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四个四分之一世纪中，西方的中国形象完成了四次极端化的转变，美好的中国形象取代了邪恶的中国形象，而紧接着新的邪恶的中国形象又将前一个时期的美好的中国形象否定。每一个时代，西方人都对他们构筑的中国形象确信不疑，而下一个时代，他们又对前一个时代的轻信追悔莫及甚至恼羞成怒。
70年代中期中国形象开始“恶化”，西方拆解美好的中国形象，多从经济政治两方面入手。饥荒证据解构了“巨大的物质进步成就”的神话，文化大革命真相的暴露又解构了“政治平等民主道德高尚质朴”的神话。从70年代末一直到80年代中，文化大革命一直是西方的中国形象的最重要的主题。80年代中期中国形象曾出现过“好转”的迹象，但黑暗将退未退，光明若有若无。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确定的、压迫人的阴霾，而“资本主义的曙色”却若有若无，令人将信将疑。直到89年，中国形象再一次急剧恶化。世纪末的中国形象渐入黑暗，在大众想象中，中国首先是一个道德、政治上的邪恶帝国，然而才是一个因邪恶势力逐渐强大而变得危险的、经济强大军事上富于侵略性的东方帝国。中国威胁，不管是来自远在大洋彼岸的中国，还是来自近在邻里之间的唐人街，不管是“黄祸”、“红祸”还是“中国威胁”，都是一种无法应验的恐怖的幻象。
20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从莫名的恐惧开始，到莫名的恐惧结束。
一
美国一家报社的记者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虚构了一篇中国报道。事发之后，被老板炒了鱿鱼。莱斯的《中国阴影》就从这件事说起。他认为这位记者实在冤枉，即使他老老实实去了中国采访，又能看到什么呢？什么真实可靠、新鲜独特的东西都看不到。莱斯说，在中国，你看到的永远是中国官僚们布置好让你看到的，从你进入中国的那一刻起，你就像进入了一个高效率的“骗局”，你的旅行日程被安排得紧凑严密，几个星期下来，你感到非常紧张丰富，然后就该回去了。而且一定是带着丰富美好的印象回去。于是，一批批的西方记者被请进来，热情款待、紧张旅行，饱餐了各种中国菜与中国谎言之后，又被送出来，他们在中国看到同样的东西，回去又说同样的话，既无真实又无新意，这样，那些记者又何尝要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何不坐在办公室向壁虚构一番，反正都是谎言！[1]
莱斯1955年曾经访问中国，70年代又作为比利时驻华使馆的文化参赞来到中国。尽管外国人在中国的生活总是被隔离的，时间久了，他还是能够发现问题。西方人热情歌颂的富于乌托邦式的创造精神的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一场空前的破坏。不仅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而且是对文明本身的破坏。中国人目前生活在一种文化空洞中。全国只有4－5部小说，5－6部样板戏，7－8部电影，大多数博物馆图书馆都关闭了，除了批斗会，政治游行之外，没有什么集体活动，除了三顿饭之外，也没有什么家庭生活，除了生理特征外，没有个性。西方人赞扬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创造了一个平等的社会、高尚的人。莱斯发现，中国只有高尚的人的“标本”，没有人……[2]
《中国阴影》是一部标志性的、扭转潮流的著作。莱斯笔下的中国形象，完全是50年代邪恶中国形象的继续。似乎那个邪恶的红色中国形象从来就没有改变，只是一度从西方视野中消失了，或者被涂上一层明丽的色彩掩盖起来。文化大革命不仅没有改变中国社会政治，反而将其极权特征发挥到极端。《中国阴影》又是一部改变西方的中国形象的书。该书1974年在法国出版，1977年译成英语在美国出版，同时《纽约图书评论》大段大段地摘发其中的章节，对西方世界影响极大。
一本书是否畅销，往往并不决定于该书是否具有独到的发现或独创的观点，而在于该书恰入其时、恰在其地、恰对其人地问世，所谓时势造英雄。仔细阅读《中国阴影》，从书名到内容，均无多少新见。10多年前，1960年，蒂伯尔·门德（Tiber Mende）就用过类似的书名《中国及其阴影》，《中国阴影》中谈到的种种问题，包括文化大革命的阴暗面，在50年代邪恶的中国形象与同时代的报道中都出现过。而他一再强调的中国官方的对西方旅行者严密的控制与精心策划的“蒙蔽与欺骗”，在西方也不是新发现。1956年美国医生A·M·丹莱普（A·M·Dunlap）出版他颇有影响的《竹帘之后》[3]，就试图根据自己的在华经历揭露被红色中国政权精心掩盖的某些“残酷的事实”。罗伯特·吉兰也谈到过隔在他与中国人之间的“竹帘”，他说他在中国采访根本没有自由，一切都是中国官方安排好的。1964年瑞士记者斯塔奇在《大墙之内的国土》中沿用了丹莱普的比喻，他说中国除了那道著名的长城之外，还有层层叠叠的无数道无形的墙，将中国紧密地包裹起来，与外界彻底地隔离开来，那些无形的墙“委婉地说就是所谓的‘竹帘’，但这种‘竹帘’比铁幕更严密”。从签证、旅行社到陪同你的翻译、会见的你的官员与群众代表，所有这些手段与人，实际上的作用都不是让你看到什么，而是想方设法让你看不到什么，或者说，设法只让你看到他们希望你看到的东西。任何西方人只要一进入中国，就进入了一种真空，所见所闻的一切，都是意识形态官僚们为你导演好的。[4]
《中国阴影》既多少无新视角，又无多少新内容，它之所以能够畅销，并改变人们关于中国的印象，那是因为西方美好的中国形象又到极端，越来越好的与越来越多的消息，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怀疑。
我们以接受主义的观点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的演变，文本与大众的接受期待视野是互相创造的，而所谓的中国形象，就产生于文本与大众期待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尼克松访华将西方美好的中国形象在美国推向高峰，其间并非没有负面报道。随尼克松一同访华的庞大达87人的新闻代表团中，包括许多老中国通，著名的专栏作家、著名的威廉·F·巴克利（William F·Buckley）与西奥多尔·H·怀特（Theodore H·White），在随后美国媒体掀起的“中国风暴”中，这两个人的观点与报道内容就完全相反。怀特做的报道，如著名的“成就总统”系列，多是正面的。他报道红色中国取得的巨大的物质成就，成为一个经济强国，将中国描述成一个高贵纯朴、勤劳奉献、大公无私的道德理想国。怀特的报道影响广泛。他的同伴巴克利就不那么幸运。巴克利与怀特的观点正好相反，他报道“新中国”最大的成就就是对人的奴役，毛泽东的红色中国依旧是世界上最大最恶劣的极权国家。遗憾的是当时没有人注意也没有多少人相信他的说法。美国读者们都在想象他们的总统前往访问的是一个无私无畏的民族，平等幸福的国家。没有人还愿意听巴克利重复的50年代邪恶中国的陈词滥调[5]。巴克利的报道受冷落是因为他不合时宜。现代社会中，媒体报道或一般文化作品，都是大众趣味的消费品，只有那些迎合、实现这种趣味或表面奉迎暗中引导大众趣味的文化产品，才能被广泛接受。5年以后，美化中国的新潮达到高峰后迅速下落，人们开始注意那些“带回坏消息的人”，也开始听他们的话。《中国阴影》可谓是应运而生，因时而红。现在有人愿意听中国的坏话了，而且也发现，《中国阴影》说出了他们想说的而且愿意相信的东西。
