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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读钱锺书的《宋诗选注》。这本书最初的主人，是一位早年来日的“黑户口”，后来被捕遭到遣返，书则辗转到我的一位朋友手中。三年前，朋友离日回国，将书转赠于我。在扉页上，或许是最初的主人题有“1984年购于王府井新华书店夜市”字样，距今已二十余年；
书中还夹着几张被用作书签的日本超市购物收据，亦是十多年前的旧物。睹物思人，不能不有孔子“逝者如斯夫”的感叹。
钱锺书编撰本书时，正身处无产阶级文艺理论挂帅的五十年代，所以，他的选目基本遵循了反映劳动人民艰辛，揭露封建社会阶级压迫的“政治正确”原则。后来，他在一些场合曾委婉表示过对此的遗憾和不满。不过，世事变换，以我一个七十年代生人站在二十一世纪的立场观之，这本旧书却又引发出一些新的感慨。概略地说，今天的中国当代文艺创作，市面上的主流题材或许不外乎这几大类：历史新编、玄怪奇幻、情调美文、私我体验、闲适小品……而在数量上铺天盖地的时尚文字充斥出版媒介，造就了一番繁荣热闹景象。但若和《宋诗选注》中古代作者们的作品相比，其缺欠的那一部分也显而易见。
出身官宦家庭的梅尧臣，有一首诗曾入选我小学时的课外阅读材料，题为《陶者》。诗云：“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
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这首诗倘若说是描述今天的一位农民工，应当也丝毫不令人吃惊吧。在《田家语》中，梅尧臣深感农民苦于丁役，表达了他作为地方官的痛切惭愧。①他历来被视为现实主义诗人，关注这些主题不足为奇，但事实上，这种注目底层劳动者困苦生活，坚持文人道义感和责任感的立场，贯穿了整个宋人诗史。豪放洒脱的苏轼也好，风流倜傥的柳永也好，都不例外。我们知道柳永浪迹青楼，擅写“为伊消得人憔悴”（《蝶恋花》）式的情诗，也不该忘记他还忠实记录了海边盐场的工人“虽作人形俱菜色”（《煮海歌》）。
南宋的杨万里七绝风格明快隽永，是语文教科书中的常客。然而，一说到农民生计，他表现出的是强烈的沉郁愤懑：“已分忍饥度残岁，更堪岁里闰添长！”不仅是这些做过中下级官员的诗人如此，位居参知政事、大学士（相当于今日之副总理）的范成大写有六十首《四时田园杂兴》，对农村的四季生活有文学史上不多见的全面描写。而在《催租行》中，他刻画的催租官员嘴脸，估计亦和如今某些乡村的索税干部相差无几。这种体恤底层、悲天悯人的精神传统，是古代中国知识阶层良知与责任的体现。由此可见，范仲淹流传千古的那句“处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也并不只是喊口号、吹牛皮而已。
古代文人出身多为农家子弟，家境不够富裕的人在布衣时期，大抵仍不能彻底脱离劳动，就像诸葛亮说自己隐居时“躬耕垄亩”；
而仕宦之途遇挫或老病退休之后，他们往往还要回到故乡的土地上。中国古代社会奉行重农主义，农事为社稷之本，即便是出将入相的知识分子，来自农村又回到农村也再自然不过。“耕读”，这两个字合成一个词，正是儒家道统对知识分子生活方式与道德规范的重要界定之一。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何以古代作者们对农活儿竟然那么熟悉了解，比如杨万里写的《插秧歌》，几乎可当做工作说明来看。我们也不难理解陆游在诗中说“躬耕本是英雄事，老死南阳未必非”，纵然这里面确实有不少发牢骚的成分。
对农事的辛劳有了切身体会，也就容易感动于农人的处境之艰难不易，再加上儒家提倡的责任担当勇气，使得一代又一代的诗人们要把 “民生之多艰”表达出来。在钱锺书所选的宋诗中，尖刻犀利的批判揭露不胜枚举，并无人因涉嫌“破坏安定团结”、“夸大社会阴暗”而获罪。虽然赵宋在历朝历代中，以对文人的待遇宽厚闻名，但此处更多表明的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一项重要社会功能，即反映民风，民众的舆论和生活状况。梅尧臣在诗序中指出，他的诗作就是要“录田家之言”，希望能令下情上达。钱锺书亦在梅尧臣诗作注解中提到，宋人郑樵甚至认为相传设置于周代的负责搜集民间诗歌的“采诗官”被废置是秦亡的原因。当然，即便设了“采诗官”，任何朝代也都难逃败亡，不过，倘若从统治者是否与民众失去沟通的途径与意愿来说，这种说法自有其道理。虽然动机与指向有别，但中国古典诗歌的此一传统，多少和萨特主张文学应恢复其固有的社会功能，积极介入现实生活的立场异曲同工。
