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序] 本文试图从解构现代性及其渊源角度入手探讨中国现代化改革的方向。我认为，现代性的多义性并没有掩饰或减少其对传统和现实的批判性，同时，分析现代性与现代主义的渊源有助于人们了解现代性的更多地载荷了思想批判和革新的使命的内涵。就中国而言，现代性也就意味着对既有现代化进程的批判与否定。中国的现代化改革不能忽视或压制诸如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这些拥有普世价值的涉及现代制度选择和意识形态变革的现代性观念。当经济改革成为现代性的主导内容，而政治与社会改革与现代性越来越远时，现代性在中国的改革中已经被明显地割裂了。因此，我期望中国改革的现代性能够更好地体现在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和价值观念的整体现代化的改革目标之中，同时也希望该文能够引起关注并欢迎批评指正。
现代中国的改革已进入一个关键阶段。然而，人们的思想观念似乎还始终徘徊在现代与传统、过去与将来以及守旧与创新之间。我们的许多理论学说也还长期拘泥于继承与发展、普世与特色以及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和冲突之中。不过，与以前不同的是，自从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以来，中国思想领域内的绝对权威开始动摇，完全正确的理论已不复存在，森严的思想禁区也越来越少，多元而开放的社会价值观念开始出现，对以往属于神圣范畴的各种正统理论的质疑已成家常便饭。可以说，这是一个中国近代史上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的初始阶段，倘能有所突破并继续发展下去就有可能在现代中国出现一个堪与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代相媲美的思想大解放与大繁荣的全新的时代。现代性这个最具批判力的思潮也就是在这个世纪之交之际悄悄地侵袭、影响和冲击了许多现代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和学术界人士的思想观念，给现代中国的改革与创新增添了些许润物细无声的添加剂和促进改革车轮向前旋转的燃料油。因此，再思考一下现代性的实质对中国改革来说可能是一种有意义的参照。
一、现代性的多义性
众所周知，“现代性”是一个名词，英文叫modernity，与其它几个与现代相关的名词，如modernism（现代主义）、modernization（现代化）含义不同，但属于一个词根，那就是modern（现代）。同时，这个modernity还有几个含义，即现代状态、现代事物以及新式东西等。由此可见，所谓现代性一词本身并不深奥，没有什么神秘的，也就是指某种事物具有的一种现代属性。它拥有这种属性，那么它就具有了一种与这种属性相符合的状态，叫现代状态。而具有这种现代状态的东西也就被称作现代事物或叫做新东西。这里有两个概念搞清楚即可：一是所谓某种事物可以指任何事物。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当然也包括哲学、艺术、宗教和道德这类意识形态方面的事物。再者，是指这里所谓的现代在时间上又是相对的，或指上述这些事物发生或存在的时代是相对于历史而言的。于是，我们就可知道，我们（包括任何历史人物）任何人的任何观点以及所干的任何事情都浸透了所谓现代性，并不以他们自己认识到或没有认识到，接受或不接受现代性这个概念为依据。
这种从词源及词的本意上分析出来的东西，本来是很简单的一个常识，就像我们谈论历史及其所谓历史性一样：每一个谈论历史和历史性的人，他自己就已经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可是当我们的一些思想家或社会学家开始使用现代性这个普通的词汇时，就已经赋予了它许多崭新的、有差异的，甚至是截然不同的含义。这些对现代性一词语境的发轫和开掘，再渗入到这些学者本人意图说明的那些哲学、社会学以及文学的思想和理论中去，就产生了丰富多彩的含义各不相同的现代性。
到底是谁最先使用这个现代性词汇的已不可考。据《牛津大词典》确认，是英国人于17世纪首先开始使用“现代性”这个词的，它被用来指中世纪之后的“现时代”的本质特征（估计与现代主义一词先后被使用并被赋予现在这个含义的）。也有人说，最早使用现代性这个词汇的人是康德，但遍查康德著作和研究康德的文献，包括他的启蒙代表作的《判断力批判》中，似乎也没有查到他说过现代性这个词的证据。又有人说是马克思。可是马克思在他的哪一部著作中谈过现代性的问题呢？也没有。再仔细查下去呢，就可以发现，所谓现代性的代表人物大多是19世纪至20世纪的一些近现代学者，如英国的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德国的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和法国的福柯、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 1821-1867）等。
