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国民党带着一大批黄金和财宝仓皇败走台湾，在当时无论武器设备还是财政资金，国民党都比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要充裕很多，优势明显，为何仍然在这一年惨遭失败呢？关于原因，曾担任蒋介石机要秘书的陈立夫在回忆录中曾经提到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军事上失败，在日本投降后并没有收留大部分残留的游击部队，而间接便宜了对手；
二是财政政策失败，用各种手段掠夺老百姓的财富，致使老百姓成了无产阶级，失去了民心，动摇了统治的地位。他认为，这两大原因是为何要撤到台湾的关键。
一、内忧外患的经济状况
（一）内忧：失败的财政政策
应该先给予肯定的是作为当时财政部长的孔祥熙在前期还是出台了不少较好的财政政策，例如解决确定地方预算、整理地方财政、整理田赋减轻附加、废除苛杂改良税制和土地陈报、整理币制救济农村金融等案，客观上起了“稍苏民困”的作用。而在后期，财政政策越来越不得民心。
陈立夫在回忆录中特别提到两项极其错误的财政政策，一是黄金储蓄券六折还本。意思是，发行黄金储蓄券，收回老百姓手里的黄金，然后按照六折价格还给老百姓。二是发行美金储备券，购买者多为华侨爱国人士，熟料后期，宋子文在换取华侨美金后不予兑换，丧失海内外华侨的民心。
鉴于法币恶性膨胀，国民经济面临崩溃之势，国民党政府于 1948年8月19日再次进行币制改革。规定金元为本位，开始发行“金元券”（每金元含纯金0.22217克），以一比三百万的比率，收兑急剧贬值的法币。然而金元券却以更快的速度膨胀，前后不到十个月，发行总额达1，303，046亿元，比原规定的发行额20亿元增加六万五千余倍，物价比币改初期上涨一百七十万倍。兑换额由原来1美元兑4金圆券立即贬值五倍，降至1美金兑20金圆券。
自此金圆券价值江河日下，一泻千里。当1948年底开始准许以金圆券兑换金银外币时，全国各地立即出现数以十万计抢兑人潮。至1948年12月底，金圆券发行量增至81亿元。至1949年4月时增至5万亿；
至6月更增至130万亿；
比十个月前初发行时增加二十四万倍。金圆券钞票面额不断升高，最终出面值一百万元的大钞，但仍不足以应付交易之需。至1949年5月，一石大米的价格要4亿多金圆券。各式买卖经常要以大捆钞票进行。由于贬值太快，早上的物价到了晚上就已大幅改变。后国民政府迁到广州后曾继续发行金圆券，但其价值已接近废纸，到了7月3日，广州政府宣布停止发行金圆券，改以银圆券取代，结束了金圆券的历史。
民国三十八年七月四日开始发行了银元券，而银元券实际上是全无准备金的空头票子。中央银行所存的一些黄金、白银及各式银元、外汇等早被蒋介石运往台湾。中央银行只印刷银元兑换券，也从未能铸造新银元。银元券一出台，民众也早就透彻地认识到这是国民党政府的绝命票子，也是又一次采用更换币种的手法来掠夺人民的血汗，民众纷纷拒用。而且国民党的残兵败将仅在南方数省的部分地区苟延残喘。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银元券成了废纸。
发行金银元券，造成的恶性通胀令民间经济陷入混乱，特别是城市的中產阶级所受的经济损失极巨，令国民党失去原来最重要的支持者，亦是国民党在国共内战中迅速垮台的重要原因。
（二）外患：东京金融圈的垮台
在八年对日抗战中，诸如被掠夺的银行金银和被破坏的产业交通设备等，以一九三七年七月的美元币值换算，即达3133013.6万美元之巨。而该年度的日本政府一般会计岁入乃为77000万美元，如以此金额充抵赔偿，则需要经过将近半个世纪岁月才能偿还这笔巨债。
据联合国救济总署统计，一九四五年战后至一九四六年，中国有饥民三千万，灾区十九省。旷时日久的战争致使国力耗竭，民穷财尽。战后，经济复兴面临着百废待举的景况。经济衰敝最明显的徵象是财政失衡。仅一九四五年上半年，军费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61.05%。当年财政总收入3,350亿元，支出12,900亿元，赤字达74.1%。一九四五年七月，趸售物价指数已达235.922，比一九三七年上半年上涨了2,359倍；
零售物价则上涨了2,619倍。通货膨胀已经成为经济复兴建设的最大障碍。
与此同时，由于以战争为主线的日本战败投降，其国内经济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崩溃，并且波及以东京为政治、经济中心的亚洲共融国，导致周围国家的国内经济瞬间崩盘，工厂停工、企业主破产、基础建设遭到破坏、大量人口面临失业，经济萧条，民不聊生。
二、各怀鬼胎的钱权豪夺
1、贪腐的四大家族。在谈到国共两党的成败得失时，不免会提及国民党的贪腐问题。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在垄断了金融、实施“法币”政策的条件下，使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得以加速膨胀的。而孔家则在借公营私、亦官亦商、因利乘便的情况下，成为国中的豪门首富。
国民党在大陆的败退，美国一些政界人士强烈认为是国民党贪污腐败所致，他们送给蒋介石的几十亿美元的军援，都被国民党贪污了。当美国总统杜鲁门得知与他较劲的宋美龄在美的活动有孔祥熙3000万美元支持时，吃惊不小的总统立即下令他的联邦调查局查清孔祥熙财产的来源和数量。总统跺脚大骂：“他们（指孔宋）全都是贼，没有一个不是贼……他们从我们送给蒋介石的38亿美元中偷了7.5亿美元。他们偷了这些钱，把它投资在圣保罗的房地产中，有些就投资在纽约这里！”
经调查，“四大家族”在美来历不明的非法财产有 20 亿美圆，还不包括在美银行保险库里来历不明的古玩、字画、珠宝、黄金。抗日期间美国援华的金钱和物资，被四大家族贪污 7.8 亿美圆，其余大部被国民党其它各级官吏贪污，用到前线的只有10%，利用特殊途径长时间在美搞投机倒把偷税金额达到 8 千万多万美圆。
从这些资料可以窥见，国民党之所以败亡，就在于其上下均有的私利意识。无论领袖、军官还是士兵，无不是为了谋取一己之私，罔顾国内的状况和民生，只想掠夺得更多以据为己有，追求实际利益，看重私物而轻不动产，意不在于天下而在于个人利益，怎能成功？
2、腹背受敌的政府。国民党败亡还在于时运，当时，国内的几股其它政权都把矛头指向唯一合法政府——蒋介石的南京政权。如：张勋复辟的封建政权、北洋政府、李宗仁任绥靖主任的广西政权、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即福建人民政府）、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伪满洲国以及华北五省自治政权等。这几股力量不时给蒋介石施加压力和发动对抗战争，使蒋介石四面受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成了人人得而诛之的重点，异常狼狈。
这段历史也再一次有力证明，一个得不到人民信任、不重视民生、只顾私利的政府不会获得民心，更不可能长久坐稳江山，即使它有多强大也只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必将逐步走向失败。在蒋介石仓皇逃亡台湾60年后的今天，这些启示仍然历历在目，给我们带来了深远的警示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