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社会里的中国经济显然是一种伦理经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社会的价值观发生了重大变化。集体利益、国家利益取代人伦亲情成为至高无上的社会价值。不过，虽然伦理的内涵发生了变化，但经济关系必须服从社会伦理的格局没有变。当时，中国也追求经济增长，但从其经济体制的布局中可以看出，效率、经济增长充其量只是次要的考虑，市场则在其中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当时有两种机制把经济关系“嵌入”到社会政治关系中，即“软预算约束”和“铁饭碗”。软预算约束意味着一个经济组织（企业或下级政府）的活动不必以自身拥有的资源约束为限。当收不抵支、产生赤字时，它可以期待得到外部组织（上级政府）的救助，从而继续生存，不会出现优胜劣汰的局面。铁饭碗意味着有终身保障的工作，不管个人表现如何都没有失业风险。软预算约束和铁饭碗显然不利于竞争和效率最大化，它们之所以成为计划经济体制的两大支柱，是因为当时的体制更侧重经济单位之间的平等和为人类生存提供基本保障，即使牺牲效率也在所不惜。在计划（伦理）经济体制下，农村里的社队和城镇里的单位不仅是经济机构，也是社会、政治机构。它们不仅为其成员提供工作机会、支付彼此差别不算太大的工资（工分），而且为其成员及其家属提供各种福利（托儿所、幼儿园、学校、医疗、抚恤救助、养老、丧葬）。换句话说，是农村里的社队和城镇里的单位为公民个人提供福利，而不需要由政府直接提供。有学者据此把这种体制称之为“毛式伦理经济”。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的早期，即1980年代中期。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指导思想发生了变化。这时决策者不再追求基本保障和平等，而是大讲“发展是硬道理”，一味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当时说的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兼顾”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不顾。为了追求效率或整体经济增长速度的最大化，其他一切都要让步，都可以被牺牲，包括公平、就业、职工权益、公共卫生、医疗保障、生态环境、国防建设等。当时，各级领导人似乎有意无意地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鼓吹的一个“下溢假设”：只要经济持续增长、饼越做越大，其他一切问题都迟早会迎刃而解。
在这种意识形态变化的大背景下，中国分三个阶段经历了从伦理经济演化到市场社会的转变。第一个阶段是市场的出现（1979—1984年），其间零星的商品交易市场开始出现，但它们在整体经济中的作用仍十分有限，行政权力对经济行为的干预依然很强，非市场体制与关系仍然占据上风。第二阶段是市场制度的出现（1985—1992年），其间一套相互关联的市场制度开始出现，如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土地市场等。到这个阶段，等价交换、供求关系、竞争等市场原则开始在经济生活中发挥作用，但它们还没有大规模侵入非经济领域。第三阶段是市场社会的出现（1993—1999年），其间市场原则开始席卷非经济领域，大有成为整合社会生活（甚至政治生活）机制的势头。
经过这三个阶段的转变，伦理经济的格局逐步瓦解。各级财政之间的关系从“大锅饭”变为“分灶吃饭”；
政府财政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从“软预算约束”变为“硬预算约束”；
在给农民生产自由的同时，农村实行的大包干解除了集体对个体的责任；
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打破了城镇职工的“铁饭碗”。随着农村里的村庄和城镇里的单位逐渐剥离社会职能，演变为纯粹的经济机构，村民和职工的生老病死、福利待遇便失去了保障，必须靠个人花钱购买。
从大历史的角度看，从伦理经济向市场社会演化对中国而言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转型。
市场无疑具有神奇的力量。它像一杆能点石成金的魔杖，所到之处大量社会财富便迅速涌现出来；