20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发生了四次大的变化，基本上是每25年、四分之一世纪一次。1975年前后，西方的中国形象落潮，发生了又一次从美好向邪恶的转变。[6]造成这种转机的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大众文化潮流的变化。现代大众文化及其大众媒体，具有批量生产、时尚经营的追新求异的特征。美化的中国形象作为一种时尚，有政治策划、媒体经营、大众趋迎多方面原因。它在短时间内将一个昨日的邪恶帝国变成美好新世界，而美化到极端，便觉得兴趣索然了。中国形象的转变是大众文化趣味时尚的转变。其次，中国形象的转变，与西方70年代左翼思潮与左翼运动从高潮走向回落相关，曾将红色中国与“毛主义”当作旗帜，手拿“小红书”上街游行的激进知识分子与青年，开始反思自己的立场与经历。整个西方社会趋于稳定保守。美好的中国形象首先被冷落，然后被一点一点拆解，随着左翼思潮的结束而消失。最后是来自中国的刺激。毛泽东逝世，“四人帮”被打倒，中国人自己先戳破了“竹帘”，他们揭露的文化大革命的罪恶，令西方人感到吃惊，难道他们歌颂的“毛主义乌托邦”竟然是个暴政与酷刑的大集中营？懊悔与愤怒使他们不仅否定美好的红色中国形象，而且迅速构筑起以文化大革命为主题的邪恶的中国形象。
在西方的想象中，始终有两个中国，一个是人民丰衣足食、社会安定团结，道德高尚纯朴的美好的乌托邦式的中国，另一个是饥荒动乱、暴政恐怖、堕落邪恶的中国。70年代中后期，西方开始清算美好的中国形象，后一个中国再次取代前一个中国。
二
西方清算美好的中国形象，从经济与政治两个领域开始。经济领域的核心事件是60年代初的饥荒，政治领域的核心事件是60年代后期的文化大革命。
60年代初那场饥荒的消息当时就传到西方，相应的报道除了在美国，很少引起注意。当时正值西方的中国形象“好转”的时候，有关中国的反面消息，大多令人将信将疑。而且很快就有人出面证明，相关报道夸大了事实，像费利克斯·格林或埃德加·斯诺这样的名人都声明，在中国自然灾害的确存在，但没有人挨饿。这场灾荒恰好成为红色中国政权的合理性与优越性。政府有效组织的救灾活动使大灾之年没有饥民！随着60年代后期西方美好的中国形象逐渐确立，关于那场饥荒的不幸消息，也就被掩盖淡忘了。1976年5月，著名的《世界观察》杂志发表了伦敦夫妇（Miriam and Ivan London:）的长文：《另一个中国》，令人震惊。该文第一部分：“饥饿：三面死亡红旗”，通过来自中国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接受采访者的口述，证明1960－1962年间确实存在着可怕的饥荒，而且这场饥荒在中国不仅被人为地造成，又被人为地掩盖。文章开篇道：“中国那些漂亮的开放性城市和富裕的专供人参观的公社制造了一个安逸平静的假想，在这个假相后面隐藏着一个巨大的混乱不堪的国家。”这个国家“饥荒大行其道”，“乞丐从北方流向南方”，“三年之内有五千万人死于饥饿和营养不良造成的疾病”，不仅这种灾难是事实，造成这种灾难的是毛泽东的乌托邦式“大跃进”政策，也是事实。三年灾害，不仅是天灾，更是人祸。毛泽东狂热的三面红旗，实际上是“三面死亡红旗”。[7]伦敦夫妇在文章的第三部分反思西方的中国研究的问题，“我们怎样才能了解中国？”为什么总误解，为什么总是受蒙蔽，忽左忽右，忽上忽下？伦敦夫妇说西方的中国研究患了“精神分裂症”：“我们在研究当代中国问题的时候总是歧路重重，我们已经习惯于这种类似于精神分裂的时刻，事实上，在上面两篇文章中我们已经开始描绘一个被阴影笼罩的中国形象，这种形象与另外一个阳光普照的中国形象形成鲜明对比。这个描绘的过程本身也像是精神分裂。这两种形象是如此强烈地不可融合……”
伦敦夫妇此文发表，正值西方的中国形象的又一次转折的关口。他们希望从此以后，西方的中国形象避免精神分裂，建立在科学理论的分析判断上。首先，眼见并不为实，其次，所有的资料必须经过对证、分析……西方拆解美好的中国形象，多从经济政治两方面入手。饥荒证据解构了“巨大的物质进步成就”的神话，文化大革命的暴露又解构了“政治平等民主道德高尚质朴”的神话。从70年代末一直到8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一直是西方的中国形象的最重要的主题。它开始于70年代后期西方对左翼思潮的反思与中国打倒“四人帮”后对文化大革命的控诉，结束于1989年，文化大革命似乎被另一个更“骇人听闻的事件”取代了。
西方从政治方面拆解美好的中国形象，最有力的还是当年曾经满腔热情地构筑这一形象的左翼知识分子。1980年，三位曾经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两度来到中国参观、工作，并且热情赞美过文化大革命的法国知识分子，联合出版了他们的著作《重返中国》[8]。在这部书里，他们想检讨第一次旅行是如何被“中国幻象”与法国的左翼思潮“蒙蔽”的，揭示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真相”。中国并不像西方想象的那样是一个自由平等的民主社会，多党竞争、工人、农民在矿井田头、广场公园可以广泛地讨论国家大事，他们选举自己的领导人，组织监督自己的政府……实际上这都不是真的。就像西方人经常看到的照片上中国人民脸上洋溢的幸福与自信的表情不是真的一样。
布洛耶尔（Claudie Broyelle、Jacques Broyelle）他们的看法与伦敦夫妇相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中国事物，眼见并不为实。真实的中国，令你震惊、困惑。三位法国人找到了中国社会最独特、最基本的组织单元——单位（Danwei）。一个红色帝国分成无数个单位，由党组织一条红线串起，形成了一个有效的专制体系。单位不仅组织人民的工作，更重要的是控制人民的生活。它为员工提供住房甚至家俱，决定每一个人的食品供应、婚姻与迁移。没有“单位”的同意，你不能旅行，不能迁居也不能定居，不能结婚，结婚之后不能生孩子，生孩子也不能使孩子受教育……三位法国人描述的“真实的中国”，令人想起陀斯妥耶夫斯基与卡夫卡笔下可怕怪诞的世界。“真实”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时刻，竟是它显得像虚构一样！
西方视野对文革灾难的关注，一直延续到80年代，成为80年代中国形象中最突出的一部分。在西方人看来，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灾难之一。近10亿人在疯狂的个人崇拜鼓动下爆发了一阵持久的歇斯底里式的破坏症，千年文明遗产毁于一炬，千百万人生命碾作泥泞，革命过后，诺大的国家在物质与精神上都荒芜一片。英国电视系列专题片《龙心》（The Heart of Dragon）系统地介绍了中国文革的“破坏”，在西方广为流传。现代传媒的影像冲击力是巨大的，而且同类节目远不止此一部，电影《末代皇帝》最后的镜头结束在可怕的文革场景，给人留下深远的想象空间。另外，还有历史学家、汉学家的研究，新闻报道与文学艺术作品，罗杰·嘉赛德（Roger Garside）的《复活：毛后的中国》郑念的《上海生与死》、梁恒夫妇的《革命之子》，都有广泛的影响。
对于西方人来说，发生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国与正在改革开放的中国是同一个中国，是同一个地方同一些人的事，无法分别开来。麦克拉斯在总结80年代西方的中国形象时指出，尽管总体来说是肯定的，但文革的阴影始终无法摆脱。[9]实际上麦克拉斯过分乐观地估计了80年代西方的中国形象。文化大革命对西方的中国形象的恶劣影响是滞后的，主要发生在70年代末与80年代。80年代西方有关中国最畅销的书、最流行的故事，不是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而是刚过去的文革。他们关注与想象的中国，是文革与“后文革”的中国。即使是正面形象，也多以对经历过文革巨大苦难的中国的同情为背景。
