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收费法正在加快立法步伐的消息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关注,这一重要法律的制定将可能结束二十多年以来屡禁不止的“三乱”问题，至少这一法律将给行政行为的相对人提供一个法律武器，使得行政收费面临合法性和合理性的拷问，彻底改变行政相对人的弱势局面，对行政部门而言，将不再有“我有收费的权力，你只有老实交费唯一选择”这种单方面的好事。但仅有相关法律还不够，社会公众必须学会用法律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需要具备现代国家公民必备的基本素质，这就是：学会责疑权力的合法性然后依照法定渠道保护自己。由于缺乏民主与法治的政治文化传统，当今的中国社会公众还普遍缺乏必备的法治意识，行政官员往往习惯于将行政权作为一项无所不包的天然的权力，“这个地方我当家”，“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而社会公众面对“三乱”或其他侵害自身利益的行政行为的时候，信奉相忍为安的处世哲学，认为“胳膊扭不过大腿”，于是大部分人总是选择找关系疏通渠道，或者送上礼品以求避免更大的灾祸。这种情况实际上构成了“三乱”之所以长期泛滥难以根治的土壤。前不久有报道说，俄罗斯警察总是喜欢找当地中国商人的麻烦，因为中国人一般选择“私了”，警察先生容易获得利益又没有什么风险，只要一吓唬，钱就乖乖送上门来了，不象其他一些认死理的国民，非要责疑收费或处罚的合法性，甚至闹得天下皆知。这正是中国人国民性的弱点，也是“三乱”之所以在中国与腐败伴生并长期盛行的重要原因。
所以解决“三乱”包括其中突出的乱收费问题，并非单纯靠一部新法就能自动包打天下，还要有一个国民观念的大改革，没有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没有国民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自觉性，“徒法不足以自行”。其实在行政收费法出台之前，作为行政收费的行政行为相对人，仍有一些可供选择的救济渠道，向相关行政部门提出行政行为合法性和合理性的责疑，诉诸上级主管部门、人大常委会或者诉诸法院。去年有人大代表调查发现，一些企业所承受的来自各个政府职能部门的收费项目，多达200多项。其中有节日摆花费、精神文明建设费、树木打药费、河道清淤费、卫生费、保洁费、道路清扫费、门前三包卫生罚款、环卫设施费、修垃圾站费、垃圾清运费等等。以依法行政要求的合法性而言，上述收费中的大部分均无法可依，按照行政行为“法无明文规定不得为”的法治原则，相关行政行为不具有合法性，但很少有人提出这些疑问，更未见过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与行政收费部门就此在法庭上的交锋，以及媒体的相关报道。从收费的合理性而言，目前行政收费的主要理由不外乎为了筹集建设资金，弥补财政拨款不足甚至谋取自身利益，“谋取部门自身利益”这一条理由显然上不了台面，前两条理由同样不具有正当性，对于任何一个已经完成缴纳税款义务的公民来说，其余的缴费只能是属于获得额外收益或收益可能所支付的合理对价。以上述行政收费所必备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衡量，现有的绝大部分行政收费都应当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主要由行政部门作出的“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谓之三乱，在我国已经肆行二十余年，其实质上反映为行政权力的自行扩张与国家法治的矛盾，行政部门追求自身利益与人民大众权利保障的矛盾，“人民当家作主”的宪法原则与社会客观现实的矛盾。这个问题多年来未能解决，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国家权力分配失衡、行政权力过于膨胀难以制约的现实状况。实际上，所有的行政收费基本上都与相关部门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利益关系，而种种滋生泛滥的腐败现象，如公款吃喝、公款旅游、豪华用车乃至超高档的办公场所，无不由“三乱”提供资源供给。所以若能真正解决这一多年困扰中国社会公众的痼疾，则不单可以推进中国人的权利保障，推进政府部门的依法行政，同时还能起到釜底抽薪之效，将有力地遏制腐败现象的漫延。所以我们在期待新的行政收费法早日出台的同时，更寄希望于国民法治意识的提高，有了亿万人对自身权益的自觉维护和监督，才能根除行政乱收费的一切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