对照宋代诗人，再审视众多当代文人的写作，可以简略地归纳出一种“三不知”的现象：不知稼穑艰难，不知民间疾苦，不知担当己任。虽然以农村为背景、直面现实的作品仍时有出现，但只能居于非主流的边缘地带。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颇为纷繁，假如刨根问底的话，主流文化和乡村的脱节并非仅仅源于当下的社会环境，而是要涉及到中国知识分子在近一百多年的历史进程中身份和心态的变化，且不妨引申开去略作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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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农事艰难和农民疾苦，实际上表明传统的知识分子与乡村的关系发生了决裂性的彻底转变。倘若为之找寻一个时间的标志，或可以定在1905年的废除科举。与之同时，由于以舶来商品日渐扩散为代表的经济格局的变化，中国农村社会悠久稳定的自给自足特性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过去的中国大陆官方看法，是把废除象征并维护“封建制度”的科举视为历史发展之必然，然而，海外学术界的态度却更加客观公允。在八十年代初美国出版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海外学者牟复礼和怀特就提出，1905年“是新旧中国的分水岭”，过于轻率地废除科举“使社会之船驶入一个盲目漂流的时代”。2005年，科举废除百年之际，一些中国大陆学者对此的分析终于突破了以往的意识形态束缚。科举制是“一项集文化、教育、政治、社会等多方面功能的基本体制”（罗志田《清季社会变迁与民国政治》），它的一个重要效能就是在“官方之政教”与“士人之耕读”之间形成循环流动的密切关联。废除科举，就意味着将这种关联一刀斩断。杨齐福指出，科举的废除在政治文化上造成乡村精英流失，而劣质力量（劣绅）控制了社会基层；
在文化生态上，新学如黄炎培所说“不免多少带贵族教育的意味”，培养出的人才不愿返回乡村，猬集城市，产生了城乡差别。②这当中，最引人注意的是，知识分子、尤其是所谓新型知识分子和农民之间的关系从融合走向了割裂，并且随着前者的精英化和后者的边缘化趋势而愈演愈烈。③
有人敏锐地意识到了这当中蕴藏的危机。章太炎看到以“智识阶级”自居，“轻视乡村”，就会造成“文化之中梗”。所以，主张“新乡村运动”的梁漱溟才强调：“士与农之两种人，其间气脉浑然，相同而不隔。”但是，在那个激进思潮泛滥、兵祸连结的混乱年代，他的主张与实践注定要成为纸上谈兵的乌托邦。
在此，还应当提到二三十年代的“到民间去”呼声。一方面受到国际上的左翼劳工运动影响，另一方面或许是对自己脱离农民而心存愧疚，一批精英知识分子喊出了“到民间去”的口号，并给予农民以热情浪漫的礼赞。章太炎说：“农人于道德为最高，其人劳身苦形，终岁勤动。”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李大钊则说：“都市上有许多罪恶，乡村里有许多幸福；
都市的生活，几乎是鬼的生活，乡村中的生活，全是人的生活。”他呼吁青年们“走向农村去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炊烟锄影鸡犬相闻的境界，才是你们安身立命的地方啊。”不过，“到民间去”运动中对农民、农村的浪漫想象，实质上是精英知识分子们批判抨击“腐败浮华的城市生活”（城市乃政权中枢之所在）的借口。现实生活中的农村并不是美轮美奂的世外桃源，无论物质生活水准，还是农民的道德状态，都与他们的臆想相去甚远。所以，呼声虽高，但这些精英知识分子并不曾以身作则地回到农村，而农村最终也以自己的方式回敬了他们的“脱逃”。
