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上午是“南沙中欧文化论坛”的总结，以在座的专家之多、领域之广，发表的各种见解、议论之深入和精辟，要进行总结是十分困难的。况且，在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意义上，真正的对话和讨论是不可能有结论的。对于“21世纪的中国、欧洲与世界”这样一个宏大的、正在展开的论题，至少我个人无法形成一个概括性的认识。下面所说的，更多是我参加这次盛会、聆听许多高言谠论之后的感想。因为昨天傍晚才知道要作一个发言，所以未能从容准备，不当之处，请大家指正。
我想说的第一点，是对话有各种方式。会议讨论或其他方式的语言/人际交往当然是对话的一种方式，但在现代中国，中欧对话其实是一项基本活动和日常行为。尽管我们可以广义地把中欧对话追溯到16世纪中国和葡萄牙有关通商的交涉和冲突，但应当说，中欧之间比较全面的接触和相互认知还是从19世纪中叶开始的。有一个值得重视的历史现象，那就是明末时满清铁蹄踏遍中原大地，汉族士大夫痛感亡国亡天下，但当时他们并不感到华夏文化必须否定。像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这样的大儒就从未失去文化自信，且处处明示贵华贱夷的态度。相反的是晚清以降，中国在遭遇欧洲时确实一败再败，不过版图仍大体完整，中央政府依然有效地保持着对绝大部分人口和土地的控制，然而，先进的知识人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认为中国武器不如人、制度不如人、文化不如人，终至丧失全部文化自信，尊西趋新之风持续一个多世纪。在一次次学习欧洲、改造中国的运动中，欧洲不再是遥远的西方、陌生的“他者”，它的若干理念、制度、符号等不断整合到中国社会文化乃至日常生活之中，深刻地内化为变革中国的力量和要素，参与着现代中国重新塑造。每一场重大的社会/政治运动，每一种重大的思想/文化主张，都有其特定的欧洲起源，自由主义、民主运动、平等主张、革命哲学等这些欧洲特产都不同程度地在中国落地生根并为一代又一代优秀的、坚忍不拔的中国人付诸实践。中国的“欧化”发展到今天，我们已难已在经济方式、科学技术、政治体制、文化风格等领域清晰地划出中欧界限。我们知道，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基本问题是如何处理古今中西，但是，古今中西四大成分不是并列的，今胜于古、西优胜于中几为国人所共识。近代欧洲的若干社会理想、价值取向、文化修辞，如法国的自由平等理想和大革命的暴力实践、德国古典哲学和马克思的历史理性、英美的自由主义理念与制度、苏俄的政党组织和意识形态等等，都经由中国人的翻译和转换而成为现代中国的一种要素和资源，“现代中国”再也不是“古典的”、“纯粹的”中国。用一种夸张的语言，我们可以说，现代中国每日每时地都在进行着中欧对话，即使是一个独白式的话语，欧洲也始终是一个或隐或显的在场。甚至致力于保存发扬中国传统价值的文化保守主义，其思想论说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欧洲哲学构造的。比如唐君毅先生（1909—1978）、牟宗三先生（1909—1995），其要弘扬的价值理想是儒家的，但其理论架构和论述程序却来自康德与黑格尔。可以肯定地说，就一般公民而言，中国人对欧洲的了解，已经超过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一个中国的中学生都能背诵几段莎士比亚和马克思；
一个中国的大学生基本知道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拿破仑战争；
二战以来，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对纳粹德国和希特勒有基本的了解。这种情况固然表达了经济社会相对落后的国家勇于自我否定的学习热情，同时也提示着我们在进行中欧对话时要注意到，这个“中”已经是包含许多“欧”的中国。
我想说的第二点，是对话需要前提。在2005年金色的秋天，我们会聚南沙举行“中欧文化论坛”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88年前的秋天，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它使得已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中欧对话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840年以后，学习欧洲已是先进中国人的共识，但学什么？如何学？