中国开放了，“长城”与“竹帘”似乎都被拆除，1986年，英国著名的游记作家考林·萨布伦（Colin Thubron）开始了他从北到南，从西到东的中国行。他说：“5年前，要进入这个国家还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今天，几乎整个国家都可以让旅行者自行深入其中。超过250个城市和地区突然开放，穿梭其间的火车，轮船和汽车，为你提供了各种消失于这片未开化的土地上的方式……”[10]萨布伦所说的“未开化”具有多重含义，包括未被发现的、半野蛮的神秘丑陋等内容。他的游记《大墙之内》出版于1987年，成为一时的畅销书，BBC广播电台曾经连播过整部游记。这是又一部从书名到内容都无甚新奇的畅销书，格莱姆·佩克（Graham Peck）写过《穿过中国的大墙》（Through China’s Wall, 1940）斯塔奇的那部游记就叫《大墙之内的国土》，此外西方从大墙（长城）为名写中国的书，就笔者所知，至少还有10种之多，《大墙之内》的内容，也并无新奇之处，至多只是在写作风格上更富于文学色彩。《大墙之内》之所以畅销，完全是因为它代表着并满足于西方当时大众对中国的想象，一个试图挣脱文化大革命的阴影但又陷入新的混乱，一个不断变革但又永远无法摆脱其恶梦般历史与种族宿命的国家。
如果我们还记得像波伏娃的《长征》、麦克兰妮的《无远而不可及》或莱斯的《中国阴影》等著作一开始对自己的中国想象背景的追述，我们就知道萨布伦的“创造”恰在于他无所创造地熟练运用某种游记写作惯例。他说他孩童时代的中国想象就是“充满矛盾和扭曲的”。一方面是充满朦胧芳香与秀色的异国情调，一种是可怕的中国暴行。但不管怎样，“中国人毕竟是些发育迟缓，皮肤焦黄，彼此相像的民族。众多的人口使得他们每一个人都麻木无个性。他们甚至不能是完全的人。”如果这只是萨布伦在来中国之前从西方获得的关于中国的离奇并充满蔑视与恶意的想象，尚可以理解。但是，不可理解的是，萨布伦在中国现实中旅行的见闻，恰恰不是在否定或修改他的想象，而且进一步证明他的想象。开放的中国使他可以进入中国各个地方，接触各种人。这是当年抱怨竹帘或铁幕的西方旅行者所难以期望的。他走访了北京、上海、广州这类城市，到过胡同、饭馆、澡堂、商店，接触过男女老少各类人等。对他来说，中国人不是毫无个性的洪水般浓雾般的肉团一样的人群，就是丑陋刻板、面无表情或面有肌色，体格疲弱扭曲的个人：他们穿着白衬衣、黑裤子来来往往。所有的人都长得同一个模样，拥有一个身份和一种意志。
萨布伦看到的中国的人群，依旧是吉兰看到的蓝蚂蚁与美国大兵在朝鲜战场看到的黄色大潮。他的旅行不是去发现中国的新内容，而是重复证明西方关于中国的旧想象。中国人或者是可能酿成黄祸的麻木冷漠，毫无个性的千人一面的人群，所谓“10亿不可理喻的人民”或者就是面黄肌瘦，形容丑陋的个人。表面上看，游记是关于某种客观见闻的记述，实际上它是关于主观想象的表现，实地实景实人实物，不过是掩盖其虚构性的一种手段。游记生产是现代文化与重复批量地生产某种集体想象的方式之一。因此，典范性文本往往具有一般意义。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经常有必要“在形象中”或“以形象的方式”进行。
《大墙之内》即是这样一部典范性的文本，它可以代表80年代西方普遍关于中国的想象，尤其是负面的想象，这种想象是在远及鸦片帝国与黄祸，近至文化大革命背景上进行的。如果说前一个阶段美好的中国形象强调的是某种激进的进步或乌托邦精神，现在逐渐邪恶化的中国形象则强调的是某种传统的宿命，这种宿命具有强烈的种族主义与意识形态偏见。萨布伦说中国人带着历史的宿命生活，而萨布伦自己，则带着历史的成见旅行。他1986年在中国的所有见闻，似乎都在努力证实1786年、1886年英国人乃至整个西方人对于中国的想象。那是一个未开化的，残忍的、混乱的国家，一个没有个性甚至没有多少人性的、冷漠麻木、堕落贪婪的民族。那里随时随地都发生着可怕而离奇的事。到北京，他便想到帝国的权威、神秘与恐怖，到上海，他又感到某种对大英帝国昔日辉煌的怀恋之情和朦胧的负疚感。广州也是一个西方人熟悉的城市。当年十三行的洋人们在西方散布的种种关于“中国佬”的陋习怪俗，牢牢地刻在萨布伦的记忆中，选择并组织他在广州的“见闻”。他津津有味地描述广州人吞蛇食鼠，烹猫炖狗。他说：“在广州城的美食中，凡是可食的东西，没有一样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反映了古老的中华民族，在对待其周围环境时冷酷无情。每种动物身体的每个部分——猪肠猪肚、山猫的乳房，整只的竹鼠及蝾螈——皆被当作佳肴美味送进嘴里……在这里，几乎每种动物都处于被吃的危险之中。”
《大墙之内》之所以成为畅销书，得力于它满足了西方传统中关于中国的各种想象，从18世纪的专制帝国，19世纪的可笑的中国佬与黄祸到20世纪的“红祸”、文化大革命；
得力于萨布伦出色的文学才华。他是位偏见与才华同样卓著的游记作家，他的苏联游记与古巴游记，与他的中国游记一样畅销。西方读者既喜欢他的偏见又喜欢他的才华。他在文化大革命结束整整10年之后来到中国，最大的希望是搜寻这“10亿不可理喻的人民”对人类历史上惊人的苦难——文化大革命的记忆。所以他每到一处，每遇到一个人，谈话的内容都是文化大革命。但令他失望的是，许多人已经淡忘，或者态度超然；
有些人表现激愤，却因为缺乏必要的反思而显得浅薄狂躁。而最令他不可思议和失望的是，经历了这么多动荡与苦难之后，1986年的中国竟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改革开放，在萨布伦的眼里，不是将中国引向现代化，而是推回传统。20世纪末在中国旅行的萨布伦感觉自己就像在20世纪初，他又回到那个肮脏混乱残忍堕落的中国人群中。他在广州夜晚公园里昏黄的灯光下，听艺人说书，在剧场里看演古装戏，当身边坐的老太太将剥落的花生壳丢在他膝盖上时，他感觉到，在中国，“任何东西都没有改变！”。
萨布伦的旅行，不是去发现新东西，而是去印证旧想象。《大墙之内》的叙事在旅行空间与记忆事件两个维面上进行，一方面萨布伦在记述自己的旅行在中国地理上的移动，从北到南，从东到西；
另一方面，游记又在西方关于中国的心理想象中移动，从专制帝国到怪诞可笑的中国佬，从“黄祸”到“红祸”，萨布伦的旅行在西方种种关于中国形象的记忆中移动，而且这种移动是时间回溯性的。萨布伦在现实中寻找过去，从文化大革命到历代皇朝，因为在他旅行的先在视野中，中国是一个永远没有进步、永远生活在过去的停滞的帝国。
三
80年代的中国现实在走出文化大革命，80年代西方的中国形象，却走入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经济建设，使中国进入历史中的新时期，而萨布伦却在“新时期”里发现“旧中国”。当然，并非所有的西方旅行者都像他那样，被东方主义想象中的历史冤魂追逐着。还有人在关注中国的改革开放，因为改革开放似乎复活了他们的另一种旧梦：市场化神话与基督教民主化神话。
首先是中国的经济改革复活了古老的“中国市场”神话，10亿中国人都喝可口可乐，抽万宝路，那将是一种什么样的经济奇迹！法国的一则香烟广告设计得很有意思。一大片穿着清一色毛式服装的中国人，正朝一个方向挥舞着手上的法国香烟盒，看上去像是“小红书”（毛主席语录）。这则广告幽默典型地表现了西方想象中中国形象的改变，笔者90年代后期在英国电视上看到一则创意基本一样的电视广告，同样一片中国人，以同样的姿势挥舞着方便面盒，画面配音是“中国革命”。随着中西贸易的增加，西方企业进入中国，有关中国经济改革的正面报道，在西方也逐渐增多。
其次是中国的改革复活了普世民主政治与普世基督教的神话。中国正在“走资本主义路线”，西方许多报道都乐观地估计，中国很快将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一个最终抛弃共产主义盟友，冷战将以中国对社会主义阵营的致命一击而结束。传统的基督教与现代的民主政治的“传教士”又借着教英语、传播科技、慈善事业这类4个世纪以前耶稣会士已经使用过的方法，到中国传播西方文化。而西方人也的确欣喜但也不无怀疑与忧虑地期望中国变成一个民主与基督教国家。这次是邓小平两度（1979，1986）成为《时代》杂志的年度新闻人物，上了该杂志的封面。该刊专题报道中说：“被毛泽东的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搞得经济崩溃、精神荒芜的中国，如今正希望到2000年将中国建成一个相对现代化的，有一定世界经济与军事实力的国家……中美关系正常化，不仅开通了可能的潜力的贸易道路，也铺展了世界政治的视野……邓和他的支持者们已经走上了一条似乎有可能是的资本主义道路。”[11]