精英知识分子与农民阶层脱节的同时，也催化加剧了知识阶层内部的断裂。在彼时的中国，人数较少的精英知识分子可以依附拥有大学、报馆、出版社、行政机构和工商企业的城市生活，但小城镇和农村的大批小知识分子却陷入了进退失据的状况。这些小知识分子的普遍特点是其出身地域位置偏远，氛围保守，经济状况不佳，所受的基础教育多是旧式的，后来的新式教育则读到中学或中师（中等师范），他们很难有在大中城市内谋生的机会，毕业后大抵回到故乡，又不能或不愿务农，不少人担任小学教职。④陈永发在《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中转引俞子夷的《小学教员生活状况调查》指出，在江浙两省，乡村中小学教员的平均月薪为13-14元，半数左右负有债务，而教授私塾者更勉强糊口，“谈不上任何出人头地的机会”。
从人数上看，1925年，精英知识分子（大学教授、中学教师和大学生）约为58104人，而底层知识分子（小学教员和中学生）则为448620人。（张玉法《中华民国史稿》）后者占据压倒多数，更能影响到小城镇和乡村的数以百万计的小学生。随着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这两个数字显然在继续扩大，而比例悬殊依旧。
底层小知识分子们年纪轻轻，对外界有一定的了解，自然不瞒蜗居乡野的现状，但个人前途又相当灰暗，便容易接受并期待激进的社会变革。丛小平在《通向乡村革命的桥梁：三十年代地方师范学校与中国共产主义的转型》中引用台湾学者吕芳研究，称以贫寒学生为主体的师范学校学潮多于一般学校，显示出他们更加激进的立场。于是，在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面前，他们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积极投身推动革命运动的展开。1927年，湖南的农会中就有9992名小学教员。经济条件恶劣，社会地位不符自身期望，使得这些底层小知识分子摇身变为最激进最坚决的革命代表。丛小平指出，这些接受了中等教育的乡村青年“改变了中国政治生态的版图”，是“共产主义中国化，中国革命从城市到乡村转移成功，以及中共最后夺取全国性政权的重要力量。”⑤
戏剧性的是，这些小知识分子以阶级斗争和暴力抗争的宣传鼓动农民，不但成功夺取了本由精英知识分子在文化思想领域率先发动的革命领导权，日后更以其“反智”倾向令他们大吃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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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言而喻，毛泽东就是这类小知识分子的代表。他年轻时在《湖南教育》上发表的文章称：“旧日读书人，不预农圃事，今一边读书，一边工作，以神圣视工作焉，则为新生活矣。”其实，“不预农圃事”的与其说指“旧日读书人”，不如说是现代化过程中衍生出的精英知识分子更加妥当。毛泽东的言外之意，即是他这样的工读结合的“新生活”比起精英知识分子更具有道德上的优越感。而毛泽东本人后来和精英知识分子打交道的经历，也可能进一步加重了他对后者的不满。陈永发的《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中写道，中师学历的毛泽东因岳父杨昌济介绍，得以进京在北大图书馆做管理员，月薪八元，“是北大教授胡适正薪的1/35”。他引李锐、汪东林的文章称，毛泽东日后回忆他虽想向那些精英知识分子请教，但没人理睬，“有备受冷落的感觉”。⑥
陈永发还提到中共早期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杨明斋。他称陈独秀为大（精英）知识分子，毛泽东为小知识分子，工人出身的杨明斋为半知识分子。首先对陈独秀的意识形态霸权地位发起挑战的就是杨明斋，他认为陈独秀瞧不起自己，也对陈独秀不以为然。陈永发认为，这“正可说明半知识分子在面对大知识分子时的心理状态。”而小知识分子的激进革命向往，在某种程度上也包含了在精英知识分子面前的自卑感、受挫感，以及随之激发的妒恨。余英时在2007年初的一次谈话中说：“毛代表了旧社会中的边缘人，边缘知识人，他最仇视真正知识人。我记得千家驹就讲过，他第一次见毛泽东，毛泽东看他是某某教授，说，啊！很了不得，还是教授呢！就是这么个讽刺。这种话可以看出他的心理。所以他到北京，立即指示，张申府的薪水从此不能增加一个钱。因为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工作，张申府是他的上级，八块钱一个月，没给他加过薪水。他忌恨在心。”
