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甩手评论”
何东先生在他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386ed601008168.html）中批评我对于集结号的文章是“甩手”评论，即不考虑中国国情，也不考虑冯小刚的难处。
其实我正是认同“甩手”这种说法！每一个人有自己工作的起点，不能说别人的起点正好是自己的起点，将别人的工作视作自己的工作。我知道自己的工作与那些制作者们只有微弱的联系，他们的出发点不是我的出发点。两手空空，不甩作甚？
前几天有一个关于“青年导演高峰论坛”的会议，通知我参加的人同时动员我，说“王中军也来了。”他这样说的效果适得其反，我正好有理由不去了。我问自己：
“王中军先生的事业是我的事业吗？”
回答“不是。”
“那么我要求助于王中军先生的事业才能够发展我的事业吗？”
回答：“也不是”。
我并且与朋友用手机短信一起商量：这个会上“有人要赚钱，有人要卖片子，而这些都不是我们的事业”。我要是认为自己也是其中一员，那就认错门了。
我深知，一部影片市场的成功，不是我自己的成功。一部影片打动别人的心，不等于打动我自己的心。跟着别人欢呼和抹眼泪，都不是我的工作范围。我生活在这里，工作在别处。
以前有网友在我的博客上留言道：“不管你说什么，陈凯歌还是要拍他自己的！”这就说对了！他拍他的，我说我的，他有他的观众，我有我的读者。我所要负责任的，是我给自己定下的目标。这个目标与我一贯的工作立场相一致，而不是与任何他人相一致。
二、我是做小空间的
“做小空间”意味着，我不是做意识形态的。什么叫做“意识形态”？简而言之，意识形态就是号称自己“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那种东西。比如说这样的提法“任何牺牲都是永垂不朽的”，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它的适用范围实在太广了。
做一个“小空间”的实验给大家看看。就拿这部电影为例吧。我同意有战争就会有牺牲，并且认为任何牺牲是出于战略部署。那么《集结号》里的战略部署是——掩护大部队安全转移，但是掩护大部队安全转移，并不等于一定要牺牲这47个人，因为牺牲47个人不属于战略目标。战略上所要完成的是大部队转移，而不是牺牲这47个人。因此，在大部队转移与47个人牺牲之间，就存在一些微小的空间或者说缝隙。我就选择呆在这个缝隙当中，一定要坚持表达，要尽一切努力去挽救在死亡线上的这47个人，否则就是影片的漏洞。哪怕最终挽救失败，这47个人还是牺牲了，但是去做努力与没有努力（根本没有吹号）是不同的。这部影片里的团长因为电台坏了没有接到撤退信号，与从来就没有给这些人发出任何信号，没有给他们留出任何生路是不能混淆的。
小空间的工作还包括将一些看似孤立的小空间结合起来，做一个较大的整体空间。比如，我也深知军人以服从作为自己的天职，一个人穿上军装就需要做好随时献身的准备。但是献身的军人不是亡命之徒。他们之所以愿意将自己的生命交付出去，是因为同时存在另外一些条件：那就是军队里上下级之间及战友之间的一种深深信任：信任更高一级长官不会无缘无故将他们牺牲掉；
信任他们自己与任何人一样，在任何战斗及危险中都拥有战略转移的权利，而不是战争中的贱民；
信任如果处在死亡线上，不是决不可能没有人拉他们一把。所谓“服从”是与这样“生死依托”的深信联系在一起的。
而如果有人从来没有打算给谷子地他们发送任何信号，就等于率先破坏了他们之间的深信和承诺，他们就可以在一个破坏了的新格局中作出自己新的选择。我看到《南方周末》上面的小说原作者说“部队不跟你讲代价，也不跟你讲承诺”，这样的说法让我感到十分不适。