一向为商品匮乏所苦的中国人，在短短二十年间便快速进入了相对过剩的时代。回首刚刚逝去的昨天，真让人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不过，市场机制不仅仅是经济的加速器，它又像一柄利刃，能无情地割断人们与种种社会群体之间的伦理纽带，把他们转化为在市场中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独立个体。当市场力量把社会演变为市场社会时，以前那些靠集体、靠单位、靠家庭生活的人们，都必须学会完全依靠他们自己。然而，吊诡的是，现代社会充满了各种风险，这使得个人（尤其是那些生活在社会中下层的个人）越来越难以负担起照看自己的全部责任。当快速的市场转型以摧枯拉朽之势冲破所有社会安全网时，其后果必然是毁灭性的。这就是为什么在社会财富大量涌现的同时，人们感到各种不稳定的因素也在快速增加，使得上上下下都认识到中国面临着重重危机。
在这个背景下，市场改革的金字招牌脱落了，有关市场改革的共识破裂了。那些在前期改革中利益受损或受益不多的阶层对新推出的市场导向改革不再毫无保留地支持；
相反，他们对凡是带有“市场”、“改革”标签的举措都疑虑重重，生怕再次受到伤害。这些人仇视滥用权力、中饱私囊的官员，敌视一夜暴富、挥金如土的新贵，蔑视巧舌如簧、发“改革”财的学者。他们普遍感觉到中国的改革已经步入歧途，到了改弦更张、强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时候了。这就启动了力图抵制经济“脱嵌”的保护性反向运动。
这时政策制定者也开始认真对待邓小平发出的警告：“如果搞两极分化……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
“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为了缓解社会矛盾，中国政府开始花更大的气力来“兼顾”公平。如果以前的“兼顾”只是说说而已，现在的“兼顾”终于有了实质内容。“兼顾”的具体做法是用“去商品化”的方式将经济关系重新“嵌入”社会关系。这里“去商品化”是指把一些与人类生存相关的服务（如医疗、教育、养老等）看作基本人权而不是市场交易的标的物，其目的是让人们可以不完全依赖市场而生存。在计划经济、单位体制已经解体的局面下，要达到去商品化的目的，必须建立一个再分配机制：一方面，人们依其收入水平向国家缴税；
另一方面，人们依其需要从国家的再分配（社会救助、社会保险、公共服务）中受益；
而缴税水平与受益水平没有必然关系。再分配用国家的强制力打断了市场的链条，把全体人民重新链结起来，这就是中国最近几年正在发生的变化。
如果说从1978年开始到1990年代中期中国只有经济政策、没有社会政策的话，我们看到社会政策正在中国大地上出现。
表一列举了最近几年出台的一系列社会政策。可以看出，新世纪到来以前，可以算得上社会政策的只有1999年出台的“西部大开发”。绝大多数社会政策是胡、温新班子就职后推出的。这些社会政策不仅仅是文件上的东西，而是具体的、实实在在的行动，正在给中国社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在1990年代短暂地经历了“市场社会”的梦魇之后，中国大地上出现的蓬勃的反向运动，正在催生一个“社会市场”。在社会市场里，市场仍然是资源配置的主要机制，但政府通过再分配的方式，尽力将对与人类生存权相关的领域进行“去商品化”，让全体人民分享市场运作的成果，让社会各阶层分担市场运作的成本，从而把市场重新“嵌入”社会伦理关系之中。近年来出台的一系列社会政策显示，中国政府既有政治意愿也有财政能力来充当社会市场的助产士，虽然无论在意愿还是能力上，两者都有待加强。今天中国社会还存在大量严重的问题，但社会政策的最终出现具有历史转折点的意义，其重要性怎么估计也不过分。
评论
潘毅（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社会市场”（social market）出现的前提在哪里
王绍光老师所讲内容非常丰富。运用波兰尼（Karl Polanyi）的“大转型”（great transformation）和“双向运动”（double movement）的理论研究中国问题，除了王老师这篇，还有沈原老师的另一篇。在运用波兰尼这个理论研究中国问题的框架下，我们来思考它的重要性在哪里，并确定学习的重点。王老师和沈原老师在运用波兰尼的双向运动，特别是反向运动（counter movement）的时候，都比较乐观，我想，这种乐观的背后应该有价值取向的问题。我们重视在反向运动中国家干预（intervention）的角色，而波兰尼更重视Discovery society，这两个存在很大差异性。波兰尼对国家干预应该是有保留的。面对二十世纪社会主义（socialism）和社会主义运动（socialist movement ）出现的问题，他不会把计划经济理解为一种伦理经济。我想，比较的框架下来理解可能更有意义。考察欧洲社会的双向运动或者反向运动，跟我们今天来理解中国出现的双向运动或反向运动，可能意义更加不一样，因为我们是在不同的情境（contest）下来理解双向运动和反向运动的可能性。
