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暑假，我住在武汉大学单身教授宿舍半山庐。有一天，蔡心耜讲师等3位同在武汉大学教书但素无来往的高中校友，突然来找我打桥牌。我虽然不无高兴，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但对这种多少有悖常情的交谊行为有些费解。特别是此后半年再无来往，更令我觉得这次孤独的桥牌友谊有些蹊跷。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蔡心耜是解放前武汉大学教师中唯一的地下共产党员，那次他带人来和我打桥牌，是因为他读了我当时发表在上海《观察》、《时与文》以及南京、北平等杂志上的文章，认为我思想倾向进步，前来做我的工作的。我曾问他：“那为什么以后半年又没来找我呢？”他说：“因为你在上海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越来越红(这当然是他当时的理解)，我们怕暴露，所以不敢再找你。”直到1948和1949年之交，中国共产党武汉市地下委员会为动员全市人民迎接解放，他才向我亮明身份，介绍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地下市委正式外围组织“武汉市新民主主义教育协会(简称新教协)”武汉大学分会，并任命我为教授支部书记，和吴廷球、梁园东两教授组成教授支部。紧接着，我们发展了韩德培、曹绍濂、唐长孺、张培刚、张瑞瑾、孙祥钟、刘涤源、谭崇台、陈家祉、石峻等正副教授。值得提出的是，那时我们发展组织完全是出于公心，因此这批会员能经受住半个世纪的考验。直到今天，无论是已归道山的或仍健在的，都是些踏踏实实工作，堂堂正正做人，在立德、立功、立言方面多少有所贡献的知识分子。
当时，由于一直感到背后有一种伟大而崇高的力量的指引与支持，我满怀激情和理想，憧憬着美好的未来，毫不在乎一再传说的国民党特务组织将我列入了黑名单，没日没夜地工作着，精力好像永远也用不尽。具体领导我们斗争的，是蔡心耜引来的一位年轻张先生，他西装革履，潇洒持重。他俩每周来我家一次，布置和检查工作，一般总带来党的秘密文件让我们学习。根据地下工作的严格纪律，我没有打听张生的来历，只是自然而然地听从他的领导，也不能将这一切告诉任何人，包括自己的妻子。解放后妻子告诉我，她有一次在米缸中发现一个党的文件，她偷偷地哭了。她不知道这是地下工作的纪律，认为我不信任她。也是在解放以后，我才逐渐知道这位张先生，就是当时中国共产党武汉地下市委的组织部部长江浩然同志。
为迎接解放，我们的工作日益紧张。为扩大力量，党组织指示我们改组教授会。因为当时教授会处于中间立场，显然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于是，在党的领导下，我们新教协教授支部发起改选教授会的领导机构，并确定由我竞选教授会主席。这件事，我是有一番思想斗争的。首先，我原来是个具有很强清高思想的人，从来没有而且羞于自己竞选任何职务；
其次，我1947年9月才到武汉大学任教，而且是个副教授，资历浅，声望不够高，又无过硬后台，竞选教授会主席，似乎是自不量力。但是，我当时的确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救中国、振兴中国唯一可靠力量，只要有党在背后支持，就是正义的事业，是光明正大的，是值得牺牲一切全力以赴的；
竞选教授会主席是党的工作的需要，不应犹疑，应该理直气壮地挺身而出。我这样做了，而且取得成功。后来，虽然传言有位老教授不服气地说：“他比我儿子还年轻，当什么教授会主席！”我也能坦然置之。
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强渡长江，中国共产党武汉地下市委提出的任务是：反搬迁，反破坏，保卫城市，把武汉市完整无缺地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们教授支部在武汉大学新教协的布置下，首先参与了反迁校(蒋介石政权当时阴谋将武汉大学迁往桂林)的宣活动，声称只有将武汉大学完整地保存下来，才是最好的出路。这种宣传是有很好成效的，后来只有苏雪林这位女教授去了台湾。
愈接近解放，形势愈紧张。后来我们知道，中共武汉地下市委得到可靠情报，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制定了一个包括武大党员和进步群众300多人的黑名单，准备逃走之前加以杀害。因此，有的时候我们不敢回家，就在朋友家打地铺睡觉。在此情形下，武汉大学地下党以各外围组织为基础，将教授会、讲师助教会、职员联谊会、工友联谊会和学生自治会联合起来，组成安全互助团，下设警卫、联络、救护、报道4组，并按住宅区划分，将各区教职员工都组织起来，武汉大学校内安全基本得到了保障，学校也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临近解放(武汉市是1949年5月16日解放的)，张先生有一天到我家对我说：“现在人民解放军快要进城，白崇禧在逃走前准备大规模破坏，我们正动员地方著名民主人士张难先、李书城等人，呼吁局部和平运动，实际是给白崇禧等人施加压力，希望他们和平撤退。你们武汉大学教授们在社会上很有声望，也是一支呼吁局部和平运动的力量。”他问我有没有胆量负此重任。我毫无犹豫地答应了下来，他让我先去动员一位有一定声望和进步倾向的老教授。虽然这位老教授说过我比他儿子年轻不应当教授会主席的话，我还是去了。但他却暗示，除非先接受他入党才行。于是，我找到与学校领导层、特别是周鲠生校长关系较密切的张培刚教授，和他一同先取得几个学院院长的支持。后来我和他到周校长家去动员时，周校长正送一位客人出门。当我们说明来意后，周校长对我们说：“你们还在这样积极活动。我刚送走的客人，你们知道是什么人，他是白崇禧的参议，正是奉白之命来要求我制止你们这类活动的。”不过话虽如此说，我们知道此时的周校长已认清形势，反对迁校，自己还决心留下来迎接解放，他是会支持我们的。于是，我就以武汉大学教授会的名义，起草了一份《为呼吁局部和平运动告武汉市人民书》(题目不一定记得很准确)，通过工人中党的外围组织，在武汉大学印刷厂印了出来，并在全市散发。
1999年5月上旬于珞珈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