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朋友发来王怡的长文《我在关天的版主生涯：纪念“天涯社区”八周年》。文章这样开头：“还记得这个笑话，肖雪慧老师6年前第一次见我，说常看到论坛上有个叫“版主”的人，不知是谁，很厉害，十处打锣九处有他。我惶恐的说，我就是一个叫版主的家伙。”
我容易出笑话，也不在乎有谁讲。但王怡这段话对时间和内容都作了改动，便已经不是那回事了。首先是时间上的改动。第一次见面时间我记不准了，但有一个因素让我记得不会早于2002年，因为这之前没有上网，而双方认识，是收到王怡发来电子邮件，表示希望来拜访。我孤陋寡闻，竟不识王怡是谁，回邮件表欢迎时误称了“王怡女士”，经王怡邮件说明性别，知道弄错，回了邮件表达歉意。所以，见面前的一来二往都借助了电邮。第一次见面是在我家，据现在不足五年。闹出王怡说的那个笑话则是2003年暑期了，据现在不到四年。那天接王怡电话，我去了市中心的天纬茶楼。王怡、冉云飞和来自重庆的魏勇、吴敖祺、南朵等差不多十来人早就在那里了。聊到网络，我冒出一句蠢话：“发现有个叫‘斑竹’的特别活跃，十处打锣九处在”，我记得是问在座的知不知道是谁。引得哄堂大笑。当时我根本不知道“斑竹”是“版主”的谐音，也不知道“版主”是管理网站和论坛的人。如果知道，就不会有这一问了。而“斑竹”与“版主”拼音相同，但不论四川话或普通话，音调都不同，在场的人决不会有任何人误听成我在说“版主”。而说“斑竹活跃”，是因为在常常上去的几个网上论坛都看到有“斑竹”的落款，这才生出“十处打锣九处在”的疑问。记得当时有人说南朵就是关天的版主，所以我留了她的电话和电子信箱，后来一些文章也是发给南朵，由她处理的。她辞掉关天版主的职以后，我的文章也就很少在关天出现了。
我是不怎么记事的人，如果不是说话的场景和气氛印象深刻，再加上有其他一些可查纪录，我倒真可能相信王怡说的是六年前了。至于内容，“斑竹”和“版主”在网络论坛的内行那里是一回事，但当时的我彻头彻尾一个门外汉，大脑词库里根本没有“版主”。王怡自己其实也很清楚这一点。在那个闹得沸沸扬扬的50个“公共知识分子”事件之后，从北京一位学人发来的邮件中看到了他写的《“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另外五十人》。关于我，有这么一句：“至今不懂得注册邮箱和登陆论坛，并长期认为‘斑竹’是一个在网上非常有名的人。”我不明白为什么在写他的关天版主生涯时要把我的话改成“论坛上有个叫‘版主’的人……很厉害”，也不明白为什么要把时间往前推两年多，而且把分明在已经相当熟悉情况下的见面说成“第一次见我”。我不聪明，但不至于笨得感觉不到这些微妙改动使文章一开头就借笑话烘托了作者的能力和政绩。只可惜，这笑话被按需修改过了。
王怡根据需要修改了过去发生的事，但好歹还有个可供修改的蓝本；
与我仅一面之缘的陈永苗“第七次中道论坛主讲稿”《站在启蒙巨人肩膀上维权》中关于我的一段文字就纯属凭空杜撰了。在这篇网上满天飞的文章中，陈永苗说：“2004年11月，我到成都，搞第二次成都讲座，谈公民维权，题目是《我的政论写作——这两年的自由观察》，谈到拒绝启蒙写作。萧雪慧问了我一个问题，大意是现在为了反对专制，需要大众参与，越多越大的唤起启蒙，力量越大，你如何现在就要求限制唤起启蒙。我的回答是：随着政治腐败，唤起启蒙和越多人参与都不成问题，我们必须更应该为未来考虑，需要考虑的是未来如何防范大多数人的暴政。现在去唤起，并且没有自我限制，对未来来说，更达不到目的。我们需要有一个原则贯穿现在和未来，那就是宪政和法治原则，而不是去唤起民主。”
这有时间地点讲座题目，还有问有答，简直说得言之凿凿。然而，我压根儿不知道2004年11月“搞第二次成都讲座”这回事。不过，当年七八月份盛夏之际，他倒是来成都以《我的政论写作——这两年的自由观察》为题讲过。那天也是王怡电话邀请我参加，地点在杜甫草堂大门外一家餐馆。到场的大致四五十人。陈永苗讲得很长。就我个人看来，内容没法恭维。记不清是王怡还是冉云飞在主持，请我点评，我拒绝了；