今许多中国人感到困惑的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并没有在西方赢得期望中的那么多好感。甚至不如60年代、70代初在西欧北美的中国形象美好。一个封闭的中国在西方的中国形象，可能极好也可能极坏，因为想象与猜测的因素太多了，容易极端化。开放的中国在西方视野中的形象，可能过于复杂，但未必就没有想象虚构与极端化的可能。80年代西方的中国形象，是个摇摆过渡的时代，一方面它笼罩在文化大革命的阴影中，另一方面又显现出某种在西方人看来的“资本主义的曙色”。麦克拉斯写于90年代末的《西方的中国形象》中说：“80年代尽管绝对反面的中国形象还在，但已不占主要地位，公众意见大多支持肯定的中国形象。”[12]
80年代西方的中国形象的确出现了一次“小阳春”，但这只是乍暖还寒时节，而且，不论从20世纪还是西方的中国形象的7个世纪历史上看，80年代的中国形象都不能算是光明的。文化大革命的阴影与改革开放的迟疑，都使80年代西方的中国形象成为70年代后期开始、90年代继续的邪恶化趋势的总过程中的一次小间歇或小调整，中国形象的否定性的下落趋势并没有改变。如果从20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演变的总体上看，80年代的中国形象是一个从美好到邪恶的过渡时代。如果我们将20世纪分成4个四分之一世纪，我们会发现西方的中国形象在这四个阶段中发生了4次转变，第一个四分之一世纪（1900－1925），西方的中国形象从坏（义和团、黄祸）到好（东方的和平宽容的精神）；
第二个四分之一世纪（1925－1950）从好（《大地》香格里拉）到坏（竹帘背后的极权帝国与红祸）；
第三个四分之一世纪（1950－1975）又从坏（红祸与极权主义）到好（美好新世界与社会主义乌托邦）；
最后一个四分之一世纪又从好（毛主义乌托邦）到坏（文革、天安门广场事件与中国威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在西方视野中，80年代的中国形象黑暗将退未退，光明若有若无。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确定的、压迫人的阴霾，而“资本主义的曙色”都若有若无，令人将信将疑。我们注意到《时代》杂志的专题文章代表着一种典型的态度。文章的标题为《一个新中国的展望》，“展望”一词（Visionary）又有“幻象”的含义。该文讲到文化大革命，用词总是非常确切的，讲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及其前景，却将信将疑，保留甚至多于肯定，诸如Relative、Potentially Lucrative、Sometimes looks suspiciously like（相对的，具有潜在可能的，有时看上去像是但又令人生疑的）。原因就像萨布伦表述的，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依旧躺在天安门广场那个巨大的陵墓中，每天都有人排队瞻仰，而在不远处中南海执政的那个政府，也依旧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个共产党领导的政府，只是人物有所变动。莫舍尔的《被误解的中国》一书在整体态度上对中国是否定的。他将80年代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归结为四个方面，其意义主要是政治的，其次才是经济的：
“1、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巨大的政治与经济灾难。文革与人口过剩，将使中国难以摆脱贫困。
2、目前的中国政府不再是毛泽东式的极权政府，它放松了控制，是一种集权主义政府。中国出现的渐进的民主化前景是好的。
3、目前的中国政府致力于经济的现代化而不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终将导致它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因此美国不仅应该像支持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的政府那样支持它；
而且支持的力度还要更大，因为中国控制着一个巨大的具有重要潜力的市场。
4、中国是地缘政治游戏的重要角色，对华盛顿制衡莫斯科具有重要意义。”[13]
80年代的中国形象，给美国某种20年代的感觉。“恩抚主义”情结有所复活。他们同情中国过去的苦难（主要是文革），谅解中国目前的混乱，希望中国有可能“好转”，并相信资本主义经济与西式民主政治最终可以拯救中国。他们曾经恩抚过中国，50年代由于中国的“背叛”，他们“丢失”了中国，如今，他们又回来了。尽管心有余悸，依旧感觉自己站在资本主义道路辉煌的终结点上，远望着中国政府带着它庞大的10亿人口迟疑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内心有抑制不住的惊喜。有时甚至忘记了历史给他们的那些教训，他们总是错看了中国，追悔恼怒，又重蹈覆辙。于是，又有人用“美好新世界”的笔调描绘改革开放的中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埃兹拉·沃格尔（Ezra F. Vogel）赞扬中国的经济改革，将中国的经济特区当作“新体制的试验”。它“扮演的不仅仅是一个简单工业区的角色，它将对中国其他广大地域产生政治、文化、教育、科技以及经济上的深远影响”，“如果考虑到中国在现代城市规划、建筑和建设经验上的不足，深圳的发展可谓是令世人瞩目的丰功伟绩……深圳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中国青年，他们才华横溢，向往高薪和良好的工作环境……”[14]70年代参观大寨的西方人，现在去参观深圳了，这一次没有“竹帘”或“铁幕”，难道还会受骗吗？
就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沃格尔的《中国的一步先驱》的那个月里，北京发生了“天安门广场事件”。西方媒体围绕着这一事件营造的中国形象，进入20世纪中国形象最黑暗的时刻。[15]“几乎一夜之间，在我自己的头脑和绝大多数美国人的头脑中，中国形象就改变了。此前中国是一片可喜可爱的生长着大熊猫与农民的土地，具有深厚的历史与美好的未来。而在此之后，中国变成了血泊中的土牢。”[16]纪思道（Nicholas. D. Kristof）在他和他太太伍洁芳（Sheryl. WuDunn）合著的畅销书《中国觉醒了》中说的这段话，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一是它说明了“六四”事件对西方的中国形象的变化的巨大影响，二是说明包括纪思道、伍洁芳夫妇在内的西方记者对“六四”事件的恶性夸大的报道导致的负面影响。麦克拉斯分析“六四事件”迅速彻底地改变西方的中国形象，指出三点原因：一是“六四事件”学生风潮的价值背景完全是西方的，诸如民主自由之类；
二是“六四事件”正值哥尔巴乔夫访华，北京聚集了许多西方记者，这些记者都成为“见证人”甚至“参与者”。“六四事件”在价值与行动上，都给西方人一种感觉，好象是他们自己参与的事，三是现代媒体炒作效应，尤其是电视影象的冲击力，在西方视野中制造了一个“骇人听闻的事件”。[17]
纪思道和伍洁芳夫妇曾当过5年的《纽约时报》的驻华记者，1994年返回美国时，出版了合著的《中国觉醒了》，在这部书中，他们想告诉他们的同胞们，中国是不会像他们期待的那样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崩溃或再生的，中国有两面，一面是政治甚至整个社会的腐败，另一面是经济的迅速增长。“六四”之后的中国人民可能比六四之前更支持他们的政府，因为中国政府正在使它的人民富裕！这才是听起来最可怕的故事！
