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云南牢头狱霸殴人致死一事———“躲猫猫”事件，我重温了清初散文家方苞的《狱中杂记》，他是我们安徽桐城人。方苞因为给好友的书写序，身陷文字狱，被押进刑部大牢。初定绞刑，后被营救释放。《狱中杂记》是他在监狱的所见所闻。
作者说，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三月，监狱每天有三四个犯人死去，被从墙洞里拖出去。一位在押的知县告诉他：这是瘟疫发作啊。现在气候正常，死的人还不多，往年每天十多人。原因是牢房没有窗户，关押的犯人却有二百多人，尿屎味同食物气味混在一起。贫穷的犯人在地上睡觉，很少有不生病的。奇怪的是，大盗们往往精气旺盛，鲜有死去的，死去的都是罪轻的人或者证人。
方苞纳闷地问，刑部监狱为什么关押这么多人呢？那位知县犯人告诉说，官员和小吏们关押的人越多，越有利可图。与案件稍微牵连，就想办法弄进来，戴上脚镣手铐，让他们痛苦不堪。然后劝导他们找保人。搞来钱，官和小吏就瓜分了。有钱人出几十两银子，就可以去掉脚镣手铐，并住进好房子。贫穷无依的犯人，戴上刑具关押，作为标本，警告其余的犯人。结果，罪轻的、无罪的遭受枷锁之苦，重犯反到住在外面。
方苞问小吏：狱吏跟犯人没有什么仇恨，不过希望得点财物。如果确实没有，就宽容宽容他们，这不是善行吗？回答说：这是立下的规矩，不然人人都会有侥幸心理。又有人问：犯人贫富不一样，何必按出钱多少，分别对待呢？回答是：没有差别，哪个肯多出钱呢！可以看出，狱吏们对于潜规则，奉行执法必严的原则。
有些奸狡的人，长期关在监狱里，同狱卒内外勾结，很能捞钱。有个杀人犯，每年能弄几百两银子。康熙四十八年，他被大赦出狱，失去了好营生。几个月后，同乡有人杀人，他就代替那人承担了罪名。因为按照法律规定，不是故意杀人的，不会有死罪。康熙五十一年，他运气不好，又遇上大赦，被发配到边疆戍守。他遗憾地说：“我再没有机会呆在这里来啦！”他几次写呈文，肯求推迟发配，没有得到批准，让他很失望。
看完清代狱中见闻，我在网上搜索当代狱中见闻，看看监狱或类似机构有无变化。下面是搜索的一些结果：
上海的韩寒，类似当年的方苞，也是著名作家。他在博客转载了篇记实散文———《嫖娼启示录》。韩寒说这篇文章的真假没有经过核实，但类似的过程他听到过不少。
故事是这样的：作者的一个朋友，经不住诱惑被小姐拽上床，被北京的公安拘押起来。本来以为罚款就行了，谁知不仅拘留15天，而且可能直接转收容教养半年。托朋友打听，说要花15万，还最少要在收教所待3个月。律师朋友说，现在是年关，警察任务比较重。任务完不成，直接影响他们的考评，所以没人敢放。
令人拍案惊奇的是，这位在北京犯事的色友，不知为何，被转移到河北邯郸的收教所———据说是收教所从北京买的。个中原因是，在河北嫖娼不算个事，派出所直接罚款5000元放人。收教所在本地搞不到学员，为了创收，只好从北京购买。这次买来的160个学员中，有16个是画钩的，意思是这16个人是可以出钱的。故事的结局是，大家花了12.07万元，将人捞了出来。
这个故事，如果方苞听见，他会觉得是康熙五十一年间发生的。
下面这个故事，是中央电视台报道的：四川省阆中市第二看守所4名在押犯，打伤干警逃出看守所。盖子揭开后发现，这个看守所的在押人员，得经常出去卖酒。酒是看守所自己酿的，几乎每个人都得出去卖，挣的钱交回看守所。看守所规定，卖酒超过25公斤，可以出去玩一天。有时，在押人员卖酒，警察根本不在场。除了外出卖酒，警察心情好的时候，还带着犯人去娱乐场所按摩。
这个故事，方苞没讲给我们听。他可能没见到，或者没想到。云南躲猫猫事件，如果讲给方苞听，他可能这样想：
李荞明和其他5个村民在山上偷砍几棵树，被晋宁县森林公安收押，是因为“官员和小吏们关押的人越多，越有利可图”。纵容牢头狱霸行凶，是“让他们痛苦不堪。然后劝导他们找保人。搞来钱，官和小吏就瓜分了”。李家一直不交保，当然不能宽容———“不然人人都会有侥幸的心理”。犯人贫富不同，必须差别对待———“没有差别，哪个肯多出钱呢？”
至于弄死人，并上了互联网，这倒是牢头狱霸和方苞们万万没想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