这些人对现代性的认知和表述也各不相同。有的是哲学家，如康德，所以就被人认为他的现代性就是启蒙，是理性批判。[1] 有的是文学家，如福柯，他就主张现代性是一种态度。这个态度是指人们对于现时性的一种关系方式，即一种自愿的选择，一种思考和感觉的方式，或者是一种行动、行为的方式。现代性还有一点像希腊人叫做是一种气质（ethos）的东西。而且，这种态度和气质就是批判的特征。[2] 但对于社会学家的吉登斯（他是现任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院长，剑桥大学教授，英国新工党最重要的智囊之一，同时也是英国当代一个著名的社会学家）来说，所谓现代性已经不再是什么认识论的哲学问题了，更不是一个浪漫的文学问题，而干脆就是指社会生活组织和组织模式。也就是说，他认为所谓现代性其实就是一种现代社会制度。这种制度性分析与过去的“一元制度分析”不同，吉登斯对现代社会进行的是“多元制度分析”。不仅如此，这个吉登斯还认为所谓现代性在制度性的层面上应该是多维的，每一个被各种传统详细说明的要素都发挥着自己的作用，所以应该从资本主义、工业主义、民族国家对信息的控制和对社会的监督，以及对暴力手段的支配和战争本身的工业化，构成了现代社会的四个基本维度。它们紧密联系、相互交织在一起，共同织就了这个缤纷的现代社会。[3]
可是在诗人和美学家波德莱尔眼里，现代性更具个性的色彩。波德莱尔在他写于1863年的《现代生活的画家》一文中给现代性下过一个著名定义：“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他认为，现代性就是那种在转瞬即逝的刹那间被人们感官把握的东西，是艺术的灵感，与静止并凝固在过去的传统截然不同。在艺术的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波德莱尔毫不犹豫地标举现代性的过渡、短暂和偶然特征，反之,他认为传统艺术只能提供纯艺术、逻辑和一般性方法，而艺术的现代性不能与过去相提并论。这是因为美学传统即是许许多多瞬间现代性在时间中的延续排列，每一种现代性都独一无二，有它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4]
由此可见，所谓现代性其实就像一个四面佛，或者叫八面佛，人们从不同的角度看它，它就会向看它的人们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孔来。
现代性这个概念从一开始被大量使用时就被许多不同学科和个性的学者与艺术家赋予了各自不同的含义。那么它究竟是什么含义呢？说老实话，现在的人们也很难完全搞明白，因为它实在是太多义了，于是我们也就很难像诗人波德莱尔那样给它下个自信能被所有人接受的定义。但有一点则是没有疑问的，那就是现代性无论是从哲学、文学、社会学，还是从美学角度进行阐释，无论是指一种“启蒙”、一种“态度”、一种“制度”，或者是指一种刹那间被诗人捕捉到的一种艺术灵感，它都有一个公认的内核，那就是它的否定过去的批判性。因此，我们不能再局限于将它理解为仅仅是词根和词源上的那种简单词义，也不能谨守于某一学科学者对于现代性的诠释注脚而不及其余，那肯定将导致对现代性的误解。为此，我们这里有必要认真地寻找和搜索一下所谓现代性概念产生的源头，也许对我们理解西方的现代性概念有些许帮助。
迄今尽管有许多人研究和探讨了现代性与现代主义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但似乎专门阐释现代性与现代主义之间的渊源的还不多，而分析一下各自的渊源可能正是帮助我们更好地打开认识和解构现代性之门的一把钥匙。为此，有必要对现代主义追根溯源。
二、现代性与现代主义的渊源
现代主义在英文里叫modernism，一般有两种所指。一是指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西方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中的一种鼓吹宗教改革的神学思潮。代表人物分别有法国的卢瓦齐（一译罗艾西，Alfred-Firmin Loisy，1857-1940）和英国的蒂勒尔（George Tyrrell，1861-1909）以及英国的维廉.英（William Ralph Inge，1860-1954）和美国的富司迪（Harry Emerson Fosdick（1878-1969）。这些神学思想家认为，可以对圣经经文和历史背景进行“批判性研究”。[5] 总的来说，所谓现代主义神学思潮是想调和传统教义与现代科学之间的矛盾，所以鼓吹用现代知识水平对传统教义和圣经进行批判性的重新阐释。这就是现代主义，也叫神学自由主义。比如，富斯迪认为，“我们必须表达出基督教的精华以及恒久不变的体验，但是我们绝不能用这些过去阐释过的陈旧东西来认同‘变化中的范畴’（changing categories）”这些现代主义者们坚持认为，基督教的形式和语言从来就和各别的文化氛围相适应的，而且他们——现代主义者们（modernists）在任何既定的时代里在宗教改革上都绝对是最坦率也是最具创造性的一群人。[6]
