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不应回避制度选择,不应过度解读

  

  《大国崛起》电视系列片的播出,在中国评论界引起了较大反响,批判和肯定皆十分响亮。应如何解读“大国崛起”的真正因素、对中国发展的启示,以及《大国崛起》背后中共官方的史观呈现,亚洲周刊专访了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著名历史学者袁伟时。

  “我没有看电视,只看了解说词,总的印象比较好”,是袁伟时对这部片子综合的评价,“《大国崛起》可以定义为一部政论片,它提供了很多国家历史发展的过程和经验分析,对正在转型中的中国来讲,这部电视片是有益的,有助于中国人睁眼看世界。”

  “但是,大国崛起的许多关键因素,仍然没有说清楚,或者说回避了。”袁伟时讲的很慢,用词很斟酌,“从片子的整个调子来看,还是尽量和主流的官方话语接轨,最明显的地方就是在对俄罗斯(苏联)的解说上。其实苏联很明显走了一个大弯路,但是片子对苏联基本只有歌颂。一九二零年,罗素曾应邀去苏俄考察。罗素是个和平主义者,同时是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他认同社会主义,也反对专制、独裁。看了苏俄后,他提出很严厉的批评,不是批评饥饿或贫穷,而是批评专制,剥夺个人自由,警告’把无限权力集中在个人手上’很危险;
不幸言中,苏联垮台了。这是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批评,解读历史不能回避这类批评,但片子故意回避了。”

  袁伟时认为《大国崛起》最大的弱点,是对大国发展中制度因素分析很不到位。“决定一个国家兴亡盛衰的因素不是领袖,是制度选择。历史大潮澎湃中会涌现出各色领袖人物,时势造英雄。可是,如果国家的制度选择路径错了,问题就大了。比如俄罗斯,没有选择民主自治制度,从根上就错了。日本也是一样。《大国崛起》里面表现日本从各方面学习西方先进经验,但是恰恰最关键的一点,日本在政治制度上没有现代化,没有真正学西方的民主自由制度,军部直属天皇领导,元老干政,国家的大政方针,由天皇御前会议决定。专制制度成了通向军国主义、发动战争的基础。这个最重要的因素片子却回避了。”“最后一集《大道行思》,应该是分析大国崛起因素的点睛之笔,但是回避了民主制度、宪政和保护私有财产、保护自由的重要性,这些是一个国家能否长治久安最关键的因素,恰恰在这个地方回避掉了。我认为这是这部片子最严重的弱点。”

  对于《大国崛起》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背后是否是中共史观变化,袁伟时坚持认为,不应该做“过度解读”。“它能在中央台播出,只能说,官方认为这片子不算离经叛道,可以接受。但它不是一部官方的宣传片。”相反,袁伟时觉得,片子真正表现的是中国学术界的进步。“历史脚本的撰写者是研究世界史的教授,所采访的中国学者里面,也大多是北京、天津、武汉、南京等地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教授。这些教授几乎都是八十年代后培养出来的新一代的史学家,他们的学术背景和上一代有很大不同,特别一些学者从西方留学回来,眼界宽了,知识结构变了,更加重视学术规范,突破原有的偏见。现在一些城市进行历史教科书改革,起作用的也是文革后培养起来的这一代学者。”

  “作为一个政治转型的国家,重视客观的历史,让学者自由探讨学术没有什么坏处。不应该按照官员的水平来限制学者探讨历史和其它学术问题。”

  回到中国发展的问题,袁伟时认为,中国崛起的根本因素要落在政治制度上。“现在国内国外的共识,中国的最大问题就是政治制度改革滞后。政治制度改革,不是抽象的,而是要具体化一个一个制度去改。比如实现民主宪政,应该从地方民主自治开始,从确立言论自由制度开始,从维护司法独立开始。这对共产党只有好处,不是什么威胁。但是现实来看,进展很慢,言论还是受到重重钳制,乡镇还不能直接选举,这是二十一世纪中国的耻辱。毛主席说:让大家讲话,天不会掉下来。中国领导阶层的观念真的需要好好提高。”

  尽管中国官方在国际上比较回避“崛起”这个词,袁伟时认为,现在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对世界的影响力显而易见,“用理性、冷静、务实的态度定位外交政策,处理国际关系,与各国共同发展,争取本国利益,并对全球发展尽到责任,才是比较适合的。胡温政府这一方面是得分的。务实的外交态度,对中国和世界都有好处。”

  

  2006年11月28日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