及冷战后的国际关系,强调经济物质结构的新现实主义仍不能给予解释,那就只能发展新的理论。需要注意的是,有些理论经过修补后,尽管一定程度上能解释新现象,但却在假设前提上与其他理论可以通约,那么这时支撑该理论的框架也只有放弃。因为,“如果说社会建构主义的目的是建立国际政治理论,那么,根据科学实在论的基本原则,它必须有着明确的基本假设,并且这些假设与其他的理论范式的基本假设不可通约”[7]。事实上,当年人们批评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所谓的“新新趋同”,指两大理论流派的基本假设相互通约。
如上所述,国际关系理论建构所运用的是高度抽象的概念;同时,由于国际关系理论具有解释与预测的功能,也即可接受测量,因此在运用时常需要转化为“变量”。这就决定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要素为概念和变量。概念是对现象的一种抽象,它是一类事物的属性在人们主观上的反映。[8](Ｐ25)运用概念,一方面可以抓住事物的本质特征,另一方面可以对同类国际关系进行概括。如运用“接触”,可把美国在一个时期内对华接触的形式与程度作综合分析,从而得出其对华政策的大致逻辑。同时,为了明确概念的真实含义,常需要对其进行定义。如沃尔兹针对他人批评其理论在国内政治研究上的缺失时说:“笔者试图创建的是一种国际政治理论,而不是国内政治理论。”[9]而变量是具有一个以上不同取值的概念[8](Ｐ28),如关于“战争”,可以从表现形式上分为“热战争”和“冷战争”。
同时,国际关系理论还存在不同的层级。在话语层级理论中,古奈尔把“人类活动中基本的、最初的、给定的、在功能上必须的部分”视为“第一层级”的元实践,如政治活动、经济活动等;把社会科学视为“第二层级”的元实践,因为社会科学根据其逻辑与功用、根据它对第一层级活动的阐释而获得身份认同;第三层级的元实践是社会科学哲学,根据它对社会科学活动的阐释而获得认同。高层级的元实践以低层级的话语秩序为研究对象,并追求对低层级话语秩序的认识权威与实践权威。[10]而米兰·布格列茨则提供了一个四层级的概念框架:第一层级是国际关系的经验分析;第二层级是国际关系理论;第三层级是一般社会理论或国际关系元理论;第四层级是科学哲学和社会科学哲学。[11]本文借鉴他们的成果,根据研究对象的范围和抽象程度的不同,同时根据规范指导的方向性,把国际关系理论分为三个层级:国际关系元理论、宏观国际关系理论和学科国际关系理论。
第一,国际关系元理论,指不具体指涉国际关系学科,但却对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起到指导作用的相关理论,它们既研究最为广泛的经验现实,又具有最为抽象的形式。显然,进行这种研究的学科首先是哲学,同时还有在社会科学领域概括性与通用性较强的社会学。第二,宏观国际关系理论,它们是对发生在整个国际社会层次上的国际关系事件及其发展规律的反映,也即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范式”(ｐａｒａｄｉｇｍ),其最基本的特征是只反映国际关系的一般特征和规律,并往往可以适用于不同历史时期,如现实主义理论。第三,学科国际关系理论,指在具体指涉的国际关系理论中除宏观国际关系理论外的所有国际关系理论,其使用的概念抽象程度较低,理论假设和模型的结构也较简单,因此容易直接通过与经验事实的比较加以验证。从应用上看,学科国际关系理论主要针对具体的国际关系事件,为具体的对外政策提供指导,同时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宏观的国际关系理论提供细致的微观基础,如民主和平论、霸权稳定论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等。
二、国际关系理论假设建构
概念与变量是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要素,但仅有概念与变量还不能构成一个国际关系理论。如上所述,在国际关系理论形成的过程中要经历一个从经验观察上升到理论的过程,这就需要通过专门的理论建构程序来实现。所谓国际关系理论建构,就是指国际关系研究者根据经验观察与经验概括来建构理论假设的过程。而国际关系理论假设,通常就是拉卡托斯所说的“理论硬核”[12],或者沃尔兹所谓的“理论观念”(ｔｈｅｏｒｅｔｉ ｃａｌｎｏｔｉｏｎ)[13],指国际关系研究者用来说明各个概念(变量)存在及表现的程度,以及各个概念(变量)间的关系和发展趋势的科学语句,如“中国和平崛起并不必然导致与美国的冲突”,“近年来中日之间在历史问题上矛盾加大”,“中俄战略合作关系进一步深化”等。与概念对比,这里的“理论假设”在形式和内容上已经是一个有待于经验验证的理论雏形,如“崛起”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形态,但“中国和平崛起并不必然导致与美国的冲突”就有形成在内涵上不同于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可能性。那么假设究竟从何而来呢?
