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在文坛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如何评价他对文学的贡献?

“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人一走,茶就凉……”

这是脍炙人口,传唱全国的样板戏《沙家浜》的片段,可以说家喻户晓无人不知,尤其是“人一走茶就凉”已经变成了大众俚语。作者就是大名鼎鼎的著名作家汪曾祺,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汪曾祺属于典型的大器晚成,1997年去世后,每年都有几部作品出版,销量出乎意料的好,是个去世后出版作品量远超生前的作家。著名文学评论家王干认为汪曾祺就是一位被忽略的大师。原因是长期以来汪曾祺游离于新文学的评判标准之外,而新时期以来的西方现代主义热潮又将他置于边缘。

1980年《受戒》发表以后震动文坛,汪曾祺的作品让人们惊异:“小说还可以这样写!思想还可以这样来表达!散文还有这样的样式!”马风说:“真正使新时期小说步入新的历史门槛的,应该是手里擎着《受戒》的汪曾祺。”(马风《汪曾祺文化人性研究之四》)

改革开放前,“宏大叙事”、“英雄史诗”支配了文学创作,属于革命现实主义,注重审美和个人情感的文学被压制。改革开放以后形成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文学潮流,接着就是深受影响欧美文学影响的现代主义蓬勃兴起,马原、刘索拉、莫言等等作家横空出世。偏偏汪曾祺就是文坛的一股清流,不同凡响异于他人,用汪曾祺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发表这样的作品是需要勇气的”。

北大教授严家炎曾把汪曾祺比作最后的京派作家,在其《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中称汪曾祺的写作特点“大体也可看作废名、沈从文影响之下的京派小说的一般特点”。京派作家的基本特征是关注人生,但和政治斗争保持距离,强调艺术的独特品格,纯粹的为艺术而艺术,主要成员有周作人、废名、沈从文、李健吾、朱光潜等。汪曾祺的老师就是沈从文,沈从文很看重这位高徒,还评价他的文章写得比自己好。1941年2月3日,沈从文给施蛰存写信:“新作家联大方面出了不少,很有几个好的。有个汪曾祺,将来必有大成就。”

汪曾祺出生于江苏高邮一个士大夫世家。祖父是清朝末科拔贡,教汪曾祺读古文,习书法。汪曾祺的父亲是个画家,弄各种乐器,弹琵琶,拉胡琴,笙箫管笛,无一不通。汪曾祺从小受到的是明清以来典型的士大夫修养和情趣的影响,他在《自报家门》中分析道:“我受影响较深的,还是儒家。我觉得孔夫子是个很有人情味的,并且是个诗人。他可以发脾气,赌咒发誓。”

“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这是汪曾祺对自己创作路径、特色、追求的基本概括。1986年,在《汪曾祺自选集》自序中,汪曾祺说,“我的散文大概继承了明清散文和五四散文的传统,有些篇可以看出张岱和龚定庵的痕迹。”在1988年《蒲桥集》自序中,汪曾祺说:“看来所有的人写散文,都不得不接受中国的传统,事情很糟糕,不接受民族传统,简直就写不好一篇散文。不过话说回来,既然我们自己的散文传统这样深厚,为什么一定要拒绝接受呢?我认为二三十年来散文不发达,原因之一,可能是对于传统重视不够。”

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我想把生活中真实的东西、美好的东西、人的美、人的诗意告诉人们”,汪曾祺的写作风格就是“淡中有味,飘而不散”,平淡和谐像一幅优美的风俗画。

汪曾祺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为生民立命的士大夫,更像一个充满情趣的现代陶渊明。

“我事写作,原因无他。从小到大,数学不佳。考入大学,成天泡茶。读中文系,看书很杂。偶写诗文,幸蒙刊发。百无一用,乃成作家。”汪曾祺喜欢这样调侃自己。

汪曾祺晚年回忆为什么会报考西南联大时说:“……大部分同学是来寻找真理,寻找智慧的……我在报考申请书上填了西南联大,只是听说这三座大学,尤其是北大的学风是很自由的,学生上课、考试,都很随便,可以吊儿郎当。我就是冲着吊儿郎当来的。 我寻找什么? 寻找潇洒。”

汪曾祺在《闻一多先生上课》说:我颇具歪才, 善能胡诌,闻先生很欣赏我。

1988年,香港女作家施叔青曾直率地问汪曾祺下放时的感受,汪曾祺回答说:“从某个角度当然是很倒霉了,不过,我真正接触了中国的土地、农民,知道农村是怎么回事。晚上就在一个土炕上,同盖一个被窝,虱子很多,它们自由自在,从东边爬到西边的被窝去。农民和我无话不谈。我的确觉得中国的农民一身很沉重的负担,他们和中国的大地一样,不管你怎么打法,还是得靠他们,我从农民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

汪曾祺与传统士大夫的最大不同点就是下放农村,真正了解到了农民的真实,而不是高高在上的欣赏。汪曾祺说,“有人让我用一句话概括出我的思想,我想了想,说:我大概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我是一个中国人》)

在评论界看来,汪曾祺的价值在于连接了曾经断裂多时的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从废名到沈从文再到汪曾祺,京派文学的传统一脉相承。1987年出版的钱理群等人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汪曾祺以“京派”文人身份被放置于“抗战胜利后京派的复出”一节中,被忽略的大师汪曾祺终于开始进入现代文学史,成为最受评论界关注的作家之一。