社会市场（social market）出现的前提在哪里？这个问题才是讨论的重点。王老师和沈原老师的文章都认为，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在market evilness下面，开始了上上下下的调整和政府的干预。而波兰尼把双向运动作为两种组织原则，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在两种不同的原则之间持续冲突的情况下，出现了反向运动。波兰尼其实非常沉重，他没有我们乐观，因为他看到反向运动从十九世纪出现，到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都没有成功，导致了法西斯主义的出现，这种国家权力（state power）是以牺牲民主和个体社会的自由为代价的。波兰尼认为，如果我们无法认知社会（the discovery of society），没有重新塑造人类自由的话，反向运动就没有条件。
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出现的反向运动，失败的原因在哪里？我们今天讨论社会市场，王绍光老师重点探讨了社会市场出现的条件。如果重点不在这里，我们则很可能把社会政策理解为政府干预下的结果。而政府干预跟市场的关系是什么？市场跟国家的关系在哪里？如果我们没有厘清这些问题，仅从表面来看很多图表，那就无法理解为什么今天中国的反向运动是有机会成功的，而欧洲走过了近百年的历史却没有成功。
讨论
王绍光：社会主义的遗产发挥了作用
非常感谢潘毅的评论。我在另一篇文章中主要解释了为什么出现反向运动。简单来说，有两点。第一，政府的能力。每项社会政策（social policy）都非常昂贵。钱从哪里来？如果政府没有钱，则无能力推进。第二，政府的意愿，这包含与社会、其他政治力量的互动关系。以1999年西部大开发为例，不是一朝一夕就出台的。如果翻看1994年、1995年、1996年每一次人大会议尤其是西部省份人大代表的发言，就会有清晰的认识。另外，我跟胡鞍钢等做中国地区差距报告的时候，听到各省领导言论之激烈，出乎我们的想象。这一系列内部的政治使得区域政策在1999年发生了变化。2002年之后，之所以出现社会政策的变化，也跟社会的运动有关系。这里一方面涉及到NGO，比如说环保政策的出现跟环保组织的出现很可能是有关系的，尤其是去年的三江源事件。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新技术使民意表达有了新渠道，即互联网。在1996年刚开通的时候，中国只有67万人，到SARS期间达到六七千万人。也正是在此之后，国务院每天编互联网摘要。再追溯互联网上谈论的问题，比如看病难、上学难问题、保险、失业等问题，跟政策的出台有2~3年的间隔期，即民意集中表达之后两三年政策出台，“孙志刚事件”可能是最明显的例子，当然传统媒体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同意，波兰尼非常悲观，尤其他写那本书的时候，反法西斯战争尚未胜利。他看到反向运动带来的不一定是好东西。但对中国，我之所以乐观，原因在于不管看哪个国家社会政策的出现和推进，都要经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而中国，在过去短短六七年，诸多社会政策如此大幅度推进，我们不得不承认社会主义的遗产发挥了作用。有些人讲，政府受压力，就不能不这么做。那如果中国的政府仅仅是跟马基雅弗利似的政府领导的话，可以做得慢一点，好处一点点地给，这样既能巩固政权，还可以长久一点。但是，中国政府不去考虑马基雅弗利式的统治术，而在短期内大规模推进社会政策，所以我有理由比波兰尼更乐观。
强世功（北京大学法学院）：中国的“国家”和西方意义上的“国家”不一样
我觉得潘毅老师提出了最有挑战性的问题。对市场的回应，究竟应该是社会的力量还是国家的力量？从我们对中国经验的考察，恰恰是反对波兰尼提出的严格意义上的国家与社会的二分法。您认为在中国，反市场的运动不是来自于社会的，而恰恰是来自更强大的国家。这个想法，按照波兰尼的说法，可能就是悲观，但是王绍光老师可能觉得乐观。其实很大程度上是您这样想，中国的国家和西方意义上的国家不一样。西方所讲的国家，官僚化可能是谋害自由的因素，但中国不是这样。第一，中国官僚化很强，但又绝对反官僚化，而整个反对的力量恰恰来自共产党。研究近代中国的历史，恰恰国民党讲的是官僚化，但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反官僚化，恰恰来自社会性。如果说有一个反社会运动，共产党是社会中最大的社会力量。在中国，共产党有很强社会性的时候，这个社会力量可以很快决定国家政策的变化。所以，我们要看到共产党的双重性，一方面是官僚化，且现在官僚化倾向越来越浓，我们所说的官僚化是指正规化、体制化、科层化，另一方面，从历史到现在，它是反官僚体制的，反官僚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性。王绍光老师提示，一定要看到社会主义传统的重要性，我觉得，落实到共产党身上，就是共产党的伦理性，比如对下层的关心，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