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人李清照的作品中,主要分为两大类,一个是早期的作品和晚期作品。早期作品中的《一剪梅》是作于秋季。关于《一剪梅》,从古到今,很多学者都没有停止对它艺术成就的评价。在学习这篇文章之前,先来看看小编为大家整理编辑的《一剪梅》写作背景吧,希望对大家理解全词有帮助。
“花自飘零水自流”这一句,实在是条极不吉祥的预言,像埃及金字塔里那条法老的诅咒,“谁要触动了我,谁就不得好死”那样,其应验之灵之准,使得她的一生,那任由沉浮的际遇,那难以自主的命运,果然脱不开“花自飘零”四字谶语。
李清照作此词时,正芳龄二十,是与赵明诚婚后的第三年。花样年华,新婚燕尔,应该是女人最好的岁月、然而,正是从这首词开始,被流水不知带往何方的飘零命运,也就开始了。这位才女,其命运不济的一生,其不知所终的结局,既是一个女人的悲剧,也是一个文人的悲剧,更准确地说,是中国封建社会,一个无辜女诗人的悲剧。
故事得从1100年(元符三年)说起,这年正月,哲宗驾崩,赵佶嗣位,是为徽宗。这位在中国历史上数得着的昏君,一上台,便倒行逆施起来。
1102年(崇宁元年)夏5月,司马光、文彦博、苏轼等人,被藉为“元祐奸党”。
7月,李清照之父李格非,“以文章受知于苏轼”(《宋史》),为苏门后四学士之一,顺藤摸瓜,在劫难逃。7月乙酉,定案“元祐奸党”17人,李格非名列第五,罢官。
9月,宋徽宗御书奸党人名,凡百有二十,刻石京师端礼门,以示儆尤,李格非名列其中,充军广西象郡。
1103年(崇宁二年)4月,毁司马光、吕公著等绘像,及三苏、秦、黄等人文集。
9月,令天下监司长吏厅各立“元祐奸党碑”。党人碑刻309人,李格非名列第26。
1104年(崇宁三年)诏御书所书写之奸党,不得在汴梁居住,凡亲属,无论亲疏,遣返原籍。
1106年(崇宁五年)春正月,慧星出西方,太白昼见,沼求直言,方有毁碑之举。
1108年(大观二年)春正月壬子朔,宋徽宗大赦天下,党禁至此稍弛。(据上海古籍出版社令李清照集笺注》)
据说,宋太祖赵匡胤登基后,有过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不得杀净臣,不得杀读书种子。刻石铭碑,藏于禁中,是否如此,未见正史,不敢断言。但赵姓皇帝对待知识分子,在历朝历代中,尚属礼遇,大体而言,刻薄是有的,残暴还说不上。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文人做官,做到部长级,国务委员级,副总理级的高层职务,也就只有宋朝的范仲淹、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和苏轼等人达到如此官位。他们出入宫禁,位列中枢,掌握机要,筹谋决策,真正受到帝王重用,那才真叫当官,绝不是当摆设,充玩意儿,起花瓶作用的闲差虚位。有职有权,有威有势,足够让今天已做官的,想做官的作家,或者诗人,艳羡不已。
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也非等闲人物,以礼部员外郎,拜提点京东刑狱、作为河南、山东一带的“司法厅长”,“警察总监”,官也做得不算小的。所以,平心而论,混账如赵佶者,尽管修理文人,不遗余力,通过“党人案”,大搞宋朝的政治运动,倒没有开过杀戒,没有砍人脑袋,总算不违祖宗规矩。不过,他先打“元祐奸党”,后打“元符奸党”,雷厉风行,严惩不贷,斗争从严,处理也从严.充军发配,妻离子散,打得大河上下,京师内外,杀气腾腾,鬼哭狼嚎,也是蛮恐怖的。
北宋白神宗变法以来,到徽宗的“双打”,知识分子就不停地被“翻烧饼”,烙了这面再烙那面,烤焦这边,再烤那边,今天把这拨打下去,明天把那拨抬上来,后天,给打下来的这拨昭:写,再后天,又将抬上来的那拨打下去。这过程,正是李格非所受到免官、下放、复职、再谪的政治遭遇。他在哲宗朝元祐年间,因蜀党被起用,到了徽宗朝崇宁年间洛党抬头,又遭被打下去的噩运。
可是,“元祐党人”都是正直的知识分子,都是有才气的文人,而对立面“元符党人”,几乎无一不是小人。知识分子的本性,土可杀而不可辱,辱比杀更能挫折识文断字之辈。宋徽宗这种铭刻在石板上的“元佑奸党碑”,可以算是中国四大发明之外的第五大发明,比西方的耻辱柱,不知早了多少年?当代历次政治运动中,出现过的大字报、戴高帽、批斗会、“喷气式”,追本溯源,都是借鉴宋徽宗的这一手。
现在已经找不到李格非到广西以后的情况资料,但他女儿却因为是奸党的亲属,在开封的日子,不怎么好过。第一,她不能不挂念谪放远方的老爹;第二,她不能不犯愁自己要被遣送的命运。株连一说,虽然出自秦朝,但是各朝各代的统治者,无不奉为圭臬。宋朝,不可能有“可以教育好子女”的“给出路”政策,但不可能没有以蔡京为首的“双打办公室”,以高俅领衔的“清查奸党工作组”。在中国,只要一搞运动,整人者,层出不穷,告密者,纷纷出笼,检举者,望风捕影,打小报告者,如影随形,立刻就是小人辈出,奸佞纷呈,恶狗满村,爬虫遍地的兴旺景象。一个诗词写得如此出色,人品生得如此出众的女诗人,能逃脱得掉这么多“业余警察”的眼睛吗?
我真为当代那些受到无微不至呵护的美女作家额手称庆,她们幸亏没有生在宋朝,而托福生在有如此众多好色之徒的中国当今文坛,才有这份好运气的。
幸好,李清照的先生赵明诚很爱她,是她在那不堪屈辱的日子里,惟一的精神支柱。这位在大学“读研”或者“考博”的丈夫,既没有跟她真离婚或假离婚以划清界限,也没有立时三刻大义灭亲把她扫地出门,而是四处求情,辗转托人,送礼请客,以求宽容,挨一天算一天,尽量拖延着不走。
实际上,赵明诚完全可以求他的父亲赵挺之,这位官至尚书左丞除中书侍郎,相当于副首相的高级干部,只消说一句话,谁敢拿他的儿媳怎样。然而,此人很不是东西,“炙手可热心可寒”,就是李清照对这位长辈的评价。
赵挺之不会为“双打分子”的子女李清照缓颊的,一方面是亲不亲,路线分;另一方面便是一种阴暗心理了。此人几乎诌不出几句像点样子的诗词,很生闷气,这和当年江青死整20世纪30年代文化人一样,对他的儿媳,有妒火中烧的文人情结啊!
正是这许许多多的外部因素,李清照相当不是滋味,才有这首前景渺茫,后果难料的《一剪梅》。明人王世贞评说此词:“可谓憔悴支离矣”(《弁州山人词评》)。这四字评语,可谓大奇。只有笛中人,过来人,才能作此等语。因为其父王仔,藏有《清明上河图》,严东楼想要,王仔不敢不给,但又舍不得,只好搞了一份赝品送去。谁知被人揭发,由此忤怒严嵩,便找了别的藉口,将他关进大牢。王世贞营救无计,眼看其父瘦毙狱中。这种相类似的感受,从时代背景这个大的角度,来忖度李清照写作时的心态,是说到了点子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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