可以说，在中共革命的过程中，小知识分子因为更擅长激进的宣传鼓动，和对基层的相对熟悉，或许还要加上妒恨的动力，终于取代了精英知识分子的领导地位。丛小平称之为中国的“第二代共产党人”，而毛泽东为首的第二代共产党人很快就把精英知识分子划入了被革命被改造的对象的范围。到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时，他就直截了当地说道：“……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的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干净……”很明显，所谓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实指的就是精英知识分子。然而，为了夺取政权和巩固统治，他又在一定时期内拉拢、利用甚至优待精英知识分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在建国初期百废待兴的经济条件下，精英知识分子还被纳入了“旱涝保收”的行政体系，待遇远远高于被誉为“领导阶级”的农民。
在官方的意识形态理论中，小资产阶级通常被定位为“具有两面性”，毛泽东式的小知识分子亦然。他们对精英知识分子虽有轻蔑甚至敌视，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反智”偏执；
但在基层的普罗大众面前，却保持着高度自信的舍我其谁的导师心态。这也难怪，作为受过新式教育的“文化人”，他们在乡村自然会如刘昶所说“滋养了一种超越自身社会背景的精英意识”。所以，尽管毛泽东有很多著名的“反智”言论，但他显然并不是真正的完全的“绝圣弃智”。⑦这种针对“群氓”的精英意识，也导致时时刻刻把农民的作用和地位鼓吹得高于一切的毛泽东，却在政治实践中为了个人的信念，冷酷地漠视农民遭受的苦难。最为反讽也很难想象的是，古代位高权重的知识分子尚且能表现出对农事的熟稔，而毛泽东出身湖南乡村农民家庭，竟然能容忍稻谷亩产130435斤（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的离奇数据。
小知识分子为主的共产党人既看不上精英知识分子，又漠视知识水平不高的农民，但本身毕竟仍以文化人自居，所以在政策上创建并长期奉行僵化的城乡二重体制，使城市与乡村之间的鸿沟前所未有地加剧扩大。就结果而言，这种体制也有利于执政者对政治权力的控制。一方面，脱离基层社会、被赶入象牙塔的精英知识分子们发现，他们要么面临精神上或肉体上的来自专政体制的羞辱迫害，要么沦为自戕独立人格与思想立场的布景点缀；
而另一方面，失去传统士绅阶层领导的农民们则分散为势单力孤的个体，屈居于强力的国家机器威压之下，不但未能实现当初听到的革命许诺，反倒在生命和财产上都承受了巨大的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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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获得政权后的一系列施政，中共的体制在日渐巩固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官僚化、精英化、程式化的趋势，这与毛泽东旺盛的革命气质和乌托邦信念构成了难以调和的冲突。坦率地说，毛泽东的思想构成和思维方式均颇为复杂，他不乏敏锐的直觉，也有很多自我抵触乃至否定。他对精英化的忧虑与反感，体现在两个重大决策上，即将精英知识分子下放到“五七干校”，以及强制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可是，他的自相矛盾亦从中充分地显现出来。