其次，现代主义是指十九世纪下半叶出现的一种文学艺术流派的总称，包括所谓立方主义、未来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和抽象主义等。其特点是标新立异，宣扬革新以及违反传统等。其代表人物有福塞里（Henry Fuseli，1741-1825）、法国人查拉（Tristan Tzara，1896-1963）、法国作家布雷东（Aenré Breton，1896-1966），还有画家有毕加索、布拉克、格里（Juan Gris，1887-1927）、格来兹（Albert Léon Gleizes，1881-1953）以及梅占琪（Jean Metzinger，1883-1957）等。以上两种不同渊源的现代主义所指均被统称为所谓现代主义文化。
由此可见，所谓现代主义的实质最初就是一种对宗教和文学艺术进行现代批判和改革的文化思潮。现代主义的思想精髓也在于批判和革新。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主义与现代性应该是殊途同归的。但由于现代主义这一概念在出现时间上比现代性可能稍晚些，于是就有人，如美国哲学家卡洪（Lawrence E. Cahoone），认为前者是对后者，或者认为现代主义是对前现代性的一种否定和批判（这里现代性又以十九世纪为界被划分为前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即十九世纪以前——含十九世纪——的叫做前期现代性，而二十世纪以来的则被称为后期现代性），而且，现代主义也就是指所谓后期现代性。[7]
但是，由于现代性与现代主义产生的渊源不同，其所指也就有所不同。可以说，哲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学者们更喜欢使用现代性一词以表示他们各自对于现实的批判性，而宗教神学和艺术等学科的大师们则更多地使用现代主义或属于现代主义分支流派的那些主义来表示自己与传统的决裂，在当代的创新。文学家们则不受约束。他们的思维似乎是最具跳跃性的，也是最不受词汇概念所束缚的人，或使用现代性为多，或以现代主义者为己任。
无论是现代性还是现代主义，都经常被西方一些学者用来以试图批判和改造他们认为还很有价值的哲学、文学、艺术以及社会学的经典与传统，并赋予它们一些打上各自个性和智慧烙印的新的诠释。尽管他们的诠释学科混杂、五花八门，但现代性与现代主义的这一思想的批判精神都是一致的。
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科学的发展，介入的学者和理论家多起来了，观念和视野各有不同，事情便开始变得更加复杂起来了。因为这时在现代性和现代主义这两个词的前后又各自出现了前现代主义和前现代性以及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性的说法。据说，前现代主义和前现代性是指康德之前的哲学理念，似乎结果容易被中世纪的保守思想所混淆。但研究的人并不多，前现代性的提法也不多。而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性则是现代主义和现代性诞生之后的一种更为新潮和激进的思潮，甚至有点否定一切的架势。这个思想是英国文学理论家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在其新著《后现代主义的假象》(Illusions of Postmodernism)中创造出来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尽管被称为“假象”，但此时的这两个“后”在他的眼里已经时髦得无以复加了。你看，伊格尔顿用非常简明扼要的语言写道：“后现代性是一种思想风格，它置疑客观真理、理性、同一性和客观性这样的经典概念，置疑普遍进步或人类解放，不信任任何单一的理论框架、大叙事、或终极性解释。”可见，文学理论家的思路就是与众不同。在伊格尔顿看来，后现代性并非承载什么厚重的思想启蒙和制度批判的内涵了，剩下的只是一种对任何理论、任何经典，包括普遍进步和人类解放这样的已经非常具有批判性的理论和理想进行的无所畏惧的、一概质疑的“思想风格”！
他在这本书里还指出，这种思潮的物质基础是“资本主义的新形式”，诸如发展迅速的、非中心化的、多元的技术领域、消费社会和文化工业；
这种新的物质环境致使传统的制造业被服务业、金融业和信息产业所取代，也促成了传统的以阶级为核心的政治领域向各式各样的、基于族裔、性别、社区的“身份认同的政治”转化。根据这一理念，他就提出了“后现代主义则是反映这种时代变化的文化风格”。