有些理论假设来自经验,其正确性由经验加以确证,比如相对论的两个基本定律都是来自试验观察,也即经验归纳。所谓“经验归纳”,是指人们通过对特定自然现象或社会现象进行大量经验观察的资料累积而总结出关于该现象的普遍性假设。[14]在日常生活和社会事件中,人们自发地运用着归纳原则去认识自然和社会现象;近代自然科学也遵循归纳原则,强调对自然规律的认识要建立在经验观察和归纳的基础之上。实证主义的社会研究方法同样强调对社会的认识应该建立在对社会事实进行经验归纳的基础之上,国际关系学科的实证主义研究也是如此。国际关系科学研究的目的是要把握某类国际关系事件发生和发展的普遍性规律,但事实上,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人们常常无法或不必对某类事件的所有个案都加以考察,而经验归纳的目的正是要通过对部分国际关系事件的考察来推论总体的情况,以形成总体概貌的理论假设。如在研究国家间关系的基本特征时,由于客观条件限制,研究者常常根据研究需要只在少数几个大国的经济关系、军事关系等中选取比较重要的一组或少数几组进行考察。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遵循归纳原则的最大好处是保证研究结论能够建立在经验事实的基础上,并且通过对经验观察的归纳为建构科学理论打下基础。但是,如上所述,由于在现实的研究过程中国际关系研究者常常无法观察到某类国际关系事件的全部个案,而只能选取样本进行推理,这就形成了休谟所关心的问题———归纳是建立在不确定基础之上的猜测,永远不具备绝对的可靠性。[15]正因为这一缺陷,有人拒绝以此方法来寻求规律并建构理论。但是,笔者认为,归纳的结果为我们提供了预测的方向和要控制的路径,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归纳我们将一事无成。不过我们也必须牢记经验科学的知识都是建立在不完全可靠的推理之上的,因此在本质上是可错的,而这正是要进行理论检验的初衷,也是本文开头所说的理论并非一成不变的主要原因。
较之以经验归纳为基础,有些理论假设是出于建构理想类型的需要而对现实进行的抽象或根据现实进行的反事实想象,也即逻辑推演,如社会科学中最为常见的“理性人”的假设、新现实主义理论中的“结构”和建构主义中“施动者”的假设等。这些理论假设所使用的概念可能是理论家发明创造的(如“力”的概念),但其指涉的内容或者是经验的,或者是从现实中抽象出来,或者是根据现实进行的反事实想象,总之必须来源于经验现实。
同时也应注意,一个国际关系理论假设当中只能包含一个或少数几个概念,而客观的国际关系事件往往受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国际关系研究需要将各种复杂因素之间的关系尽可能真实地反映出来,因此,理论假设就可以是多个。如果理论假设是多个,那么这些理论假设常需要建立某种模型。同时,这些假设之间必须至少符合两个标准:一是各个假设之间必须具有一致性,不能相互矛盾;二是各个理论假设之间必须是独立的,不存在包含关系,否则增加假设就没有必要。
除此之外,数学和逻辑等形式科学中还有完全性的要求,即所有的假设联合起来就可以组成一个具有完全演绎能力的自足规律体系,但这在社会科学中几乎不可能实现,因为社会科学的推理要用到大量的经验常识。总之,理论假设有一定的规则,决不能随意为之。此外,也应注意理论假设并不是简单的对现实的归纳或仅靠灵感进行逻辑推演就可完成的,而是要经过一个理论假设推理过程。由于理论主要研究不同事件间的因果关系,同时理论需要语言来建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因此,理论假设推理的核心是因果假设推理和建构假设推理。因果假设推理是以明显直观的因果关系为前提,以大量的经验常识和其他学科的确定知识为依据,通过把因果关系划分为几个推理过程(因果机制论),使用相对确定的、来自理论假设和经验常识的因果规律来逐步推理,在这个过程中逐步修正假设,得出更接近于最后理论的理论假设。同样的过程也适用于建构假设推理,只不过建构假设推理过程的划分比较困难,通常只有一步。可见,理论假设推理的本质就在于使用相对确定的知识得出最接近于真理论的理论假设,从而增加其检验时的可靠性。理论假设推理经常采取前提包含结果的演绎推理形式,但演绎推理所依赖的规律仍是通过归纳或其他理论获得的。
三、国际关系理论检验
如上所述,在国际关系研究过程中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形成理论假设。理论假设虽然在形态上已具有理论的形式,但它是从有限的经验观察和经验概括中得来的,还没有经过检验,只能是一种假设,而不是理论。因此,在形成理论假设后,还需要通过一定的程序对其加以检验,最终形成理论,这个过程也即理论检验的过程。所谓理论检验,是指研究者通过收集和分析经验资料来论证国际关系研究中提出的理论假设是否符合国际关系的本来面目。符合国际关系本来面目的就被接受为真实性假设,可以上升为理论;反之,如果经验资料不支持理论假设,研究者就不能接受该假设,而是需要进行新的调查和研究,进一步修改理论假设。理论检验一般分两个步骤:首先是假设推演;其次是对理论假设进行经验检验,即直接与经验材料加以比较,以确定经验资料是否能够支持该理论假设。
