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人一走，茶就凉……”
这是脍炙人口，传唱全国的样板戏《沙家浜》的片段，可以说家喻户晓无人不知，尤其是“人一走茶就凉”已经变成了大众俚语。作者就是大名鼎鼎的著名作家汪曾祺，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汪曾祺属于典型的大器晚成，1997年去世后，每年都有几部作品出版，销量出乎意料的好，是个去世后出版作品量远超生前的作家。著名文学评论家王干认为汪曾祺就是一位被忽略的大师。原因是长期以来汪曾祺游离于新文学的评判标准之外，而新时期以来的西方现代主义热潮又将他置于边缘。
1980年《受戒》发表以后震动文坛，汪曾祺的作品让人们惊异：“小说还可以这样写！思想还可以这样来表达！散文还有这样的样式！”马风说：“真正使新时期小说步入新的历史门槛的，应该是手里擎着《受戒》的汪曾祺。”（马风《汪曾祺文化人性研究之四》）
改革开放前，“宏大叙事”、“英雄史诗”支配了文学创作，属于革命现实主义，注重审美和个人情感的文学被压制。改革开放以后形成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文学潮流，接着就是深受影响欧美文学影响的现代主义蓬勃兴起，马原、刘索拉、莫言等等作家横空出世。偏偏汪曾祺就是文坛的一股清流，不同凡响异于他人，用汪曾祺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发表这样的作品是需要勇气的”。
北大教授严家炎曾把汪曾祺比作最后的京派作家，在其《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中称汪曾祺的写作特点“大体也可看作废名、沈从文影响之下的京派小说的一般特点”。京派作家的基本特征是关注人生，但和政治斗争保持距离，强调艺术的独特品格，纯粹的为艺术而艺术，主要成员有周作人、废名、沈从文、李健吾、朱光潜等。汪曾祺的老师就是沈从文，沈从文很看重这位高徒，还评价他的文章写得比自己好。1941年2月3日，沈从文给施蛰存写信：“新作家联大方面出了不少，很有几个好的。有个汪曾祺，将来必有大成就。”
汪曾祺出生于江苏高邮一个士大夫世家。祖父是清朝末科拔贡，教汪曾祺读古文，习书法。汪曾祺的父亲是个画家，弄各种乐器，弹琵琶，拉胡琴，笙箫管笛，无一不通。汪曾祺从小受到的是明清以来典型的士大夫修养和情趣的影响，他在《自报家门》中分析道：“我受影响较深的，还是儒家。我觉得孔夫子是个很有人情味的，并且是个诗人。他可以发脾气，赌咒发誓。”
“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这是汪曾祺对自己创作路径、特色、追求的基本概括。1986年，在《汪曾祺自选集》自序中，汪曾祺说，“我的散文大概继承了明清散文和五四散文的传统，有些篇可以看出张岱和龚定庵的痕迹。”在1988年《蒲桥集》自序中，汪曾祺说：“看来所有的人写散文，都不得不接受中国的传统，事情很糟糕，不接受民族传统，简直就写不好一篇散文。不过话说回来，既然我们自己的散文传统这样深厚，为什么一定要拒绝接受呢？我认为二三十年来散文不发达，原因之一，可能是对于传统重视不够。”
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我想把生活中真实的东西、美好的东西、人的美、人的诗意告诉人们”，汪曾祺的写作风格就是“淡中有味，飘而不散”，平淡和谐像一幅优美的风俗画。
汪曾祺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为生民立命的士大夫，更像一个充满情趣的现代陶渊明。
“我事写作，原因无他。从小到大，数学不佳。考入大学，成天泡茶。读中文系，看书很杂。偶写诗文，幸蒙刊发。百无一用，乃成作家。”汪曾祺喜欢这样调侃自己。
汪曾祺晚年回忆为什么会报考西南联大时说：“……大部分同学是来寻找真理，寻找智慧的……我在报考申请书上填了西南联大，只是听说这三座大学，尤其是北大的学风是很自由的，学生上课、考试，都很随便，可以吊儿郎当。我就是冲着吊儿郎当来的。 我寻找什么？ 寻找潇洒。”
汪曾祺在《闻一多先生上课》说：我颇具歪才， 善能胡诌，闻先生很欣赏我。
1988年，香港女作家施叔青曾直率地问汪曾祺下放时的感受，汪曾祺回答说：“从某个角度当然是很倒霉了，不过，我真正接触了中国的土地、农民，知道农村是怎么回事。晚上就在一个土炕上，同盖一个被窝，虱子很多，它们自由自在，从东边爬到西边的被窝去。农民和我无话不谈。我的确觉得中国的农民一身很沉重的负担，他们和中国的大地一样，不管你怎么打法，还是得靠他们，我从农民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
汪曾祺与传统士大夫的最大不同点就是下放农村，真正了解到了农民的真实，而不是高高在上的欣赏。汪曾祺说，“有人让我用一句话概括出我的思想，我想了想，说：我大概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我是一个中国人》)
在评论界看来，汪曾祺的价值在于连接了曾经断裂多时的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从废名到沈从文再到汪曾祺，京派文学的传统一脉相承。1987年出版的钱理群等人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汪曾祺以“京派”文人身份被放置于“抗战胜利后京派的复出”一节中，被忽略的大师汪曾祺终于开始进入现代文学史，成为最受评论界关注的作家之一。
当代学者摩罗对于汪曾祺有不同的评价，在其《末世的温馨──汪曾祺创作论》说，“我不再期待从他笔下读到直面人生的悲剧，我把他本身读作一个悲剧”。