但是，与对后现代性的推崇不同，伊格尔顿对后现代主义却评价不高，他在同一本书里说道，后现代主义“无深度，无中心，漂移不定，自我指涉；
它是游戏性的，往往从别处借来观念和意象加以折衷调和；
它是多元主义的艺术，它无视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的划分，也模糊了艺术与日常生活的界线。”从伊格尔顿将后现代性比作一种“思想风格”而将后现代主义比作一种“文化风格”来看，现代性与现代主义的主要分野还在于前者更多地载荷了思想批判和革新的使命，而后者的确更主要是指在文化和艺术领域里的对传统和过去的一种背叛。
现代性从一种本身多义的理论发展成为一个问题，即所谓现代性问题，其实质，是由于它对西方所建立的那套政治、法律、社会制度从哲学、文学以及社会学层面进行了批判与否定，起到了一个整体性颠覆的作用。现代性是在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精神成果，回过头来又对现代化的物质成果本身进行了批判。但是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上，西方这些大师们却又一次展示了他们各自独立于其他人的地方。
比如，吉登斯视后现代性为虚无主义、相对主义的哲学，否认其存在。利奥塔则认为，后现代主义不是将要灭亡的现代主义，而是初期的现代主义。但是，作为当代美国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评论家和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或译为杰姆逊或詹明信，1934年4月14日生）则不能接受这些否定后现代性存在或者压低后现代性作用的思想。在詹姆逊看来，我们已经处于后现代时代，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现实。后现代性与现代性既有继承，也有断裂，而且断裂更为突出。他还在《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Postmodernism ，or，the Culture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1991）一书中说，后现代性的两个主要后果是：“一是农业的工业化，即传统的农民社会的彻底毁灭。二是对无意识领域的殖民化和商业化，即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该书曾获得最佳批评著作奖，在后现代主义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轰动效应，诚然，他的有关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关系的观点在西方是有代表性的。
三，现代性与中国的改革
现代性这一思想和概念何时引入我国已不可考。尽管有人认为“现代性的观念在中国的传播也晚不了太多”，也就是上世纪初，梁启超的《少年中国》以及现代和摩登等词汇概念的出现是为标志。[8]但学界人士大多认为现代性这个概念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也即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才逐步为国人所了解并正式开始研究的。当时，现代性概念作为西方社会的舶来品，国内学术界对其研究和论争也大多局限于现代性对西方社会（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的现实状况、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的批判上。而在上世纪末起，一些学者开始将现代性概念引入到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批判上来了，也就是说，现代性已经被当作中国学术界使用的一种方法论的工具被用于剖析中国改革中的种种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问题了。
作为一种学术概念，现代性是在西方社会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基础上产生并发展起来的，与中国的社会文化相距颇远。但其所倡导的那种对现实的批判精神、对传统的背叛与反思以及紧扣社会改革主题的内涵却吸引了当时正在力图实现四个现代化但对所有在制度方面的改革陷入停滞不前的状况而感到不满和失望的中国人，从而在我国学界掀起了一个学习和研究现代性的高潮。有时，甚至在某些年轻的知识群体中已经时尚到了无言不谈现代性的程度。而且，我们的官方媒体和研究机构也逐渐禁不住时尚潮流的诱惑，开始悄悄地撩开自己头上披挂着的那幅厚重的正统的学术面纱，仔细端详起并尽量不引人注意地议论起现代性来。
