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国家外国专家局日前宣布：在“十一五”期间，国家将投巨资，引进1000余名海外学术大师，建设100个左右世界一流的学科创新引智基地，以此迅速推进我国高等学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111”计划）。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在经济“火车头”的牵引下，我国重新燃起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之火，实际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百年中国人的梦想，要实现这个梦想，绝非一日之功，我们只有认清经营大学的内在规律，才能力避本已脆弱不堪的中国高等教育再次坠入速成“世界一流大学”的风险。
中国需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世界大国崛起总是伴着深刻地教育变革和教育的跨越式发展，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教育必须率先实现现代化。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也正是这些大学直接影响和推动下，本国经济、社会、科技、教育乃至军事等各个领域才能始终走在世界前列。
1000年前，意大利出现了近代最早的大学，掀起了西方的文艺复兴，孕育了最早的资本主义经济。13、14世纪，英国诞生了牛津和剑桥大学后，很快引发了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19世纪，研究型大学在德国兴起后，德国很快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领头羊。由此可见，大学的兴起必然推动国家的兴起，这是一种世界现象。
美国之所以富于不竭的创新活力，保持了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得益于美国多元的文化氛围，得益于美国把吸引全世界的一流人才作为它的国家战略，得益于它制定和不断修改《国际教育法》、《移民法》等一系列法律，保证不间断地从全世界网罗到最优秀的人才，得益于几所世界一流大学的思想和智力的支持。目前，在美国拥有博士学位的物理学家、数学家和计算机专家中约５０％是外国出生者，近１０年里美国获得诺贝尔奖的学者中有一半是外国人的后裔。
大学发展与经济腾飞的互动关系是世界强国发展的一个共同特点。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政府把握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良机，实施了强力推进高等教育战略抉择，有力的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我国是一个拥有1000多所高等学校的教育大国，但离教育强国还有较大的差距。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震惊世界，但在人均经济水平、知识能力、享受社会福利等方面，距离发达国家还相差遥远。但是，中国政府立足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历史地将经济发展与建设高等教育协调起来，大手笔地抒写世界一流大学的新篇章，充分显示出中国作为后现代国家的后发优势和善抓战略机遇的聪明智慧。
用行政手段能“捆绑”出世界一流大学吗？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是中国办教育的古训；
“大学乃大师之学，无大师则无大学”这是西方办大学的真经。中西方在文化上的差异巨大，但在办学育人上却有如此相似的办学理念。世界教育强国的一流大学都是历经百年沧桑后，长期形成的优良学风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形成了学术大师云聚、科研成果卓著、学生成绩卓越、办学特色鲜明等方面显示出共同的特征后，最终成为国际科技与文化合作交流的中坚力量。
在经济文化全球化的今天，作为发展中的经济大国，最需要的是人才，最缺乏的是教育，这就是中国面临的世纪难题。为此，在九五期间，我国相继实施了面向２１世纪重点建设１００所高等学校的“２１１”工程和以建成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为目标的“９８５”工程。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和地方有意识地站在“百年育人”的历史高度，对高等教育最大规模的、跨世纪的战略性投资。