争论很多，国人莫衷一是，“十月革命”标志着作为一个整体的欧洲“一分为二”，一部分中国人从此确立了学习社会主义的苏俄而抵制资本主义欧洲的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走俄国人的路”，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紧接着又以“一边倒”的国策与欧洲世界保持着深刻的对立。但从50年代末的中苏矛盾到70年代后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中国的外交政策逐步走出僵硬对立的两大阵营，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中欧洲、关系，70年代初期，欧洲国家纷纷与中国建交，这就为80年代的开放埋下了伏笔。冷战结束后，分裂的欧洲合二为一，中国也基于惨痛的历史教训而打开国门，再次确认欧洲的“先进性”，不断增进与欧洲的经贸合作、文化交流。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建设民主政治意愿的明确，中欧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少。这里可以引用曾经吸取过欧洲理念又严厉批判欧洲资本主义的毛泽东的一句诗：“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大同的世界仍遥远，中欧之间也会有矛盾和冲突，但可以肯定的是，中欧将在对话、协商、妥协的过程中走向越来越多的合作与配合，两个古老的文明将携手推动人类文明主流。我想强调的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友好合作，部分地取决于各个文明自我更新。以法德为例，二战以后德国之所以选择合作的道路，是由于两次大战使德国内部狭隘的民族主义、极权主义灰飞烟灭。我们知道，近代德国文化在统一与自由、总体与个体等基本问题上充满着一系列的紧张和冲突，一面是理性主义、世界主义、和平主义的“歌德的德国”，一面是非理性主义、种族主义、极权主义的“希特勒的德国”；
一面是文明的“魏玛传统”，一面是黩武的“波茨坦传统”。两次大战失败后，德国文化中光明的一面终于取代黑暗的一面，在希特勒“千年帝国”的废墟上，德法和解的基石牢固树立。在法国这一方，反德情绪也很深厚。我们都读过1871年普法战争后法国作家都德（Alphonse Daudet，1840-1897）的《最后一课》，在深深感动于这种悲怆的爱国感情的同时，我也会不自觉地想到中国的一句古语，叫“冤冤相报何时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凡尔赛和约》体现了法国的复仇情绪，包括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在内，西方的有识之士都认为其条款过于苛刻。当时还在长沙读书的毛泽东，也就《凡尔赛和约》写过几篇文章，认为不出20年，德国就会报复。后来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4号上午，法国朋友说，创立北大西洋组织和欧共体的目的之一是“管住德国”，应当说，只有从“煤钢联盟”到“欧共体”这种和平发展、共荣互进的体制和方式，才是“管住德国”的不二法门，也为全世界化解恩怨、共同发展提供了一个典范。无论是中欧关系的演变，还是法德由敌人而伙伴的转变，都说明文明的人类越来越有智慧，越来越能驾驭自己、取信对方。正如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Juergrn Haberma）说的，对话意味着对话的双方有一系列共同的预设和前提，有一个理想的言谈意境。显然，这一情境的获得需要对话双方的自我努力。假如中国现代依然“阶级斗争为纲”，则中欧对话难以进行。不再进行姓社姓资的争论的中国，已经拥有了与欧洲对话的能力。
我想说的第三点，是对话蕴涵着多样性。这次论坛是富有成果的，来自欧洲的政治活动家和专家们，详细介绍了欧盟的创立发展过程及其相应的社会政策，斯洛文尼亚前总统米兰·库昌(Milan Kucan)先生特别介绍了斯洛文尼亚加入欧盟的过程和意义。所有这些都更新了中国对欧盟的认知，而中国专家的发言和提问，也会有助于欧洲朋友对中国的理解。但是，至少中国专家认识到，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政治制度与欧盟各国还有很大的不同，欧盟在国家关系上的经验也不能套用到中国的外交政策比如中日关系上来，中欧之间真正有效的对话和相互理解还有待进一步展开。这就提示我们，历史文化多样性的问题特别值得重视。正如欧洲议会议员、制宪大会成员让路易·布朗热(Jean-Louis Bourlanges )和巴黎十大教授莫利维耶•多尔( Olivier Dord)先生指出的，欧盟内部也面临着如何尊重属于欧共体的国家自己的多样性，又维护文明和政治的统一性问题。如果同属欧洲文明的欧盟各国都有这个问题，那么在具有不同历史文化的国家之间，这一挑战就更加严峻。现代中国的历史，在一定意义上就不断把自己置于文明的发展历程中、走进普通历史的历史。马克思的唯物论观以人类社会的普遍发展规律为原则，认为中国的落后不是因为中国与欧洲在文化上的不同，而是历史发展阶段上的先后之别；
