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交会去年喜庆百届大寿，备受各界关注，于此时对广交会作出系统的研究，套用会展业界的行话，可以说是“时机把握得很好”。广交会是中国会展业的龙头老大，将广交会作为个案进行细致解剖与深入探讨，对于促进中国的会展研究，当然具有重大意义。不过，选择这样一个题目撰写博士论文，需要相当的勇气。博士论文的最佳策略，通常是“小题大作”，也就是选取小而新的题目，相对轻松地穷尽前人的研究成果，在“前无古人”的幽深之处淋漓尽致地发挥自己的才华、作出原创性的学术贡献。相比之下。把玩一个人们相当熟悉的大题目，写出很有创意的文章，挑战性可想而知。好在会展研究在中国是一个处于“辉煌起步”阶段的新领域，尚未形成其它老牌学科那种需要“皓首穷经”而令人生畏的积累。
刘松萍凭借她对会展研究各种相关理论的深刻理解以及她对中国会展业、特别是广交会的高度熟悉，谋篇布局，可谓高屋建瓴。她从立体的角度全视角展现广交会的发展模式、广交会对中国外贸出口的特殊贡献、广交会与广州城市发展的互动发展关系、以及广交会对中国产业结构的影响。
此书是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成果。在知识层面广泛运用了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分析框架；
从方法论角度说，则广泛应用文献收集、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等方法，特别是充分利用档案文献及第一手调查统计数据进行计量研究和统计分析，大大增强了论证的说服力。
此书对广交会发展史的论述，耐人寻味。广交会的形成，带有黑色幽默。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革命”压倒一切，“唯有牺牲多壮志”的革命口号响遍大江南北，似乎“七亿神州”皆可不食人间烟火，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买卖”更在“横扫”之列。但是，当年偏偏诞生了与资本主义世界做买卖的广交会。由此也可见市场经济之不可抗拒。国计民生经济发展的诸多内在问题，绝非空喊“革命”口号所能解决，无论国家还是个人，都还是要攒钱过日子。于是，便有“革命”中国与“敌营”内的洋人一板一眼地做生意的广交会，尽管当年中国能拿上台面的不过是“土特产”，而且这些产品往往因为质量等方面的原因未能成功出口而只能“出口转内销” 。而就是这样一种相当朴素的外贸方式，在那种疯狂的年代为中国的南大门保持着对外开放的一个门缝与一脉生机。
当然，这一门缝开在广州，并非纯属偶然。从对外开放的角度说，广州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他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对外通商口岸，且毗邻港澳、连接东南亚，与广大华侨血肉相连。广交会的存在，使广东的对外经济活动形成一定的积累，使它有条件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开辟经济特区为起点，将整个中国带上重返市场经济的康庄大道。广交会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新的辉煌，在有力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促进广州进一步发展成为中国南方区域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最大集散地，进一步发展成为中国对外开放城市的楷模。此书对会展与城市建设之间的相互促进，论述精当，深可嘉许。
此书的另一个显著亮点是以学术真诚直面行政垄断和行政干预给广交会带来的弊病。广交会不仅是中国“第一展”，而且在几十年内曾经是中国唯一的展览会，是用行政垄断的偏饭喂大的。在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在市场经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广交会对自身进行了一系列改造以适应新的环境。但是，似乎尚未“脱胎换骨”，官商官展的体制仍然沿续下来，仍然基本上是“政府办展”。“政府办展”在中国的现行体制下当然有特定的好处，诸如场地安排、交通安排、发布信息、与各方面的协调等等棘手问题皆可借政府的力量轻而易举地解决。然而，政府办展也带来诸多弊端，而且与市场化进程多有抵触。政府的正常职能，本来只是制定合理的产业发展政策、创造良好的会展配套环境、制订和监督实施展会活动的公平规则，甚至还可以提供宏观指导、整体宣传推广、组织优化配置公共资源等。广州市政府及其它有关政府部门在广交会办展过程中，却不仅扮演“服务”角色，而是继续越俎代庖、充当市场主体。有了政府这种“越位”行为，这就难免使广交会出现一些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的现象，比如参展企业与展览摊位的安排不是按市场的供需关系来销售、而是进行行政分配，一些展出的产品根本不具备前卫性、甚至是早已被市场淘汰的产品。广交会的垄断地位不再，必须在市场经济的新格局中重新定位，它背负着官商的传统，面临的挑战会越来越严峻。为应对挑战与市场竞争压力，广交会经营战略作了重大调整，从今年起业务范围从出口产品改为进出口产品。但是，体制的改革，比如重新确定政府角色和转变经营方式，更加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