也记不清二人中哪一位作了个无关痛痒、肯定不会得罪人的点评——这当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后来王怡又点名要我说点，这才老实不客气针对讲座内容谈了三点批评意见。第一，批评对现行宪法抱有不切实际的希望。我说，虽然公民权利在这部宪法中几乎一样不少，但宪法却对所有这些权利都做了根本性保留或限制，因而现实中公民权利往往付之阙如。而且宪法前言中规定了一个凌驾于一切之上、不受制约的存在，这就具有了反宪政性质。第二，整个演讲内容“有一种根本上的不平衡”，“对民众抱有最大的恶意揣测，却对握有公权力的政府抱有无限良好的推测。多数暴政是可能的，但不是中国当下面临的最大、最现实的危险。当下最大最现实的危险来自公权力，而不是民众。权力本身具有的扩张性、对个人权利的进攻性使掌握权力的人具有犯罪倾向，这在中国极其现实。”第三，就演讲暴露的学风问题提出建议：要就宏大问题发表意见，应该有更充分的知识准备。因为他的演讲以马基亚维利《君王论》中只言片语为依据，就对西方政治学主流这么大的问题轻率下判断，而且也以此作为他自己的立论根据之一。而对马基亚维利，从演讲看，似乎只知道鼓吹权术的马基亚维利，而不知道写了《佛罗伦萨史》和《李维史论》、作为共和主义者的马基亚维利，更没有去了解马基亚维利写《君王论》的初衷和当时意大利所面临的危局。
这便是我说的全部内容。至于启蒙，虽然我对陈永苗一味贬斥和否定启蒙的非历史态度不以为然，但不想就此说什么。之后，其他人发表了很多意见，我印象中，多是置疑和反诘。
所以，当看到他在《站在启蒙巨人肩膀上维权》中称我向他提了问题，我大为惊讶。惊讶，无关乎问题提得是聪明或愚蠢，也无关乎发问的语言和思路于我极其陌生——我一向低调，行文说话从不口吐大词，把什么“唤起启蒙”挂在嘴上——，而是根本就莫须有。可是他的文章特地说明说是2004年11月“第二次成都讲座”，我猜想：是不是这次讲座有谁向他提了这问题，他把这人误认成我了。虽然至少有两个原因使认错人的推测几乎不可能，一是我夏天提出的三点批评相当尖锐，当时在场所有人无论赞同与否都印象深刻，何况他本人？二来，已经就这一题目来成都讲过，有必要两三个月之后千里迢迢又来重复一遍刚讲过不久的东西吗？尽管这样，还是觉得不可轻易下结论为编造事实。于是，问草堂读书会最早的发起人、也是为读书会每次活动联系地址并张罗和组织的周钰樵先生：在我参加过的那次之后，陈永苗是不是11月份又来成都就他夏天讲过的题目又讲了一次？周钰樵先生决然否定：“没有！”我又问：“会不会王怡又邀请了陈永苗来讲，但你不知道？”他说：“决不可能！”的确，对读书会来说，外地学人来成都搞讲座，是大活动，周钰樵先生作为读书会的召集人不会不知道，何况周先生记忆力奇好。夏天那次讲座，王怡怎样打电话请他联系讲座地点、他怎样匆匆结束了避暑，连夜从距离成都一两百公里之外的银厂沟赶回联系了朋友提供的免费场所……整个全过程，都能一一讲述；
就连我当时不想发言，是他叫王怡再点我发言的情况也记得一清二楚，甚至我发言的三点内容他也几乎能一点不拉的全部复述出来——说实话，关于宪法的批评意见是他复述我当时说了些什么，我才记起的。
这就奇怪了。分明只有一次成都讲座，为什么要在文章中称“搞第二次成都讲座”？为什么要编造出在一次子虚乌有的讲座中“萧雪慧问了我一个问题，大意是现在为了反对专制，需要大众参与，越多越大的唤起启蒙，力量越大，你如何现在就要求限制唤起启蒙”的谎言？——我记忆中，夏天那次讲后，倒是成都商报一位记者就启蒙问题诘问过陈永苗，但人家并没有陈永苗安在我名下的这种问法，而陈永苗本人也没有作过“随着政治腐败，唤起启蒙和越多人参与都不成问题，我们必须更应该为未来考虑，需要考虑的是未来如何防范大多数人的暴政”这样的回答。所谓他回答的这些观点，实际上是讲座过程中表达的。我记得很清楚的是，在我针对他讲座中一再把“多数暴政”当主要危险的观点提出直截了当的批评后，他回答别人问题时没有再谈及“如何防范大多数人的暴政”。
有几十位在场者见证的事，都可以信口雌黄，随意编造，没有见证人呢？
我深居简出，从不凑热闹、也不参乎到公众人物的是是非非之中，却一下子就撞上两起被别人拉上做道具的事。我实在弄不懂这是怎么回事，但有一点很明白：不管是什么主义者、也不管法政系还是启蒙系、教徒还是非教徒，写作（这里只限于写作而不奢谈做人）要有底线，最起码不要造假，不拉他人做道具。即使网络写作，也没有理由例外吧？
2007-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