那些长期生活于都市、学院的精英知识分子，对“五七干校”经历的感想很值得探究。他们既把它视为一处难以磨灭的精神创伤和一段虚掷时光的荒废生命，又怀着某种复杂的对自我救赎的正面肯定。比如说原《诗刊》主编杨子敏在回忆中说：“我们在向阳湖干活，绝大多数在当时都是主动的、积极的，不完全是勉强，而且从中也体会到了劳动的愉快，创造的快乐。不少文化人初到农村，既不会料理自己的生活，也不懂农活，但说起来都是搞文学的，号称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要表达农民的喜怒哀乐，却连农民最基本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都不了解，和农民的感情怎么交流、沟通？这无论如何不是优点而是缺点。做了文人，并不等于就成了贵族，如果说农民一年到头干活受累是应该的，文人干了三五年就是罪孽，我不同意这种认识。知识份子为甚么就不能参加体力劳动，真的就高人一等？”由此可见，这些精英知识分子和那些声称“到民间去”的前辈一样，面对农民和乡村，心理上总有沉重的“原罪”的阴影。这种道德负担，也是精英知识分子在革命浪潮中失去领导地位的一个主要因素。
然而，钱锺书的夫人杨绛在《干校六记》等著作中的描写，又活灵活现地显示出农民与乡村对这些拿工资的“空降”精英知识分子的“见外”：“我们不是他们的‘我们’，却是‘穿得破，吃得好，一人一块大手表’的他们。”韦君宜在反思性的《思痛录》中，也提到了“五七干校”的矛盾性，这和前面所述的毛泽东思想上的自相矛盾一脉相承。
可以说，精英知识分子的下放主要是一种暂时性象征性的惩罚性行为，是毛泽东对他们潜在的妒恨情绪的发泄，也是政治权力的恫吓性展示，所以还为他们保留了一定的待遇，并讲明有“回去”的可能。而“上山下乡”运动，则与毛要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乌托邦理想密切相关。很显然，这个“社会主义新人”应该在农村的广阔天地中锻造，应该和农民建立起亲缘关系。然而，在坚持强化城乡二元体制的背景下，毛泽东以政治权力胁迫的方式幻想推动城市知识阶层与乡村农民之间的沟通，最终竟然起到了相反的作用。在大中城市里成长起来而被迫踏入农村的知识青年，既享受不到精英知识分子的物质待遇，体会到的亦绝非美好的田园风光和良善民俗，不但未能缩短与乡村的思想距离，反而可能加深了他们对农村、农民的鄙薄、嫌恶甚至敌意。⑧
毛泽东时代告终之后，作为对“极左”的反动，精英化思潮逐渐回流。在短暂的商业社会转型带来的物质阵痛之后，随着“知识改变命运”、“专家治国”等口号的广为接受，学院和精英崇拜的话语霸权重新确立起来。大批知识分子在度过一段“脑体倒挂”的经济困难期之后，迅速蜕变为名利双收的既得利益阶层。其中的一部分人更是通过“与国际接轨”，摇身为新型的“知识英雄”。⑨于是，知识阶层和农民的境遇差距更加悬殊并固着化，之前的道义愧疚感也变得日渐单薄，甚至变成觉得理所应当。假如说古时也存在“劳心者治人”的理念的话，那么，今天最可怕也最可悲的是，在精英知识分子们制定的教育产业化规则之下，黄炎培当年所说的教育的“贵族意味”愈发浓重，基层农民子弟因财力匮乏之故，越来越难以通过就学来挣脱低收入、低教育的恶劣循环。而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即便在就业率低下的情况下难再自命为“天之骄子”，也往往视毕业后回到小城市的故土为挫折或畏途，又遑论重返回馈乡村？
城市知识人与乡村农民的断裂，现今可谓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地步。在如此的大背景之下，我们看到当今中国的主流文化的“三不知”，便可知其来有自不足为奇了。虽有一些知识人出于良知或责任感，对这种断裂表现出了质疑、忧虑或愤怒，但如何来弥合改正，仍是一个不易解决的高难课题。但是，对中国的前途而言，这又是一个必须寻找答案的关键课题。
附注：
①尽管中国大陆的官方历史教育把所谓“封建时代”的州县以下地方官吏都笼统视为中央权力用来掌控并汲取地方的工具（常用的词语是爪牙或鹰犬），但事实上，在帝制时期，尤其是大一统朝代之下，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并不能如此轻率概括。地方官员在很多时候，反倒会以维护底层利益的抗上者和关注农民疾苦的代言人形象出现。何炳棣在《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中写道：“若干材料说明从17世纪晚期到18世纪，地方官一般都站在百姓一边，在每五年一次的编审中尽力防止原有丁额的扩大。”他认为，这种做法有助于官员在地方博得影响和名声，而这一“善举”或“德政”被刻上墓志铭，个人传记被归入循吏传，无疑是他们所追求的最大的光荣。梅尧臣的诗作也是这种传统深远的政治伦理的体现。另外，从现实角度来说，在地方“小政府”的管理体制下，一位外来的官员要想顺利渡过任期，并为自己的仕途前景考虑，也要多少考虑当地人的利益，特别是听取乡绅望族们的意见。
