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勤先生《“怕”与阿伦特》（《南方周末》2007年3月1日）一文中提到汉娜·阿伦特属于法兰克福学派（原文是“包括阿伦特在内法兰克福学派” ）王晓渔先生在3月25日《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所刊《小小众书籍》一文中提到鄙人曾在文章中提起汉娜·阿伦特流亡到美国后，“与法兰克福学派成员没有什么来往”说法，与朱学勤的说法相异。文章中，王晓渔先生瞻前顾后一番后，吞吞吐吐表示：“我有些存疑”。
阿伦特流亡到美国后与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的关系如何？是否属于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从她在《人的条件》（已经有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中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就不难知道她的政治观、历史观与法兰克福学派成员有很大差异，尽管阿伦特的前夫君特·斯特恩、好友本雅明与法兰克福学派成员来往密切。即使读了《过去与未来之间》所收的论文《历史的概念》、《传统与近代》，就可以知道阿伦特的历史观与法兰克福学派有极大的差异。笔者在《阿多诺的“硬伤”》（载《博览群书》，2005年第5期）一文中，也曾介绍过阿伦特很厌恶法兰克福学派第二把手阿多诺。其实，杨-布洛赫（Young-Bruehl写的）传记《汉娜·阿伦特：爱这个世界》（第二版，160页至168页）里涉及她与法兰克福学派关系的片段，可以进一步祛除王晓渔先生和其他读者的“存疑”，在此录出该书有关章节的片段：
（在前往里斯本途中自杀之前），1940年8月，瓦尔特·本雅明在马赛最后一次与布
吕歇尔夫妇见面时,把包括《关于历史哲学诸论纲》的在内的所有的手稿一起交给了他们,希望他们抵达美国后能送到纽约的“社会研究所”去。
到达纽约没几天后，汉娜·阿伦特就把放有瓦尔特·本雅明遗稿的手提箱送到本雅明的朋友特奥多尔·阿多诺及其同僚一起重建“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所在的西117街的办公室去。研究所的秘书、以后成为阿伦特的友人的阿莉塞·迈尔（Alice Maier）接待了她，把“Teddy”（阿多诺）叫来。阿多诺得知本雅明的遗稿“安然无恙”也意外感到吃惊。
那些著作，特别是《历史哲学纲要》的手稿，后来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学问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但是，阿多诺一开始对这些遗著处理的做法，让阿伦特感到异常痛心。
她在温彻斯特期间，接到过一封告诉她遗稿被遗失了的信。阿伦特不相信这是事实，怀疑那不是被人“故意隐藏了起来吗？”这件事情更加加深了她的印象——法兰克福研究所的成员们不打算出版本雅明的遗稿，而她是把这看作是他们应负的道德义务。她几乎要发狂了，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她把整理好的遗稿的复印件交给了扎尔曼·朔肯（Salman Schocken），想通过他在耶路撒冷的“朔肯图书公司”，“堂堂正正地公开”出版。但是，这必须等到研究所成员打算如何处理他们的复印件的意向明确之后（他们却决不会明白地说出来的）才能行动。考虑再三，阿伦特最终还是写了封信到巴勒斯坦去，把自己对这个问题的决断告诉他们。这样一来，就和格肖穆·肖勒姆（Gershom Scholem）联系上了，她想也许他会对阿多诺或朔肯施加影响。她愤怒得几乎要爆发了，埋怨说：“大概是谁也不会对研究所的成员进行要忠诚于已故的朋友的那种说教吧！”
汉娜·阿伦特原先绝不想把本雅明的遗稿交给阿多诺，只是受制于朋友（即本雅明——译者）所托。她对阿多诺帮助本雅明办成来美国避难的紧急签证是很感激的，可是，她还清楚记得当年本雅明为了研究所成员们可能会不提供精神和经济上的援助一直忧心忡忡的样子。1938年11月本雅明把一篇关于波特莱尔的评论交给阿多诺之后，就感到很担心。这份稿子被退回给他，要求做大幅修改。本雅明很勉强地根据要求修改后，这一评论再由阿多诺作了删改、重新编辑后，刊载在1939年某期《社会研究杂志》（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schung）上，对本雅明这个朋友，阿伦特在1968年的一篇评论中这样写道：“本雅明与不是从青年时代开始交往的熟人来往的时候，是很拘谨的，但是，他最担心的事情就是有求于人。”本雅明惧怕阿多诺，阿伦特对此愤愤不平。她是读了带到纽约的这些遗稿中的一篇，才知道本雅明是因为惧怕，为了“稳妥和保险”才不得不修改的。而且，即使做出这样的牺牲，法兰克福学派的人们还是把本雅明看成是坏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是那种能用辩证法来进行充分思考的思想家。一想到那时候没有好好劝慰本雅明，她就感到内疚。
抵达美国一年后，与巴勒斯坦之间的邮政业务重新开通了，阿伦特给肖勒姆写信了。因为她没有写抵达（美国）后自己曾为“Benji”（本雅明）作过种种努力，所以，肖勒姆回信说自己无法说服阿多诺，只是提醒阿伦特：“也许你可能在他们中点起一点火星。”因此，之后事情又回到了原先的出发点。除了本雅明的一部分遗稿曾被誊印后分发之外，到1945年为止，研究所的刊物上未刊登过遗稿中任何一篇论文，乃至1955年为止，本雅明的著作未能结集出版。1968年，阿伦特不改其对已故友人的忠诚，编辑了英文版的文集《启明星》（Illumunations），并且为之写了序言。在去世的1975年，她正着手编辑文集的第二卷《沉思》（Reflections）。肖勒姆和阿伦特在1966年把收集的本雅明的往来书信编成两卷。可是，被阿伦特精心保存下来的、他在死前那个夏天写的备忘录没有被收入这两卷本的书信集中。这是因为《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出版之后，对这本书反感的肖勒姆和她交恶、最终绝交的缘故。
瓦尔特·本雅明的著作公开问世后，马上就引起很多争论。尽管他是不为人喜欢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被法兰克福学派的后继者们看作是自己的同伙；
尽管他和阿伦特一样也是“贱民”中的贱民，也还是被作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肖勒姆及其同伙承认是犹太人文学家。本雅明生前认识到，阿伦特也反复领悟到：所谓意识形态，就是贝尔托尔特·布莱希特的那首题为《老子在出关的途中——〈道德经〉的由来》诗中所叙说的、能阻止老子与边境检查官在共有的境界中相互纯粹认知瞬间的那种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