1.假设推演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对假设加以检验的基本方式是通过将理论假设的内容与真实的经验数据加以比较,看理论假设的陈述是否符合经验资料。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理论假设具有能够与经验资料加以比较的形式。但在许多情况下,理论假设是以比较抽象、高度概括的概念来表述的,因此就需要通过假设推演的方式将之转化为能够与经验资料相比较的形式。所谓假设推演,就是按照概念间的逻辑关系和概念操作化的方式将一个理论假设推演为一个或多个能够进行经验检验的假设。假设推演包括逻辑推演和操作化推演两类。
(1)假设的逻辑推演。国际关系研究者在研究工作中,常常因各种原因而难以获得有效的经验资料以对一个理论假设进行经验检验。这时,研究者可以通过逻辑推演的方式得到一个容易进行经验检验的新假设,进而通过检验这个假设来间接检验原来的理论假设。如对于“中美元首互访有益于两国关系改善”这样一个理论假设,研究者可能很难获得两国关系改善的资料,因为“改善”本来就很难定量。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可以借助一个已经得到验证的理论假设,或一个不需要验证的假设,通过逻辑推演验证最初的理论假设。如:
假设一:“中美元首互访能增加经贸联系。”
假设二:“经贸联系作为压舱物能改善政治关系。”
假设三:“作为两国最重要的政治关系的改善意味着两国关系的改善。”
在以上三个假设中,假设三是有待检验的理论假设,假设二是个正确率很大的假设,而假设一是一个新的假设。三个假设的关系,只要假设一和假设二正确,假设三就必然为真。研究者只需要对假设一进行检验,不必费劲地收集两国改善的资料。而关于假设一,只需要收集中美元首互访时是否增加了两国的经贸联系方面的资料,这可以通过商务部等经济部门所签订的合同进行量化。
(2)假设的操作化推演。在很多情况下,理论假设是以比较抽象的概念来表述的,而这些抽象的概念难以直接加以经验测量,因此,在进行理论检验前,需要对这些概念进行操作化推演,将其转化为可以直接进行经验测量的变量。如研究者要对“中美军事关系的加深能改善两国关系”的理论假设进行检验,在这个假设中两个主要的概念都是比较抽象的,难以进行经验测量,因此,研究者就需要对其进行操作化推演,以便可以进行经验测量。具体方式如图1:
图1. 理论假设的操作化推演图示（略）
通过这种操作化的推演后,原来理论假设中抽象的概念变成了可以在经验中加以测量的变量,研究者就可以获得有关的经验数据去检验经过操作化的变量。
在很多情况下,一个抽象的概念同时也是复合的概念,在进行操作化推演的过程中需要对其进行分解。如当研究者要对“中美关系的恶化对国际局势产生负面影响”的假设进行操作化推演时,首先要对其中的复合概念加以分解。如图2所示:
图2. 操作化推演的概念分解图示（略）
在对假设进行了逻辑推演和操作化推演后,研究者得到了一组可以在经验中加以检验的理论假设。这时,研究者就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对这些假设进行经验检验。对理论假设的检验可以采用证实主义的方式,尽管它是蒯因所诟病的逻辑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之一[16],也可以采取波普尔所说的证伪主义的方式[17]。沃尔兹否认理论本身可以证实或证伪,笔者不同意这一观点,因为如果那样,理论就变成了没有标准的人造艺术,相信沃尔兹自己也不会承认他所谓的国际结构只是他的主观臆想,在现实中不能检验。
实际上,当经验事实不符合假设时,可能是理论推理所依据的经验常识是错误的,因为常识可能来自经验,而康德已经证明没有任何经验的东西是不可错的;也可能是由于观察本身或观察理论的问题;更可能是存在大量干预变量的问题。而关于这些,研究者已经通过理论假设建构的过程尽最大可能进行了控制,所以原因最可能出在要检验的理论本身的问题上。不管怎样,一个理论假设是否真的建构成了科学理论必须经过理论检验才能确定,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利用溯因的推理等方式找出原因,也即达到国际关系研究中求真的目的。
四、结语
事实上,理论建构与理论检验是为同一个目标服务的,即构建一个科学的国际关系理论。在这里,笔者把一般社会科学中的“理论建构”部分,在本文中作为“理论假设建构”处理,它已经过经验归纳与逻辑推演等过程,初步具备了理论的形式,只不过还未经过科学的检验,所以还不能判定为真理论,而必须通过理论检验才能成为真理论。从这一角度来看,目前国际关系理论中存在的问题大致表现为以下几点:
首先,在理论假设上脱离现实。如沃尔兹结构现实主义之所以出现了因果解释上的贫乏,主要原因就在于此。沃尔兹对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假设还是霍布斯时期的无政府状态,而那种无政府状态如何能和今天全球化背景下的无政府状态相提并论?况且,由于全球化,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截然二元化的边界已在很大程度上被销蚀,在这种背景下,在理论假设上仍把国家作为一个机械的黑匣子,从而完全忽视国内因素,在理论假设建构上明显与“必须来自于客观实践”相矛盾,还怎么能称它为一个科学的理论。也正因为如此,导致“它关注的只是特定结构下国家行为的基本原则,而不能对结构转化过程中国家的国际行为变化做出比较;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既定结构下国家的国际行为的相似性一面,但是它不能够解释在结构不变的情况下,为什么国家的国际行为还具有很大的差异性;甚至最致命的问题是,由于它的结构是自己设定的,它连既定结构为什么会发生变化都解释不了,许多学者批评沃尔兹的结构理论不能解释冷战(两极)体制的崩溃,理由也正在于此”[5](Ｐ16)。
其次,颠倒了理论假设建构与理论检验的顺序。如争议颇大的“民主和平论”就存在这一问题,它是先限定理论结果,然后再有意识地选择材料去填补,笔者称其为“伪理论检验”。从表面上看,作者通过各种材料对理论假设做了检验,但事实上,作者并不是以价值中立的态度来检验理论假设,而是按照固有的价值判断来选取材料,因此,从科学研究的角度看,只是做了表面上的证明工作,所以称其为“伪理论检验”。进攻性现实主义显然也存在类似问题。米尔斯海默在论证进攻性现实主义时,所使用的大多是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按其理论需要进行过筛选的历史案例。他本人也承认该理论在这一段时期内也有许多例外,但是至于例外的原因,他语焉不详。由于作者在理论构建上的本末倒置,导致他自己在解释一些问题时很难自圆其说。如作者在论述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失败时,认为“谁也无法否认美国要比北越强大得多,但是越南战争中(1965—1972年),较弱的一方却能打败较强的一方,显然因为非物质因素颠倒了均势”[6](Ｐ24)。在这里,作者并没有进一步向前延伸论述什么是“非物质力量”,显然,导致越南战胜美国的非物质力量不可能仅是作为静态国家的自生产品。此外,进攻性现实主义为了在理论上支持“中国威胁论”的成立,一再用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或经济增长率等静态或单一指标作为衡量和比较的标准,忽视了经济的结构性因素和运用经济力量增进世界权力的效率与途径。
最后,仅就我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而言,问题还表现在对国际关系理论的认知上。如国内学者批评“文明冲突论”与“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主要依据在于这些理论认为“中美将发生冲突”,但事实上这是对米尔斯海默与亨廷顿观点的片面理解。米尔斯海默指出“在21世纪早期,美国可能面临的最危险的前景是中国成为东北亚的潜在霸权国”[6](Ｐ543),亨廷顿也提出“如果美国对中国作为亚洲霸权力量的崛起进行挑战,就可能发生一场大战”[18](Ｐ266),作者的论述重点是“可能”,而我国有学者在批评时显然是用“必然”偷换了“可能”,而这正是米尔斯海默和亨廷顿认为中国学者对其误解的原因。“虽然他们有时也误解了我论证中的政策含义”[18](Ｐ1),“我所期望的是,能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的危险性的注意,将有助于促进整个世界上‘文明的对话’”[18](Ｐ3)。
可见,造成目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大量低水平重复与学术协作难以开展的根本原因,正是很多学者缺乏经过反思的方法论意识。如果从事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的学者只是跟着直觉走,没有明确的方法论意识,那么最多也只能检验和介绍别人的理论,很难创造出有说服力的理论,从而创建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国学派可能就只是一句口号。构建与使用理论是科学的目标,而只有在方法论上反思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才能使国际关系学作为一门科学成为可能。
注释：
① 与实证的方法相对应的是“理解的方法”,秦亚青教授称之为“解释学方法”,是指在国际关系研究中通过深入地理解研究对象语言和行为的实际意义来真实地认识研究对象,强调应该研究诸如知识、语言、文化、观念等可能建构行为体本身的要素,如建构主义理论。参见秦亚青等:《国际关系研究方法论笔谈》,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1)。