《中国觉醒了》是90年代美国关于中国的最畅销的几本书之一。像所有有关中国的畅销书一样，它与大众的中国形象的关系是，它既创造了大众的中国形象又表现了大众期待中并感受到的中国形象。纪思道与伍洁芳的著作再次使用了一个套语式的标题：“中国觉醒了”，从20世纪初的丁韪良，20世纪中的罗伯特·吉兰、费利洛斯·格林等最有影响的有关中国的作者，都用过类似的书名[18]，其共同的来源是拿破仑皇帝的那个咒语：“中国觉醒了，全世界将为之震惊。”纪思道与伍洁芳还像当年的吉兰那样，在书的扉页上作为题记引用了这句话。“中国觉醒”的套语从其来源处，就包含着某种令人恐怖或者至少是令人不快的含义。[19]纪思道自己也直言不讳，他一直是写关于中国的恐怖故事（“China horror Stories”）他与他妻子伍洁芳，现在的合著者最初相识，还是因为她“出于职业关心地喜听他关于中国恐怖故事。[20]
套语式的书名之后是程式化的叙事。纪思道与伍洁芳分别都叙述了他们的中国见闻与经历对他们的中国形象的记忆的改变。纪思道说他1983年第一次到中国，三周的旅行“彻底医好他对这个‘中央王国’长久的爱慕症”。他感觉自己像艾丽斯一样突然进入了一个奇异陌生的世界，那里是一堆一堆的人群，穿着同样款式同样蓝色的服装，骑着自行车，用好奇痴呆的眼神盯着外国人看，说话像一连串刺耳的尖叫，吃竹笋与虫子，喝烧酒。伍洁芳是华裔，她说她从小记忆中的中国是一个梦中的土地，是大洋彼岸，美丽的彩虹下，富饶广阔、文明悠久辉煌的国家，但她真正来到中国，才发现：“中国是压迫与死亡之地；
是一个枷锁中的社会。”户口、档案、单位、关系将所有的人锁定在极权体系中。她说她到中国的感觉就像穿越10000英里的路程去看望远亲，“发现他们住在行将倒塌的房子里，往地板上吐痰，虐待自己的孩子，同时还诅咒你来看他们为什么不帮他们打孩子……”[21]表面上看，这种程式化的游记叙事模式（在波伏娃、吉兰、格林、萨布伦等我们引述过的代表性的中国形象文本中，都存在这一叙述程式）的意义在于，表示他们旅行的新发现改变了他们的旧看法或记忆。实际上所谓的新发现，不过是确认另一种旧看法或记忆，纪思道与伍洁芳的所谓“新发现”，在《六亿中国人》、《中国阴影》、《重返中国》文本中早已出现了，而且某些中国形象的“记忆”，一直可以追溯到一两个世纪之前。这是异域游记文本中经常暗隐的悖论，表层叙述将游记的意义表现为“发现”，新的见闻改变了叙事者的旧印象；
而深层意义则在于，“伪发现”不过是确认了另一种旧印象，如用邪恶帝国的记忆取代东方情调式的中国想象，以一种记忆中的原型取代另一种原型。《中国觉醒了》从书名到内容，都在重新确认一种程度化的、套语化了的邪恶的中国形象。在20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史上，它的标志性意义在于，结束80年代遗留下的中国形象的某种分歧，以一系列的“中国恐怖故事”将种种特征统一到邪恶化中国形象的基点上。
财富与罪恶一同增长，80年代末西方完成了政治邪恶的中国形象，却留下经济发展的一线光明，90年代中期，以《中国觉醒了》为代表的一种舆论势力，逐渐将中国形象中这一线残存的光明也剔除了：“如果中国能够坚持自己的道路，它将创下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奇迹。从来没有如此多的人口如此迅速地摆脱贫困。研究表明，以购买力衡量经济规模，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第三大经济强国，紧次于美国、日本……总之，西方还没有开始思考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后果：想象另一个日本吧，有12倍以上的人口——加核武器。”[22]
最后这句话对美国人的想象，具有致命的影响。美国建国200多年，本土唯一一次受到侵略性打击的，就是日本偷袭珍珠港（许多美国人如今将9、11事件当作美国本土受到的第二次攻击，经常与珍珠港事件相提并论）。纪思道的“警世之言”深远的暗示意义，恰在于“中国威胁论”。有人认为，20世纪最后10年美国的中国形象毁誉参半，一方面强调所谓中国的罪恶，另一方面又肯定中国经济的发展。实际上这种说法忽略了两者之间的关系。经济增长一旦表现为国际敌对势力的竞争，就可能成为威胁。而恰恰是世纪末开始流行的“中国威胁论”，将中国的经济增长与政治道德的邪恶形象统一到一个否定性的基点上。90年代西方的中国形象，尤其在美国，本质上并没有正反两面性，它只有一面，即邪恶的威胁！
中国经济的发展，可能是一种可怕的邪恶力量的发展。在此之前，西方对中国经济进步的看法仍是肯定的，5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曾经赞颂过这种经济奇迹，80年代尽管失去了那份热情，但态度依旧是肯定的，89年以后，这种态度依旧存在，直到90年代中期，这种经济进步不知不觉地被置换上了邪恶的基础。于是，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变成了邪恶的。《中国觉醒了》表面上一再强调中国的两面性，实际上却将这种两面性置于邪恶的基点上，经济在邪恶中增长，又在增长邪恶的力量。
20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将在沉沉暮色中结束。不管从20世纪还是从马可·波罗以来7个世纪的中国形象史上看，20世纪最后这四分之一世纪，是中国形象总体下落的一个阶段。尽管它不算是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但却有渐入黑暗的趋势，尤其在美国。当然，谁也难说在新世纪里，在什么时间因什么事件中国形象再次被改变。
五
美国汉学家孔华润（W. I. Cohen）在2000年出版的《美国对中国的反应》一书修订版中，加入了讨论20世纪最后10年中美关系的内容，他认为，这10年不论是中美关系还是美国人的中国观，都笼罩在“天安门广场事件的阴影”下。[23]天安门广场事件之后不久美国的一项民意调结果表明，75％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21世纪美国最大的敌人。90年代，美国对中国的印象，如果还没有发展成彻底的敌视，怀疑与反感是明显的。中国似乎是一个难以预测的、邪恶的、恐怖的国家，它酝酿着巨大的危险，威胁着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世界——即西方世界，是现代世界中的某种地狱力量，正像出版于1996年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的作者所说的“中国是一个未得到满足、雄心勃勃的中国”“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不久将变成全球第二大强国的中国将随着世界面貌在新的千年中发生变化成成为一支支配力量，而作为这样一支力量的中国将势必不再是美国的战略友邦，而成为它的长期敌人。”[24]
一个世纪间美国的中国形象在两极间摇摆，或者是牧歌田园、道德理想国；