80年代重新开始的现代化运动，也预设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化的普世模式，这一历史建构的目的在于把中国置于与欧洲相同的发展路线上并意欲赶超。在全球化浪潮日渐澎湃的今天，我们当然不会拒绝政治民主、市场经济、多元文化这一文明主流，但在此过程中，如何尊重并维护文化多样性，欧盟的理想和实践对中国启发很大。一方面，如果没有多样性，没有自己的文化传统，不但世界日趋单调划一，中国人的生活意义也将逐步丧失，人性的深刻性、丰富性也缺乏源泉活水；
另一方面，不但德国19世纪反西方的“普鲁士道路”蜿蜒曲折地通向奥斯威辛集中营，实际上造成了德国的浩劫，而且“国情特别”、“国情不同”等等也是现代中国夜郎自大、维护非民主体制的一个合理借口。真是进亦难，退亦难，然则何时而不难？则必待遵守经济、政治、文明的共同规则而又守护文化与生活世界的差异性。没有自主性的文化不具对话的资格，不能平等地对待他者的文化也不能进行对话。令我们感觉沉重的是，黑格尔可以通过“扬弃”而轻松地统一普遍和特殊，但我们今天要统一普世价值和中国特色却绝非易事。前面说过，现代中国的各种政治理想，社会运动、文化风格几乎都有欧洲的起源，但它们再进入中国后又无不打上中国烙印，其间当然不乏现代中国人立足于现实面向世界的创造，同时也有原教旨式的借欧洲观念扭曲中国现实、实用主义地以传统毒素污染欧洲符号的惨剧。现在看来，在多样性问题上，有两点必须注意，一是不能以民族国家为多样性的惟一单元。文化共同体与政治共同体虽然关系密切，却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现代国家通常具有取消文化自由、以政治统一性强制文化统一性的特点。一些前现代威权国家的文化政策，对内是把某些狭隘的民族利益、阶级利益、集团利益放置在普遍利益之上，或径直把民族利益、阶级利益和集团利益等同于普遍价值并予以“神化”；
对外是强调民族国家的特殊性，拒绝全球普世价值。内外贯通，这些国家以一种“特殊”为民族国家的“普遍”而掩护其他任何的“特殊”，其所成就的“国家文化”既无普世意义也无助于维护多样性。所以民族国家不是文化多样性的唯一单元，种族、地域、社群、阶级、性别、世代乃至个体等等都是文化多样性的不同单元。二是不能以全球化为多样性的对立面。全球化固然弱化了民族国家的控制职能，但对一个相对封闭落后的专制国家来说，全球化也可能通过缩小国家限制国民的权力范围和深度，释放小群体和个人的自由空间，从而可能增加文化的多样性。一方面某些普世性的国际惯例和制度的约束力、国际共同体的舆论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又能够保护或缓和各种针对“异端”和“边缘”的压力；
另一方面，全球市场的冲击导致意识形态型国家的逐渐放松其强硬的意识形态立场，或冷却其意识形态狂热而实现文化的世俗化、商品化，在一定程度上消解其文化原教旨主义，这就可能为受压制的少数种族文化或同一种族内部亚文化的恢复和重建而挪出一定的空间。在此意义上，全球化不但不与多样化对立，而且打开了此前被国家意志刻意封锁的外部世界的形象和观念，展示了一个广阔的选择空间，使得政治共同体内部原本受到压抑的种种亚文化群体能够在国家控制之外传播自己的文化，在一统政治权威和意识形态内部争得若干缝隙伸展和抬头，进而反抗借国家力量推行的文化、价值和生活方式。在这个意义上，中欧对话首先是为了中国自身的改革和发展。
历时四天的论坛今天结束了，相对于中欧对话这样一个范围广阔而又事关重大的论题，我们的讨论远远不够，尤其是中国方面的专家还不能充分展开中国经验，但短短四天中表达出来的各种观点和意见，已足够我们双方消化相当一个时期，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无数，这是中国的古语，我们期待着第二、第三次中欧文化论坛。奥利维耶·多尔先生说过，每一次接受新成员的时候，欧盟都要走向一个一体化的新阶段。依此推论，每次中欧文化论坛，也将毫无疑问把中欧对话推向一个新阶段。人类生生不息，文明光景常新，不同文明的对话也必将具有永恒的魅力。让我们保持对这四天讨论会的亲切记忆，让我们怀抱对下次论坛的乐观展望。
（2005年10月7日上午在欧华学会、法国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等主办的“中欧文化论坛”总结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