只要在任一搜索引擎上输入“现代性”一词，人们都能搜索到至少数十万甚至数百万与之相关的结果。但是，我们是真的了解和懂得自己所谈论的一切吗？我看未必。因为我发现，尽管我们有许多学者的研究是在试图深刻了解和汲取现代性价值的普适性及其合理内涵——严肃的批判精神，并将其用于对中国现有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制度的反思与改革所进行的解释和剖析上，但仍然有一些研究的目的是试图通过对现代性论题中所包含的瑕疵进行批驳，并利用其多义性的缺陷以清除其在中国知识界，尤其是在年轻人中间的影响，达到试图维护现有的那些在他们看来是最好的但恰恰是现代性所极力批判的一切。
有些研究则以西方后现代主义为理论依据而反对现代性，并引入后殖民理论和开展大众化文化批判，主张摒弃西化，回归本土文化。[9]在中国正在艰难而曲折地建构现代性的时代，这类对现代性的批判，正好与西方后现代主义反现代性思潮遥相呼应，起到阻滞现代性普适价值观的普及作用。
但是如前所述，现代性的批判理论在国外出现时，西方资本主义还刚刚步入原始积累和工业化时期，那时现代化还只是一个未知的，或者虽然已知却仍很模糊的概念。至于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出现和盛行，以及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都的确与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乃至目前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产生的技术基础和交往方式的巨大变化对人们的传统思想意识的巨大冲击有着密切的关系。它对所有现实的存在均持激烈的批判态度，但它却没有给人们提供一个具体的社会发展指向。另外，现代化与现代性在词义上同根同源，理性地看待之也就不存在或者也没有必要搞成有你无我那么大的差异和动静来。
因此，我认为，现代性价值的普适性并不能因为其遭到批判而受到质疑和损害，相反，现代性本身具有的时间和空间的差异使其价值的普适性得到更好的诠释。现代性的实质是指它对西方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在整体上的一种批判和否定。我们如果不是这么历史地看待所谓现代性问题，而是人为地把现代化与现代性给对立起来，现代性的批判精神就可能会走样，而其主要批判的对象，也就是那些非现代化的或者反对现代化的陈旧而落后的制度性东西和思想意识也可能会由此躲过一劫。
就我国来说也是如此，我国目前的现代化建设中出现了许多问题，有些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如贫富悬殊、官场贪腐、道德沦丧、诚信缺失、治安紊乱以及社会割裂等。有人便开始在现有制度和价值体系的框架内去寻找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以便解决之，但却始终未能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现在出现了这个以批判西方现实（包括西方工业化时代和现代化时代）为宗旨的现代性，于是，现代化便在某些人眼里成为现代性批判的对象了，似乎上述那些浮渣与糟粕都是现代化裹胁带来的，而与现有的制度与价值体系无关。但是，我国这些年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不在于现代化本身，而恰恰在于我们当初提出的现代化改革的目标范围太窄太具有局限性而已。我们提出的现代化模式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仅仅涵盖了工业、农业、科技和国防这些经济和科技等行业领域，而没有或者说是有意识地撇开或回避了政治、司法和社会制度以及价值观念等的这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上的现代化问题。因此，现在我们要做的绝不能是批判现代化，而是要引入和运用现代性的普适价值和批判精神，在我国提出新的现代化理论，即用现代民主和法治的原则改革我们的政治体制和司法制度，同时重建我们的核心价值体系，从而推动我国所有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以及意识形态领域而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现代化进程，使我国真正走上通往具有现代文明，即现代民主与法治的真正的现代化国家的道路。