或者是陷于贫困、苦难、饥荒、疾病、暴行，无知之中的专制帝国。20世纪末西方的中国形象的恶化，还有国际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推波助澜。90年代初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先后解体，冷战时代以资本主义胜利告终。这样，对美国而言，中国不仅失去了制衡苏联的政治与军事意义，而且成为暴露在资本主义全球化大潮中的唯一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冷战结束，冷战思维并没有结束。中国不再以意识形态划分世界的时候，美国却依旧以意识形态划分世界。在他们看来，中国是美国霸权下世界秩序的异己的、邪恶的、危险的“他者”。20世纪初，在西方扩张大潮中，中国成了一个“对抗世界”的、最后的邪恶国家。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与随后的世界范围内的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运动，暂时遏止了西方五个世纪持续的世界性扩张，而到该世纪最后10年，冷战结束，这种扩张大潮再度继起，不过换了名义。20世纪初的话语是文明征服野蛮，20世纪末的话语则叫“全球化”。20世纪末的西方视野中，世界格局中中国的位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多少令人想到20世纪初，最后一个可能对抗世界的大国。批评界运用“后殖民主义”概念，这个概念应该有明确的定义，后殖民主义是殖民主义开始之后，而不是殖民主义结束之后。
90年代西方媒体关于中国的报道，基本上都是“选择”或“捏造”的负面消息。媒体从来都是意识形态化的，不仅社会主义国家如此，资本主义国家也如此。只不过资本主义社会媒体的意识形态性建立在所谓民意基础上。一位名叫马修·多林的英国人在互联网上发出的一封公开信中说，英国广播公司“BBC只对诬蔑中国感兴趣……BBC的路线就是，‘除非我们能够给中国抹黑，否则就别提中国’。”[25]西方媒体通过种种反面消息，渲染邪恶的中国形象。从政治迫害、洗脑、管制到屠杀婴儿、出售犯人的身体器官；
从到处是便衣警察，莫名其妙的“失踪”到电话窃听、电邮监控、从台湾问题到西藏人权，从派到西方的间谍到向东方邪恶的国家出售武器；
从公开大规模的盗版到暗下搞核扩散；
从扩充军备准备武装入侵别国到驱赶百姓去吃光世界的粮食……总之，中国形象成为世界上各种邪恶之大成。太好了容易引起人怀疑，太坏也容易引起人怀疑，遗憾的是，这一次西方的中国形象又太坏了，但还很少引起怀疑。西方媒体正在将中国“妖魔化”。
西方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邪恶的中国形象，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中国罪恶，另一方面是中国威胁。这两方面是密切相关的，一个强大的邪恶的国家，自然就是一种威胁。1992年，那位自称为“马可·波罗”，与毛泽东握手碰杯，赞美过文化大革命时代中国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先生，也开始重复拿破仑的那句咒语。他在《超越和平》一书中说：“中国已成为这10年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而且有可能在下个世纪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超级经济强国……现在这头雄狮醒了，正在震动着整个世界”。[26]尼克松提出要遏制中国。20年前他访问中国时，著名汉学家费正清评论：“1950年底麦克阿瑟向鸭绿江推进（意在将朝鲜战争打到中国领土上）就是件蠢事。从中美在朝鲜的战争中获益的，可能只有斯大林。接下去整个50年代杜勒斯针对北京的冷战，基本上又是错误的，而且没有必要，既不了解中国历史又不了解中国革命。只有尼克松访华才使我们走出错误的泥潭，但还远没有获得坚实的基础……”[27]基础的确太不坚实，如今美国再次假设中国为敌人，不知道是不是又一件蠢事，是否有转机的时候，是否多少年后再有人做如是评说。
20世纪美国的中国形象，在整个西方世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与影响力。主要包括西北欧与北美的“西方”，是一个复杂并包含着相当差异的整体。该地区的不同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尽管各有特色，但共同性仍是非常明显的，在有关中国的观念上，也有相当的共同之处。这是由相似的文化背景价值观念与频繁的交往造成的。在相似的文化背景中，也存在着一个基本相同的中国形象。这个中国形象在西方历史不同时期演变的差异要远大于历史同一个时期不同国家间的差异。而且，每一个世纪，由于不同历史关系，总有一两个国家的中国想象影响着其他国家的中国观，他们与中国具有更紧密的关系（或敌或友），他们掌握了中国信息的来源，他们具有某种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优势可以对其他国家施加影响，他们成为西方的所谓中国形象的制造者。中世纪晚期是意大利人在制造西方的中国形象，他们的旅行家与商人、传教士建立了与中国的直接联系，他们的故事成为欧洲关于中国的知识与想象的来源。文艺复兴时代扮演西方的中国形象的制造者角色的，加入了伊比利亚人，启蒙运动时代则主要是法国，19世纪自然是英国，到20世纪，绝大多数时间是美国人影响着西方——尤其是英国——的中国形象。所以，研究20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我们选择的文本与讨论的问题，也多涉及到美国。
20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从英国开始，到美国结束，从莫名的恐惧、轻蔑与仇视开始，到同样莫名的恐惧，轻蔑与仇视结束。在这百年的历程中，我们看到中国形象的两种原型是如何反复出现在西方不同时代不同社会历史背景下，也看到不同历史条件是如何选择不同的原型并略加修饰地表现的，20世纪80年代末西方的中国形象又一次陷入黑暗。不仅50年代西方邪恶的中国形象的诸多特征复活了，文化大革命的记忆也复活了。此时西方人才想起中国的共产党政权从来就没有改变，甚至中国，一个东方专制主义的帝国，也从来就没有改变，这样，从孟德斯鸠、黑格尔时代起积累的关于东方专制帝国的形象特征，都复活到20世纪末的中国形象上。
五
90年代中期出现的中国威胁论，是邪恶的中国形象的必然产物。一个在西方人眼里邪恶的国家，如果加上经济与军事实力的迅速发展，必然将成为一个可怕的威胁。孔华润在讨论90年代在天安门广场事件拖长了的阴影下围绕着人权与贸易、台湾问题与西藏问题的种种冲突不断挣扎维持的中美关系时指出，20世纪末美国对其他国家的发展的心态已经不同从前了：“许多年前，老罗斯福[28]宣称，‘任何国家的稳定与繁荣，对内能够维持和平，对外可以抵御入侵，对其他国家都是有益的，而不是有害的。我们衷心地期望中国的进步，并且一如既往地尽我们所能以和平合法的手段促进这种进步[29]。’1979年，美国副总统蒙戴尔访华，又引用了老罗斯福的这段话，证明美国再次确信强大的中国是符合美国利益的。然而，就这个千禧年最后的岁月里，大多数美国人不这样确信了。”[30]
一个稳定、繁荣的中国正在引起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恐惧，当他知道你根本不可能稳定、繁荣、强大时，他说那是有益的；
当他知道你真可能稳定繁荣甚至强大时，就不得不放弃过去煞有介事的道德伪善，奔走相告那是有害的、可怕的。90年代中期随着邪恶的中国形象在西方，尤其是美国最后落实，中国威胁论出现了。它包括道德与政治两方面的内容，在道德上西方认为中国是一个邪恶的非正义的国家；
在政治上，美国与西方某些“强硬派”认为，中国的经济与军事力量的增长，势必威胁到美国与西方自由世界的安全，必须遏制中国。