[参考文献]
[1] 阎学通,孙学峰 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Ｍ]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1;朱锋 国际关系理论在中国的发展:问题与思考[Ｊ]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3)
[2] 王辑思 当今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成就、趋势和局限[Ａ] 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福特基金会资助项目回顾与选择[Ｃ] 北京:福特基金会,2003 20
[3] 秦亚青 国际关系研究方法论笔谈[Ｊ] 中国社会科学,2004,(1)
[4] 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法尔格拉夫 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Ｍ]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73
[5] 肯尼思·沃尔兹 国际政治理论[Ｍ]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6] 米尔斯海默 大国政治的悲剧[Ｍ]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7] 秦亚青,亚历山大·温特 建构主义的发展空间[Ｊ]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5)
[8] 风笑天 社会学研究方法[Ｍ]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9] 罗伯特·基欧汉 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Ｍ]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310
[10] ＪｏｈｎＧ.Ｇｕｎｎｅｌｌ ＴｈｅＯｒｄｅｒｓｏｆ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Ｍ] 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1998
[11] ＭｉｌａｎＢｒｇｌｅｚ 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Ｗｅｎｄｔ’ｓＭｅｔａ ｔｈｅｏｒｙ:Ｂｌｅｎｄ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ｅａｌｉｓｍｗｉｔｈ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ｎｓｔｒｕｃ ｔｉｖｉｓｍ[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2001,4(4)
[12] 伊·拉卡托斯 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Ｍ]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13] ＫｅｎｎｅｔｈＷａｌｔｚ 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Ｍ] ＲｅａｄｉｎｇａｎｄＢｏｓｔｏｎ:Ａｄｄｉｓｏｎ Ｗｅｓｌｅｙ,1979 5-6.
[14] 关信平 社会研究方法[Ｍ]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77
[15] 休谟 人类理解研究[Ｍ]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16] 威拉德·蒯因 从逻辑的观点看[Ｍ]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17] 卡尔·波普尔 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Ｍ]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18] 塞缪尔·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Ｍ]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