研究西方现代性的历史还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即一国现代性的最终建构是要在社会各个阶层的各种利益都能得到充分表达的基础上达成的。为此，我们可以多研究一点欧洲和美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历史，多研究一点它们国内各社会阶层，尤其是构成其社会基础的广大劳动阶层（如工人阶层与农民阶层）和各少数族裔发起的各种社会维权运动。这些运动主要是指各阶层民众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争取自身合法权益的抗争性运动。比如，以争取自身工作与福利权益为目标的工人运动、以反主流文化为标识的青年运动、争取女性权益的妇女运动、反对农产品自由贸易和争取政府实行市场保护政策的农民运动以及少数族裔争取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的民权运动等等。不仅如此，我们还应研究这些社会各阶层民众的合法的维权运动与现代社会制度改革与重建之间的关系问题。
可以说，没有对现实制度的批判与否定精神，就没有这些国家的民众的争取自身权益的社会运动，而没有这类维权社会运动，也就不会最终形成欧美各国的现今比较先进和完善的民主制度的成就。128年前美国工人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争取到并逐渐被全世界各国所采纳的八小时工作制度就是例证之一。这表明，一国经济、社会和政治的现代化最终还是要取决于其制度或体制上的现代化，而制度和体制上的现代化又必须由其国民通过长期的各种为了维护自身权益而采取的各种各样的合法抗争方式才能最终达致。可见，现代性本身就含有一种类似于否定之否定辩证法的、可以不断更新和自我改进的机制。或者说，现代性的对现实和传统的批判性恰恰是现代性迄今为止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原因。
就中国而言，现代性也就意味着对既有现代化进程的批判与否定。我们提出的四个现代化都是指经济与科技的现代化，即经济领域里的现代化，却长时间回避了思想文化以及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现代化的这些更为重要的、带根本性意义上的现代化问题。比如，迄今中国的改革已经进行近30年了，可是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这类拥有普世价值的涉及现代制度选择和现代意识形态变革的现代性观念，虽然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国民所接受，并成为他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令人遗憾的是，它们长期以来一再遭到把持话语权的官方媒体及其身后掌控者的忌讳和冷落，始终没有被纳入到改革中由官方建立的中国社会的所谓核心价值体系中去。而这很可能将会演变成为一段相当令人遗憾的中国改革史。
因为，官与民在现代观念上的差异和对立，或者说官方所推崇和宣传的核心价值体系始终脱离中国改革的实际，总是无法得到国民必要的认同这一事实，最终都可能会导致中国的全面现代化的改革迷失方向。在这种情况下，现代性在中国也就成为一种奇怪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仅仅对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予以否定与批判的工具了，而与中国的现代化以及现代中国的改革的关系则渐行渐远，似乎已经被彻底抛出所谓主流意识形态的轨道，越来越与中国的社会现实没有关系了。
可见，现代性在中国的建构进程是曲折而艰难的，其本身同样也是一种其价值近乎被割裂的东西。在某些领域，如经济和贸易，中国的现代化改革所体现出来的现代性异常强烈。比如，加入WTO后的第一个月内，无须催促，也无须施压，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就主动地同时也是悄悄地埋头清理、否定并废除了多达30万件的、由过去自己起草并视为自身经济权力基础的红头文件以及这些文件所强烈代表的那些陈旧而落后的制度。
中国的经济开放程度和速度令人目不暇接。我们且不说我们的环境为经济改革所付出的代价，只说市场开放。为了吸引外资，我们不惜以市场换取技术，不惜以牺牲中小型和微型民族企业的发展而博取GDP的快速增长，尽管这种做法起初有效但同时副作用极大，而其收效则越来越小。到2005年，一直自称科教兴国的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已经高达80%，[10]比众所周知的以贸易立国的日本还要高近2倍。相反，中国人的消费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却只有35.(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7%，不到美国或日本的一半。[11]