90年代中期美国媒体突然出现讨论中国威胁的文章，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与罗斯·芒罗 (Ross H. Munro)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是这方面出版物的代表作，书中充满耸人听闻的“警世危言”。接着上面那段关于“更严峻、更危险的时期”的警告之后，两位作者分析，“仅仅10年以前，即在80年代中期，这两个太平洋大国还彼此把对方视为实际上的和未来的战略伙伴。它们各自都希望与对方结成一个出于需要的联盟，防止苏联控制亚洲，但是，到了90年代初期，冲突就成了中美关系的主线。”作者认为，这种冲突即将并不可避免的到来，有两方面的理由。中国方面，“中国在一个多世纪以来备尝艰辛之后，现在正担负起大国角色。它认为——这样认为也颇有理由——这种角色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不出几年，中国就会成为世界上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而且它正在朝着成为一个令人生畏的军事大国的方向前进。这个军事大国的实力和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了辽阔的太平洋地区内除美国以外的任何其他国家。中国是一个未得到满足的、雄心勃勃的大国，它的目标是支配亚洲……”美国方面是美国一个世纪以来一直要称霸亚洲，而这种霸权受到来自中国的挑战：“至少一百年来，美国在亚洲追逐的目标是始终如一的，这就是，防止任何一个国家支配那个地区。鉴于支配亚洲正是中国极力要做的事情，它的目标同美国的利益就势必冲突……”这两位振振有词的作者就差一步没有道出最后的真相：中国的真正威胁就有可能挑战美国一个世纪努力在亚太地区建立起来的霸权。
媒体炒作的莫须有的中国威胁，给美国大众心理投下一个恐怖的阴影。紧接下面1995－1996年台湾海峡危机与香港回归，又以某种似是而非的“事实”加强这种恐怖。美国报道中国在台湾海峡的军事演习，基调是世界上最后一个专制邪恶的共产主义大国尝试对无辜的民主台湾的侵略。随之推进的恐吓是，如果中国可以将导弹打过台湾海峡，也就有可能打过太平洋，打到美国本土。如果说通过台湾海峡危机西方媒体制造了一种战争恐怖，通过香港回归西方媒体则制造了某种和平恐怖。阴雨中的交接仪式，阴郁的王子、哭泣的港督一家与趾高气扬的中国人形成鲜明的对照，所有这些场景通过电视与摄影，以直接的形象加强了英国人的自怜式感伤与自危式恐惧。撑着雨伞，在惆怅甚至恼怒中离开香港的末代港督彭定康，回到英国的巴斯小城，写出了一本书《东方与西方》。在这部沉痛的书中，他说西方传说的中国威胁，不足为凭。因为中国目前的经济与军事事实实力，还远远不足以战争或侵略的形式威胁西方自由世界。但是，并非就不存在道德与政治的威胁。他泄愤性地诅咒中国是“世界上最后的邪恶帝国”。并以一种道德使命感指责中国“专横逮捕、严刑拷打、集体屠杀、地区压迫、罪犯器官移植、宗教迫害、压制言论和集会自由、消除政党界限、用持不同政见者作交易，将那些悲惨绝望的人关进可怕的劳改营……”。他认为，真正的中国的威胁来自于它的那种道德与政治上的邪恶力量。他呼吁欧洲国家，加拿大与澳大利亚，不要为那些微不足道的商业利益而背叛美国，不要贪婪愚蠢地夸大所谓“中国市场”的神话，为了“遏制”或“制裁”中国，“我们应采取一致行动。”[31]
中国往往过分夸大美国的中国威胁论的经济与军事意义，忿忿不平又有些沾沾自喜，同时有意或无意地忽略西方在道德与政治上将中国视为邪恶帝国的认识与想象基础。实际上在西方的中国形象中，尤其是在大众想象中，中国首先是一个道德、政治上的邪恶帝国，然后才是一个因邪恶势力逐渐强大而变得危险的、经济强大军事上富于侵略性的东方帝国。所谓的中国的威胁，在西方人的想象中，往往也并不是核武器的威胁，而是来自被狂热的民族主义驱使的，邪恶贪婪的庞大人口的威胁。西方关于这种威胁的感受与想象，有比时事政治更深远的文化心理原因。“时事”不过是某种触机，它唤醒了某个古老的恶梦，渊源可能从“黄祸论”一直可以追溯到“启示录”。
一百年前，英国历史学家，英属澳大利亚殖民官皮尔逊先生在《民族生活与民族性》（1893年）一书中，就“预言”过“黄色带子将侵占地球”的“中国威胁”。他说，“像中国人这样伟大的民族，并且拥有这样巨大的自然资源，迟早会溢出他们的世界，扩张到新领土上去，并且把较小的种族淹没掉。”[32]皮尔逊看到的恐怖的预兆，在另一个世纪末又出现：中国人口膨胀、移民带着共产主义狂热与黑社会的邪恶向世界扩张，还有更可怕的，就是中国巨大的经济与军事力量的增长，大量标着“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的商品堆在美国超市里，美国传说有200多枚中国的核弹头瞄准美国的西海岸的城市……皮尔逊说他们“毫不遗憾地这样想；
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我们还是死了为好”。但他们的后人确实非常遗憾地感到，他们有可能活着看到这一天。1997年，两位美国记者感到震惊与沉重地预测：“不出几年，中国就会成为世界上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而且它正朝着成为一个令人生畏的军事大国的方向前进。”[33]似乎恶梦将最后应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世界上力量最强的国家美国已经成为全球对手，这两个国家关系紧张，利益冲突，今后会出现更严峻、更危险的时期。”
世纪末的10年中，西方的中国形象围绕着所谓的人权问题、台湾问题、西藏问题等逐步恶化，最后落实到“中国威胁论”，“黄祸”在又一个世纪末复活。1999年春末，北京学生因美军炸毁中国驻贝尔格莱德使馆在美国驻华使馆门前示威，这场运动在西方媒体上的报道，令许多西方人想起义和团事件中义和团民围攻使馆。“这完全是冷战时期的景象：美国的大使馆遭到了围攻，受惊吓的大使被困在使馆里，睡的是地板，吃的是战时的定量供应，而在使馆之外，美国的国旗在烈焰中被焚烧，反美的示威者在谩骂和高喊口号。上周这一情景就像一个古老的噩梦在北京被重演了……”[34]作者没有点明究竟是哪一个古老的噩梦，但有一点点历史知识，并看过其他相关报道的人都知道，这个古老的噩梦便是对一个世纪之前的义和团围攻使馆的恐怖记忆。
美国一边为自己“悲剧性的误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使馆）的所谓“诚实性的错误”极不情愿地道歉，一边炮制《考克斯报告》，并对在美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喊：“滚回中国去”，“管好你们自己的事”。《考克斯报告》指控中国人窃取核机密，其中有人提到，“……几乎每一个以官方代表团成员的身份来美的中国公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都接到过收集科技情报的指令，’而每年至少有80000中国人来美国……某些美籍华人，用他的话说也是‘潜伏的特务’，他们被允许移民到这里，等待有朝一日当间谍用。”有人也注意到这种指控会在美国“引起一次恐慌”，“令这个国家的每一位亚裔美国公民感到不寒而栗”。[35]《考克斯报告》及其莫须有的指责与蓄意制造的恐慌及其在美国的反应，令人想起另一个古老的噩梦，或同一个古老的黄祸噩梦的另一个侧面，即对华族移民的恐惧与迫害。
北京学生围攻使馆的报道与“考克斯报告”，表现的是两种“中国威胁”，犹如世纪初的两种“黄祸”。一种远在东方中国，一种近在美国本土。历史的偶合让人感到神秘与绝望。
中国威胁，不管是来自远在大洋彼岸的中国，还是来自近在邻里之间的唐人街，不管是“黄祸”、“红祸”还是“中国威胁”，都是一种无法应验的恐怖的幻象。一个世纪末的黄祸恶梦，中间隔着一个“红祸”时代，在另一个世纪末复活了。
20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从莫名的恐慌开始，到莫名的恐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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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hinese Shadows. By Simon Leys, New York: Viking Press, P1-2.