此次，教育部实施“111”计划目的仍然是培养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培养高层次人才、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教育部长周济说，引进学术大师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就是原有的教学体系、科研体系、基本体制继续存在的同时，构筑一些“学术高地”、“政策特区”、“人才特区”。使这些大师在人才“孵化器”里，除了享受比较好的物质条件外，还将为此提供更好的政策条件，体制和机制上的优势，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才队伍建设的路子。然而，令人疑虑的是这几项跨世纪的“大学工程”，虽然在实施的时间上有10年的跨度，但都是在不触动原有教育体制的情况下，通过行政力量整合现有的教育资源，捆绑出的“大学航空母舰”，营建出气派宏伟的大学城，孵化出中国特色的学术大师。
国家率先把北大、清华当作建成一流世界大学的“桥头堡”，从1999年起，国家分三年累计单独各自拨款18亿元。但是，2000年以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培养的本科生、研究生近半数留学国外，成为美国大学的预科生院。著名数学大师丘成桐，“我一生最大的愿望是帮助中国强大起来”，但是，“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对中国其他大学的打压令人灰心”。
“中国很多大的项目，表面上请了很多人来，特别是引进很多外国专家，实际上都是假的”，有的大师“在北京大学挂了名，还得请别人替他教书，这是骗人。”
中国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在《求是》发表文章中谈到，他曾参加过中国一个科研项目的验收，该项目在不少方面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他在感到欣喜的同时，也感到十分忧虑，因为参加该项目的博士有百分之九十已经到了国外。
引进学术大师的理念比建100大学都重要
大学是探索自然科学和人类知识秘密，造就学术大师的场合，“学术自由”正是大学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所在, 它是人类探索几百年才获得的最有价值意义的大学理念。从世界名校发展的轨迹上看，世界一流大学的成长是一个思想不断裂变过程，它不仅需要建立多元文化和思想自由的社会氛围，还需要有刚性法律的支撑、柔性政策的扶持。
上个世纪初，蔡元培以德国大学为模式，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治学理念，使北大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国家教育部选择通过行政力量，引进国际学术大师，构筑学术“政策高地”，培养学术精英的路径，有悖于大学成长的内在规律。如果有一天这些学术大师走出“政策高地”，融入到我们固守的、僵化的高教机制内，会有一个什么结果呢？
在中国现有高教机制中，人们把“学术大师”称为“老板”，因为只有先成为行政领导，才能发展到学术大师。大师们像地方官员跑项目一样，天天陶醉于“跑部钱进”的喜庆之中，“跑项目”成为中国“大学”所面临的最大的学问。这些跑来的科研项目和资金，在学术大师的手上就能翻云覆雨，创造出惊人研究“成果”，国家审计署2004年度审计公告可谓触目惊心：科研系统2个部门和45个科研单位转移、挤占、挪用科研经费6.69亿元，另外还有13个单位把3.27亿元的科研经费违规出借、对外投资甚至投入股市。
世界一流大学成功之处在于学生杰出表现为学校赢得永久的荣誉。然而，中国的高校因合并名声大震，教育收费和证书的价码也直线上升。据不完全统计，近10年内，由中国高校正式颁布的硕士、博士学位证书数量名列世界前茅居，但是，这些具有灰色“博士”头衔的官员、企业家们除了在自己档案中抒写一笔升值的资本以外，留下的只能是中国大学发展史上，永远也洗不清的耻辱。
我们在选择建立世界一流大学的路径上，并没有吸取国际成功经验，也没有汲取经济改革的教训。1978年以来，教育部及其他有关部门制定了400余件关于对外文化交流的文件，但在这些政策中几乎看不到从法律和制度上与国际惯例接轨的痕迹。如果在文化全球化的时代，依然拒绝通过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探索建立符合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用临时性的政策替代刚性的法律，结果只能是大学始终游离于法治与国际大学评价制度的框架之外。
行政的审批与功利性学术弥漫于大学上空，将使学术活动异化成了一条利益垄断和学术造假的“流水生产线”。像 “中国芯”发明者一样的“学术大师”，与学校一起利用假引进、假发明、假科学鉴定骗取国家投资、荣誉、地位后，既无良心不受谴责之嫌，也无法律制裁之虑。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教授甘子钊院士说，在现有制度框架内，“有时候在科研上搞个虚假成果，还会比搞个豆腐渣工程好搞一些。”
如果说“学术大师”不可能产生于一个没有思想灵魂的大学体系之中，更不可能成就于“政策高地”之上，那么，没有国际级的学术大师，没有世界人才云集的大学，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要建设世界一流的大学，就必须立足于全球，按照国际惯例，把教育真正根植于“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土壤之中，使中国的大学不仅具有吸引学术大师强大磁力，还能成为培养学术大师、政治家、企业家的摇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