市场过度的开放使得中国经济产生了极大风险。同时，制度上的守旧与封闭又逼迫市场为了保持经济的快速发展以缓解社会矛盾的爆发而以更快的速度和更高的代价（含环境代价）对外开放并同时加强对重点行业的国家垄断。经济改革成为现代性的主导内容，而我国的政治与社会改革则与现代性无关。现代性的日益民间化与非官方化以及现代性的批判禁区的保留和新置也表明，这时的现代性在中国的改革中出现了极度的不平衡，且已经被明显地割裂了。可以说，现代性的那些基本价值理念自引入中国以来还没有来得及完全站住脚跟就已经严重变形和扭曲了。所以，有人说，现代性在中国确实是生不逢时。[12] 尽管如此，现代性在中国改革中所起到的批判的作用仍然是巨大的，全方位的整体改革需求仍在不间断地大声地呼唤着完整的现代性。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都开始在用现代性的理念对中国正统的哲学的、政治学的、社会学的、经济学的，甚至是文学的思想理论以及正在发挥主导作用的现有法律、体制和制度进行着无情的剖析、质疑和批判。人们觉得，中国的现代化改革应该是全方位的和整体的，它不仅仅是经济领域改革的事情，而应该是一种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领域在内的整体性改革。中国的现代化不仅要在官方提出的农业、工业、科技和国防这四个方面得以实现，而且还要在整个上层建筑，在所有现有的制度和体制层面，甚至在最能够体现社会核心价值的意识形态层面得以实现。否则，即便是最浅层次的所谓的四个现代化也将难以在中国实现。
因此，将现代中国的一切放到这个现代性这个坐标中去评估和批判方能促使中国的改革走向正确道路。中国的改革就在这种不断地对其现有的一切进行科学的评估和严肃的批判中逐步得以改进与完善。这是一个大趋势，任何反现代性或割裂现代性的改革尝试都将会无功而返。也许，这才是现代性对中国改革的最大启示。这可能也是所谓现代性语境之所以能够在我国社会各界，尤其是知识界和青年人中拥有大批的拥趸的真正的深层次的原因。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之间寻找一个通达的出路，为此，他们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几乎挖掘、引入并实践了所有他们可以从西方寻找到的、被他们认为是正确的并符合中国实际的主义、思想和理论。但结果呢？中国的先行者们似乎都没有成功，或者没有完全成功，或者有的表面上暂时是成功的，但后面的结果往往并非如此，甚至与当初的本意背道而驰。
所以，在禁锢思想的文革结束后寻求思想解放的国人，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才找到“现代化”这个几乎可以包容或扬弃一切旧有的事物的但并不崭新的概念，而且将这个概念引入到除了政治、司法和社会制度以外的农业、工业、科技与国防等主要经济领域里，成为中国当时一切改革的出发点和奋斗目标。而且，我们的改革在遇到意识形态的争议时，还得以此作为理由人为地制造出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无暇争论或不再争论那些意识形态上的是是非非的奇怪的思想沉寂阶段。但是后来人们又发现不争论其实是假的，也是行不通的，因为我们的经济体制的现代化根本脱离不了我国的政治和司法制度的现代化。
人们已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清楚地意识到：如果我们不对中国现有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一道进行同步的现代化改革，而仅仅是在经济基础的某些方面的现代化上作文章只会在现代中国造成更多、更大、也更难加以弥合的社会割裂与动荡。而且，有些缺乏现代民主与法治的政治体制予以保障的现代化前景，可能还是非常可怕和代价巨大的，对国民而言甚至可能是毁灭性的（如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现代化以及以牺牲大多数国民利益，尤其是牺牲农民和产业工人等主要社会阶层的利益为代价却隐藏着社会动乱的现代化等等）。于是，人们急需一种具有现代意识的批判精神来试图解构上述认知并激励变革。到上个世纪末，携带着强烈的现实批判性内核的现代性概念从西方应时而入，出现在国人面前。至此，对整体现代化的反思在我国终于以现代性的论题的形式出现了。
四，结束语