在大半个世纪的有关历程中，我所说的“1948年”也是一个小小的空间而已。本人迄今坚持这样的看法，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同时也建议我们都来想一想这个问题：如果我们的前人全都错了，我们又如何可能全都对了？我们来自何方？是不是我们曾经接受的东西中，实际上有些部分今天仍然是有意义和有用的？如果我们不去尊重1948年，那么说明我们还没有学会自重，今后的人们也不会尊重我们。
我就不理解这部电影的首映式上，为什么有电影管理部门的最高领导在场，这个人在场释放了什么信息？它看上去多像是资本与权力的结合！为了票房，有人愿意放弃价值观，放弃自身的历史传统。在放弃价值观方面中，他们跑得多快啊。（还要接着说吗？再说下去，我就要离谷子地哥哥的47位兄弟不远了——说得像个烈士似的！）
三、政治是妥协的艺术，艺术是不妥协的政治
正如何东先生所说，我本人曾经花大力气传递这样一个理念——政治是妥协的艺术，但是我还没有来得及表达——艺术是不妥协的政治。
艺术有许多广阔的天地，不一定都与政治直接相碰撞。能够引起碰撞的是自由的心灵，
而这个恰恰是艺术最不能缺少的。在自由心灵的问题上，“打折扣”是有成本的，是要付代价的。不能要求艺术家都像政治家一样懂得妥协，就像不能要求进电影院里的观众，与政治家一样精通这门复杂的艺术一样。放在艺术中的东西，最不能虚假和华而不实了，观众一眼就能够见出，因为在电影院里这个黑暗的场所，他们的知觉恰恰是最敏锐的。
苏联艺术家塔尔可夫斯基在考虑创作时，他能认为自己同时是一个政治家么？同样，我在从事电影批评时，更加不是从事政治的工作，而与政治相差十万八千里。
没有比政治家将自己视为艺术家更危险的了，也没有比艺术家将自己视为政治家更加无聊的了。
四、 让一部分人先自由起来
如果我说这部影片不是“主旋律”的，这仅仅是一个事实判断。但决不等于说我想要它是主旋律的，更不等于我在提倡主旋律，弘扬主旋律。我有必要将这个看作自己的工作吗？
打个比方，我说，此刻在我桌上的这个茶杯不是红色的，这是一个事实。但不等于说我要它是红色的，更不等于说我在提倡红色茶杯。
再比如，我说您今儿早上没有吃豆浆油条，这是一个事实。这不等于说我想要您早上要吃豆浆油条，更不是说我提倡您早上吃豆浆油条。
一般生活中人们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但是为什么一提到某个东西比如“主旋律”就产生那样的联想呢？
可以说，这是一种受伤害心理的表现，是因为受伤害之后难以放松的表现。很有可能这种伤害仍然在继续，所以就出现了那样一种“受了一惊”的反弹表现。
我曾经介绍过1980年代波兰人的做法——“as if”。时至今日，我们不需要等待别人来给自己再来一次解放，而是从现在开始，就“仿佛”、“如同”自由人一样去思考问题，去做判断与行动，包括谈论我们过去的历史，都可以获得一种放松的新眼光，不要那么紧张。
何东先生提醒我——我自己也有不能出版的书，但这个并不能妨碍我的头脑自由，并不能形成对于我头脑的压迫和强迫的作用。如果是那样，那我就中计了。任何东西都不能换取我心灵的自由，不能取缔我头脑中自由的原野。
套用一个现成的句式——我们提倡这样的口号：“让一部分人先自由起来”。
当你觉得某些东西不再能够构成对于你的伤害，比如“价值”、“理想”以及诸如此类，你就可以自由且轻松地谈论它了。
当然也有可能，这部影片依旧是“主旋律”的。苏七七在她的博客中提到冯小刚在电视里说自己“没有超出主旋律的模式”。他自己更愿意纳入主旋律的范围。
但是这个问题不需要形成争执的重点。重点在于：这是一部无视活人价值的影片。它再次复制了这样的东西——将人当炮灰，只有等他们死了以后，才实现了作为炮灰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