②见杨齐福《科举制度的废除与二十世纪初中国文化的演进》。罗志田亦引章太炎所说：“……以是为学，虽学术有造，欲其归处田野，则不能一日安己。自是惰游之士遍于都邑，唯利禄是务，恶衣恶食为耻……与齐民已截然成阶级矣”，“自教育发起智识阶级名称之后，隐然有城市乡村之分”。（《清季社会变迁与民国政治》）这些反思科举制度兴废问题的论述，对扭转过去的种种简单粗暴之定评无疑具有开拓性意义。
③佐藤慎一在《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中提到，最早和传统的士大夫产生区别的新型知识分子，应该是洋务运动时期的王韬、郑观应等人，他们被称为“条约港知识分子”。不过，这些“新鲜人”的共同特点是“在幼年时代为科举考试而砥砺学问”。事实上，即使到后来，新的知识阶层已经彻底取代了士大夫的地位的情况下，他们中间的很多人仍然赶上了在童蒙时接受规范的传统教育。比如，“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者蔡元培曾是进士，激烈反对传统的陈独秀则是举人。随着科举的废除，这样的知识分子不会再有。然而，有趣的是，在逸闻掌故中可以看到，他们对这种“功名”资历沾沾自喜，视为比其他“新”知识界人士可资骄傲的本钱。这除了表明他们内心世界的复杂性之外，也显示在对科举铺天盖地的表面化攻击否定后面还有更深层的东西。
④根据1931年的数据，大学生中只有约五分之一来自乡村，而中学生则有一半左右，中师更上升为70%以上，有的学校高达90%。见丛小平《通向乡村革命的桥梁：三十年代地方师范学校与中国共产主义的转型》。
⑤刘昶的《革命的普罗米修斯：民国的乡村教师》是另一篇对此问题极有见地的论述，他引用学生丁留宝的统计，称1931年前安徽的381个中共党组织中，已知身份的178名负责人内有119名教师，这个比例具有普遍性。刘文还提到，1925年，中共专门通过了一项《乡村教师运动决议案》，鼓吹“首先注意于在乡村中智识比较进步而有领袖地位的乡村教师，提高他们的觉悟程度，介绍他们加入我们的团体。”
⑥徐中约在《中国近代史》指出，中共早期两大领袖陈独秀与李大钊，前者浓重的城市精英知识分子色彩自不待言，后者则受俄国民粹主义影响，更加重视农民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作为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他可能激发了毛泽东的思维。
⑦由于有反右和文革的事实为证，很容易令人将中共，特别是毛泽东的态度概括为“反智”。比如佐藤慎一认为：“与中国的王朝体制以知识分子支配为特征相反，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曾一度以反知识分子为特征。”但是，问题可能远没有这样简单。台湾学者罗晓南在《当代中国文化转型与认同》中指出，毛虽然严厉批判科技官僚，却相当迷信征服自然的科技意识。
⑧这个结果毫不稀奇。丛小平转引孙思白的《北京大学一二九运动回忆录》描述，城市大学生组织下乡宣传抗日，即使他们丢掉学生的优越感，改变穿著，尽量接近农民，但农民仍然不懂他们的语言，认为他们的宣传与自己切身生活无关，对他们非常冷淡。同时，农民的生活状况对他们有相当大的震动，使他们意识到自身与农民之间似乎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
⑨许倬云指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成分和功能的转变上，已经导致他们和社会大众之间“横亘了一条深广的鸿沟”。因为他们疏离于中国的社会，“有些人也疏离于中国文化的根源”，其行为和类型“遂有第三世界知识边缘人的特性”。这种特性在当今中国大陆的经济学界表现得最为明显。
2005年冬初稿
2008年夏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