摩罗认为，正是几百年的压迫和摧残，把中国士大夫造就成了这样的精神婴儿，善良、文弱、恐惧、麻木、逃避责任、嘲解悲剧、自守优雅，自欺欺人是这种精神婴儿的基本品性。实际上这些品性已经成了士大夫的代称。从明之唐伯虎、袁宏道，到清之袁枚、李渔，到今人周作人、林语堂、陈寅恪、钱钟书，无不属此，可谓渊源有自，血脉旺盛。正是在这样的文化传统和精神背景中，汪菊生汪曾祺父子出现了，他们正好继其余脉，成为了中国末代士大夫。
摩罗说，汪曾祺作为一个在蜜罐里腌渍太深无从发育的精神婴儿，面对这样“污浊而混乱的时代”，显然无力自处。
摩罗的结论就是，如果一个作家描述生活不是为了超越生活，而只是为了遗忘生活、取消生活，那无疑是一切恐惧中最大的恐惧，一切悲剧中最大的悲剧了。
问题：汪曾祺在文坛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如何评价他对文学的贡献？
导读当代著名著名女作家、小说家王安忆在她的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她曾经请教一位老人：“短篇小说是什么？”他回答：“短篇小说就是把要说的话说出来”，她又问到：“长篇小说是什么？”，他答道：“那是把不必要的话说出来。”王安忆如是说：“这位老人年轻朋友特别多，他不会教诲你，但却会时不时谈到他对文学的看法。他很天真，也很可爱。”
他就是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汪曾祺。
他生前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
汪曾祺何许人也？上个世纪20年代的一个元宵节（1920年3月5日），汪曾祺出生于江苏高邮的一个旧地主家庭。
他的祖父是清末一名文职官员，父亲多才多艺，而且很有生活情趣，擅长绘画、弹奏、爱打拳、会烧菜、而且能治病……
汪曾祺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慢慢成长，他耳濡目染，在童年时代便学习古文，能诗能画，小学时每次作文几乎每次都是“甲上”。
据他的散文中记述：汪曾祺十岁左右就学会了抽烟、喝酒，每次父亲喝酒时也给他满上一杯，抽烟时一次抽出两根，他一根，儿子一根。更为奇葩的是汪曾祺十七岁初恋，暑假时在家写情书，父亲就在一旁边看边瞎出主意。
所以他自己也承认：由于深受父辈影响，汪曾祺从小养成了随性、自由、乐观、淡泊、豁达的性格。这种独有的性格，在他的文学作品中无处不在，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纵观汪曾祺的文学成就，他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以及书法字画，美食烹饪等也有深入钻研。他的作品涉及广泛，丰富多彩，其主要有以下方面短篇小说：《受戒》《大淖记事》《鸡鸭名家》《异秉》《羊舍一夕》；小说集：《邂逅集》《晚饭花集》《茱萸集》《初访福建》；散文集：《逝水》《蒲桥集》《孤蒲深处》《人间草木》《旅食小品》《矮纸集》《汪曾祺小品》；艺术小品集：《汪曾祺：文与画》；文学评论集：《晚翠文谈》；剧本京剧：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主要编者之一）；京剧：《范进中举》；文集：《汪曾祺自选集》《汪曾祺文集》《汪曾祺全集》。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坛，到处洋溢着“伤痕文学”反思风潮，似乎有一种不反思不成文的社会现象。
然而汪曾祺的文学作品，犹如一股清流，他的文章无疑开拓了“主流文化”之外的“中国小说风格”，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他推动了之后的“复兴文学”创作历程。
我认为他最有特色的地方在于“将文学还给文学，将生活还给日常生活”。原因是他的作品清新而自然，风格颇似名士派。
人所共知，他师从著名作家沈从文先生，他的小说和散文有沈先生的影子，但与老师相比其“世俗性还要更强一些”，其“回归生活的气息”更加扑面而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但真正要说熟高熟低，还真是不好比较，因为好的作家不是唯一的。
@兵法天下 如是说古人常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对于曾经的文化大家，我们没有“梁山好汉排列座次”的必要，但是汪曾祺的文学作品是非常特殊的，有着及其浓郁的个人风格，闭着眼睛你都能辨认出他的味道，都能听出其独有的旋律。在80年代以“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宏大叙事为主流的时期，汪曾祺的作品，例如《受戒》中所表现的主题思想，文学内含确实与众不同。他的作品特别是短篇小说的横空问世，从文化角度分析是带有革命性的，虽然不是正面开拓，带有一定的边缘性。那个时期我觉得只有他的作品，让文学回归到了文学的高度。汪曾祺的文学贡献倘若我们用传统的文学理念去理解汪曾祺的话，显然有点狭隘和文人的“小家子气”。因为小说绝非唐诗宋词元曲杂剧，就是传统的“明清小说”和现代小说，有着本质的区别。明清小说大多以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为主要描写对象。现代小说是从“五四”而来，作者更多着眼于民间，拉近了与寻常百姓的距离，更加生活平民话。汪曾祺的作品平易近人，绝非“之乎者也”的士大夫语言。他的语言大多通俗易懂，非常重视民间的口语。这一点与“人民文学家”老舍有相同之处，但又不完全相同，但他们的共同点都来自一个文人远大的信仰和精神追求。在他们的作品中，还有一个相似之处，那就是从民间最朴素的人的身上，在道统最疏离的地方，体现出最宝贵，最有意思和最美丽的灵魂。【温馨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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