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韦伯格为网易撰写地缘政治和中美外交政策专栏。之前他先后担任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民主党主席顾问，负责中东和北非事务的咨询工作，后任美国国务院政策制订助理，负责为美国国务卿在国际沟通和长期战略制订方面提供建议。目前他是麻省理工学院安全研究项目成员。
提要：中国和美国率先垂范，提出“太平洋能源公约”，通过调整两国国内的交通体系，让消费者能够在汽油和酒精类燃料之间进行选择，以此实现共同的利益。
国际原油价格自去年夏天以来已经大幅下跌。但中美两国领导人并不能就此放松，将来的油价仍然可能高到威胁经济稳定的地步。
中美两国经济仍然不稳定地依赖于进口石油，其价格由国际市场决定。石油生产国在政治上反复无常，比如他们会觉得需要重新谈判或者想收回原本用于能源基础设施设施的投资，这些也会影响到我们进口石油的价格。
与此同时，并无太多迹象表明最近石油价格的下跌（虽然幅度可能很大）未来会持续很长时间。考虑到简单的供求规律，我们不免会担忧：目前的产能虽然因为经济危机而过剩，但事实上它并不能满足未来几年的全球经济需求，中国和印度这样的新兴经济体要长期增长，需求暴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对于各国实现经济复苏将会是灾难性的，中美两国领导人必须仔细思考如何去规避这一风险。
一听到“规避风险”，我很自然地就想到了“保险单”。我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保险政策正是我们的经济所需要的：它是一种有计划的、主动性做法，可以减少油价大幅度、持续地上升对国家经济造成大规模的破坏。
我认为，此类保险政策中最可行的办法是为消费者提供“燃料选择”的机会，意思是说一旦汽油的价格贵得让人望而却步，消费者可以相对容易地为汽车换上汽油代替品，比如乙醇或者甲醇之类的酒精类燃料。
即使汽油的价格在去年夏天最高价位的一半徘徊，乙醇和甲醇都会成为两国消费者一种更加节约的汽油代替品。虽然还应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但是初步结果已经显示，我们知道汽油之类化石燃料的排放物会对环境造成可怕的影响，而上述两种燃料对环境的危害与之相比都会轻出许多。而且从战略上看，要给汽车、飞机和重工业提供动力，酒精类燃料是比进口石油更为可靠的选择。因为它们可以从农作物和煤中提取出来，而如果需求上升，甚至可以从垃圾里提取。
很显然，在这个汽油价格可能失控的世界，能选择换用这种燃料将十分吸引人。但是，这只是市场不能适当自我调节时的一种情况。相反地，政府在解决一个紧迫的困境时先要进行协调。
一方面，因为加油站没有把握是否会有大量的顾客在车辆上安装使用酒精类燃料的设备，所以他们缺乏安装出售酒精类燃料加油泵的动机。另一方面，能使用任何比例的汽油混合物或者酒精类燃料的汽车需要安装价值100美元的芯片，如果消费者不知道他们家附近的加油站很可能提供这种需要多花钱才能消费的新燃料,他们也缺乏去买这种车的动机。
然而，高瞻远瞩的政府可以通过对生产这种芯片给与补贴，以及命令加油站逐步采用混合燃料的加油泵等方法，解决这个难题从而获得巨大的潜在利益。看一看巴西，为了应对1973年的石油危机，巴西实行了一个计划，下令使用混合燃料车。20世纪70年代初，巴西80%的石油依靠进口。而现在，巴西公路上大约90%的汽车可以选择使用汽油或是乙醇，而乙醇大多是从自家所种的甘蔗中提取出来的。当美国和中国这样的国家在为昂贵的石油大掏腰包之时，巴西的消费者却未受高昂油价的影响，过着舒服的日子，因为他们可以用酒精类燃料来代替汽油。
经济危机时需要勇敢的领袖。减除不必要的成本绝对是这种努力的一个重要部分，另一个部分应该是为未来设计一套方针，促进创新、使经济免受潜在的、严重的结构性风险的影响。
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可能这样做的办法之一就是，中国和美国率先垂范，提出“太平洋能源公约”，通过调整两国国内的交通体系，让消费者能够在汽油和酒精类燃料之间进行选择，以此实现共同的利益。
有了中国和美国的率先推进，印度、韩国和日本这些依靠进口石油的国家毫无疑问将会加入进来，在现代混合燃料经济更为可靠的引擎驱动下，为区域的发展建立一个更加稳定的基础。
(本文来源：金羊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