当代学者摩罗对于汪曾祺有不同的评价,在其《末世的温馨──汪曾祺创作论》说,“我不再期待从他笔下读到直面人生的悲剧,我把他本身读作一个悲剧”。

摩罗认为,正是几百年的压迫和摧残,把中国士大夫造就成了这样的精神婴儿,善良、文弱、恐惧、麻木、逃避责任、嘲解悲剧、自守优雅,自欺欺人是这种精神婴儿的基本品性。实际上这些品性已经成了士大夫的代称。从明之唐伯虎、袁宏道,到清之袁枚、李渔,到今人周作人、林语堂、陈寅恪、钱钟书,无不属此,可谓渊源有自,血脉旺盛。正是在这样的文化传统和精神背景中,汪菊生汪曾祺父子出现了,他们正好继其余脉,成为了中国末代士大夫。

摩罗说,汪曾祺作为一个在蜜罐里腌渍太深无从发育的精神婴儿,面对这样“污浊而混乱的时代”,显然无力自处。

摩罗的结论就是,如果一个作家描述生活不是为了超越生活,而只是为了遗忘生活、取消生活,那无疑是一切恐惧中最大的恐惧,一切悲剧中最大的悲剧了。

问题:汪曾祺在文坛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如何评价他对文学的贡献?

导读当代著名著名女作家、小说家王安忆在她的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她曾经请教一位老人:“短篇小说是什么?”他回答:“短篇小说就是把要说的话说出来”,她又问到:“长篇小说是什么?”,他答道:“那是把不必要的话说出来。”王安忆如是说:“这位老人年轻朋友特别多,他不会教诲你,但却会时不时谈到他对文学的看法。他很天真,也很可爱。”

他就是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汪曾祺。

他生前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

汪曾祺何许人也?上个世纪20年代的一个元宵节(1920年3月5日),汪曾祺出生于江苏高邮的一个旧地主家庭。

他的祖父是清末一名文职官员,父亲多才多艺,而且很有生活情趣,擅长绘画、弹奏、爱打拳、会烧菜、而且能治病……

汪曾祺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慢慢成长,他耳濡目染,在童年时代便学习古文,能诗能画,小学时每次作文几乎每次都是“甲上”。

据他的散文中记述:汪曾祺十岁左右就学会了抽烟、喝酒,每次父亲喝酒时也给他满上一杯,抽烟时一次抽出两根,他一根,儿子一根。更为奇葩的是汪曾祺十七岁初恋,暑假时在家写情书,父亲就在一旁边看边瞎出主意。

所以他自己也承认:由于深受父辈影响,汪曾祺从小养成了随性、自由、乐观、淡泊、豁达的性格。这种独有的性格,在他的文学作品中无处不在,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纵观汪曾祺的文学成就,他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以及书法字画,美食烹饪等也有深入钻研。他的作品涉及广泛,丰富多彩,其主要有以下方面短篇小说:《受戒》《大淖记事》《鸡鸭名家》《异秉》《羊舍一夕》;小说集:《邂逅集》《晚饭花集》《茱萸集》《初访福建》;散文集:《逝水》《蒲桥集》《孤蒲深处》《人间草木》《旅食小品》《矮纸集》《汪曾祺小品》;艺术小品集:《汪曾祺:文与画》;文学评论集:《晚翠文谈》;剧本京剧: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主要编者之一);京剧:《范进中举》;文集:《汪曾祺自选集》《汪曾祺文集》《汪曾祺全集》。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坛,到处洋溢着“伤痕文学”反思风潮,似乎有一种不反思不成文的社会现象。

然而汪曾祺的文学作品,犹如一股清流,他的文章无疑开拓了“主流文化”之外的“中国小说风格”,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他推动了之后的“复兴文学”创作历程。

我认为他最有特色的地方在于“将文学还给文学,将生活还给日常生活”。原因是他的作品清新而自然,风格颇似名士派。

人所共知,他师从著名作家沈从文先生,他的小说和散文有沈先生的影子,但与老师相比其“世俗性还要更强一些”,其“回归生活的气息”更加扑面而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但真正要说熟高熟低,还真是不好比较,因为好的作家不是唯一的。

@兵法天下 如是说古人常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对于曾经的文化大家,我们没有“梁山好汉排列座次”的必要,但是汪曾祺的文学作品是非常特殊的,有着及其浓郁的个人风格,闭着眼睛你都能辨认出他的味道,都能听出其独有的旋律。在80年代以“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宏大叙事为主流的时期,汪曾祺的作品,例如《受戒》中所表现的主题思想,文学内含确实与众不同。他的作品特别是短篇小说的横空问世,从文化角度分析是带有革命性的,虽然不是正面开拓,带有一定的边缘性。那个时期我觉得只有他的作品,让文学回归到了文学的高度。汪曾祺的文学贡献倘若我们用传统的文学理念去理解汪曾祺的话,显然有点狭隘和文人的“小家子气”。因为小说绝非唐诗宋词元曲杂剧,就是传统的“明清小说”和现代小说,有着本质的区别。明清小说大多以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为主要描写对象。现代小说是从“五四”而来,作者更多着眼于民间,拉近了与寻常百姓的距离,更加生活平民话。汪曾祺的作品平易近人,绝非“之乎者也”的士大夫语言。他的语言大多通俗易懂,非常重视民间的口语。这一点与“人民文学家”老舍有相同之处,但又不完全相同,但他们的共同点都来自一个文人远大的信仰和精神追求。在他们的作品中,还有一个相似之处,那就是从民间最朴素的人的身上,在道统最疏离的地方,体现出最宝贵,最有意思和最美丽的灵魂。【温馨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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