[2] Chinese Shadows. By Simon Leys, New York: Viking Press, P117-118，又参见Chapter 8, Here and There, Chinese Shadows, P159-211。
[3] 参见“Behind the Bamboo Curtain: The Experiences of an American Doctor in China,”By A·M·Dunlap, M·D·Public Affairs Press, Washington D. C. 1956.
[4] 参见Land behind Walls: A Journey to China, PP. 9-12.
[5] 有关怀特与巴克利两种相反报道的论述，参见China Misperceived: PP1-17. “Prologue”.
[6] 麦克拉斯明确指出，决定西方的中国形象的，是西方文化本身。因此他的著作(Western Images of China)研究的主题是西方，而不是中国（P183）。但他对中国形象的历史分期与章节安排，却完全是以中国的历史事件为根据的。本人认为应该以西方的中国形象自身的发展变化线索为根据，以一些具有重大影响性的标志文本的出现和西方文化思潮的转型为根据。因此，1974年《中国阴影》的出版与同时期西方右翼保守主义思潮兴起，应该是一个分期点。
[7] “The Other China”, By Miriam and Ivan London，“Worldview”(May June, July, 1976)。引文皆出自三期连载的同题文章。怒不另注。
[8] Deuxieme Retour de Chine, By Claudie Broyelle, Jacques Broyelle, Evelyne Tschirhart, 三人曾于1967、1971年在中国短期旅行，1972年到1975年间又来中国工作，在北京第一外国语学院与外文局做教师与翻译。他们的《重返中国》主要根据他们第二次在中国的经历见闻写成。1980年在法国出版，同年译成英语。译者为Sarah Matthews，英文译文为“China: A Second Look”, 似乎更合原书的意义。本文参考该英译文，1980年由The Harvester Press Limited, Sussex出版，下列介绍不另注明。
[9] 参见Western Images of China, Revised Edition, By Colin Mackerra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116-137, “images of Post-Mao China 1976-89” .
[10] Behind The Wall, By Colin Thubron, Denguin Books, 1988，有关该书的引文，见P1－37，138－161，176－192，恕不另注。
[11] “Visionary of a New China” Time, 1 January 1979, P12-13.
[12] Western Images of China, PP134-135.
[13] China Misperceived: American Illusions and Chinese Reality, By Steven W. Mosher, A New Republic Book, 1990, P189.
[14] 参见Special Economic Zones: Experiment in New Systems, “One Step Ahead in China, By Ezra F. Vogel,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125-160”.
[15]托马斯·博克与丁伯成合著的《大洋彼岸的中国纪梦》谈到“美国人眼中的六月四日”时指出：“此时的美国人，自冷战最黑暗的年代以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编造中国人的负面形象，媒体夸大一些谣言，并把这些东西当作事实报道给美国群众。有一则报道是这样说的，‘从周六晚上到星期天清晨的短短几个小时的时间里，当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7军发动残酷的袭击，以便将亲民主的学生从天安门广场赶出来的时候，估计几小时内就有5000市民死亡了；
受害者的确切数字也许永远无法知晓。’这篇文章继续评论道，‘那时，大逮捕开始了，整个北京城里，凡是有西方朋友的中国人开始消失了。要么躲了起来，要么进了监狱，而后者的人数越来越多。’而且，‘政府采用了文化大革命中落后而残酷的行动方式’。……从1989年秋季直到1990年夏季，美国民众头脑中的中国形象都是十分阴暗的，而且在接下的10年里，中国的这个形象还继续被美国的媒体所宣传，普通民众几乎看不到什么不同的观点被发表，任何关于中国的正面报道都将被贴在‘向中国道歉者’的标签。美国媒体在丑化中国方面如此的成功，以至于到了今天，大多数美国人仍然对中国还持有这样的负面印象。”《大洋彼岸的中国幻梦——美国“精英”的中国观》（美）托马斯·博克（中）丁伯成著，外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169、174页。文中引文见“The Wrath of Deng, June 19, 1989, P19——原文注。”
[16] China Wakes: The Struggle for the Soul of A Rising Power, By Nicholas. D. Kristof and Sheryl. WuDunn, Times Books, 1994, P9.
[17] 参见Western Images of China,PP138-140.
[18] W. A. P. Martin: The Awakering of China; Robert Guillain: when ChinaWakes; Felix Greene: Awakened China。使用同一套语的书还远不仅这几本，其中还应该包括Dragon Wakes或 Awakened Dragon这类。本文仅举了在20世纪最有影响的几部，都用了这一套语作书名。
[19] 拿破仑的话至少有两种英译法，吉兰英译本的题记上是：“Let China Sleep When she wakes the world will be sorry; 纪、伍作品题记译为：When China wakes, it will shake the World。这句话是拿破仑对阿美士德勋爵说的王敏娟、史安斌分析“China Wakes”还有另一番更阴森的含义，那就是“中国守灵”“wake”一词具有“守灵”的意思，英国著名现代派小说家詹姆斯·乔伊斯写过《芬尼根守灵》（Finnegans Wake）相关论述见《妖魔化中国的背后》第212－214页。王、史甚至将书名译为《中国守灵》。笔者仍使用该书英文版封面上的中文译名：“中国觉醒了”。
[20] 见China Wakes, 1994, P6.
[21] 参见China Wakes, 1994. P6. 48-52. 引文见P6、48、52。
[22] China Wakes, P14-15.
[23] 参见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A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Fourth Edition, By W. I. Cohe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 “9. In the Shadow of Tiananmen”.
[24] 参见《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美）理查德·伯恩斯坦、罗斯·芒罗著，隋丽君、张胜平、任美芬译，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
[25] 转引自《妖魔化中国的背后》P135。
[26] 转引自《2000年西方看中国》（下）周宁编著，团结出版社，1999年版，第1233、1234页。
[27] China Perceived: Images and Policies in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by J. K. Fairbank,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6, PP29-30.
[28] 1904年当选美国总统，提出对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
[29] In Elting Morrison, et. Al., eds., Letters of Theodore Roosevelt, 8 Volum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1-1954), 6:1405-1407——原文注。
[30] 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A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Fourth Edition, 2000, P242.
[31]参见East and West: China, Power, and the Future of Asia, By Christopher Patten, Times books, 1998, PP.244-278, 9. China and the West. 呼吁欧洲北美应该采取一致行动遏制中国的彭定康， 5年以后（2002年春）又作为欧盟的官员回到中国，争取与欧盟与中国的经济合作。
[32] 参见并引文出自《2000年西方看中国》，第892－910页。
[33] 本段与下面三段引文，均见《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美）理查德·伯恩斯坦、罗斯·芒罗著，隋丽君等译，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1－3页。
[34] 转引自《大洋彼岸的中国幻梦》，第236页。
[35] 参见The Cox Committee: Report of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U. S. Security and Military/ Commercial Concerns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y 26, 1999, Serial No 106-59,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