写到这里，本文应该结束了。可是我觉得还有一个有趣的，其实也有点启迪意义的问题有待探讨，那就是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性的问题。尽管马克思从来没有说过现代性这个词，但他却大量地使用了现代这个词，如《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不断出现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代国家政权”以及“现代工业”等现代概念，而且马克思对原始积累期资本主义以及工业化资本主义的批判与现代性对西方工业化的批判在对现实的批判精神上其实是相通的。有意思的是，不仅马克思没有说过现代性这个词，大致与现代性理论大师们同时代的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竟然也都没有一个人提及现代性这个概念。
对此人们可能要问，是他们没有接触或阅读到现代性理论大师们的著作吗？似乎不可能。是他们讨厌现代性从而拒绝了解之吗？也不大可能。那为什么同处西方，同为一个时代的学术大师（如夏尔·波德莱尔生卒年代为1821-1867，与生卒年代为1818-1883年的马克思大致同代），而且他们又都具有大致相同的对现实的严厉的批判精神，可为何他们在学术上却没有互相借鉴和引用呢？可见，这也许是一个迷，但不妨我们作以下分析：
马克思也许知道现代性但他并不喜欢现代性。当然，可能他也许只将现代性看作是当时的一种仅涉及艺术和文学领域的小哲学流派，没有将现代性放在心里或看成是威胁自己理论的洪水猛兽，因而也就觉得没有必要谈论或借鉴之了。要不然的话，他也不会在他那上千万字的涉猎浩瀚、几可等身的著作中提都不提现代性这一个词啊！
但尽管如此，我并不觉得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性没有任何关系。相反，我感到，尽管马克思终其一生没有研究或谈论过所谓现代性问题，尽管马克思的很多对未来的科学构思已在西方现代化的过程中得以实现，但后人归纳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其实也是一种现代性，或叫作前期现代性。而且，马克思的思想的精髓也是批判，其锐利无比的批判性的锋芒又的确是与颠覆一切传统的现代性一脉相承。所以，我们在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改革的指导思想时，绝不能仅仅满足或止步于阐述马克思曾经的一些理论，而应该更多地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为武器去改革现有的一切阻碍我们中国实现全面现代化的制度和价值体系。这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好的继承、发展和创新。
最后，我想把马克思的那句足以使伊格尔顿的已经非常尖锐的、质疑所有经典的现代性批判思想相形见拙的、也是非常有名的座右铭作为本文的结束语，那就是：
怀疑一切！
参考文献：
[1] 《康德与福柯:启蒙与现代性之争》，张政文《哲学动态》2005年12期
[2] 福柯：《什么是启蒙？》，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8年版
[3] 安东尼·吉登斯 克里斯多弗·皮尔森. 《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胤宏毅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一版.
[4] 波德莱尔：《现代生活的画家》，《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85页。
[5]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第1版 第1206页“现代主义”辞条
[6] R V Pierard “Theological Liberalism, Modernism”《神学自由主义：现代主义》，详见网址：http://mb-soft.com/believe/txn/liberali.htm This subject presentation was last updated on 01/02/2007 13:38:55
[7] Lawrence E.Cahoone, The Dilemma of Modernity
(Albany:SUNYPress,1988),ff.201.
[8] 汪晖 《关于现代性问题答问 －－答柯凯军先生问》，《天涯》1999年第1期
[9] 参阅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天涯》1997年第5期
[10] 《中国外贸依存度世界之最 贸易顺差过大不是好事》，《现代快报》，新华网2005年
9月10日
[11] 《经济观察: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成明年经济工作重点》，新华网 2006年12月17日
[12] 《现代性之隐忧与多样性方案》，陈晓明 《中国学术论坛》2007年3月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