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传统文化融入语文教材
关于“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语文教材”的讨论已进行了一段时间,不过大家多把传统文化的对象局限在传统文化知识和表述工具(文言文)上,把教材的内容局限在选文系统上,所以有必要对此做进一步的探究,将这个问题的讨论引向深入。我认为传统文化融入语文教材还应注意以下三点。
一、借鉴传统语文教材的编写形式
传统蒙学教材根据汉语的特点(汉语以单字为语言基本单位,便于在不同的语境中运用,易于与其他不同的字组合;汉语是意合语言而非形态性语言,词的组合方式很灵活,字的位置变换方式可多样;汉语是音节语言而非辅音或音素语言,有四声变化,便于安排平仄和选押韵脚)以及儿童喜欢诵读的特点,将文字组合成三言或四言(或多言)一句、句末押韵的形式来编排,几字一顿,富有节奏,韵脚相押,音韵和谐,让儿童乐读易记。汉字又是主形文字,只有识得一定量的汉字之后才能进行初步的读写。为了提高识字效率,古人在编写《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教材时采用的是单字连缀、力避重复的思路,这样就有利于集中识字。张志公先生就认为,这三本书“合起来总字数是2720,除去复字不算,单字恰好是两千左右”,这样集中识得两千左右的字就可以顺利地进行初步的读写训练了。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现代教科书代替了传统蒙学教材,在内容方面进行革新是必要的,但传统蒙学教材的形式也被完全抛弃则值得商榷。如果现在能做到古今、中西结合,模仿“三百千”的传统形式,编写出反映现代内容,符合儿童经验和语言水平,包含各种知识、富有情趣的“三字书”“四字书”,则是当下启蒙教材编写的一条新思路。20世纪30年代,当社会各界批评当时的小学国语教科书不如传统“三百千”时,著名语文教育家吴研因就在其编写的初级小学用《国语新读本》(世界书局1933年出版)第7册第6课《捉鱼三字经》中,用《三字经》的形式来介绍捉鱼知识:
水鸥老师拿着好多本《捉鱼三字经》来,发给水鸟学生,叫他们念。于是水鸟学生们,你一句我一句念起来了。
大小鱼,在水中,游到西,游到东。想捉鱼,莫儿戏,须忍耐,须仔细!眼要明,嘴要快;若不然,就失败。大海里,浪滔滔;一面飞,一面瞧;看见了,莫耽误;追得慢,捉不住。长江水,向东流;小的鱼,不停留;江心处,小鱼少;江岸边,容易找。大湖中,水清清;风儿止,浪儿平;要留心,莫怠慢,紧紧追,快快赶!小河里,水也深;鱼见了,向下沉;低下头,钻进水,对准了,就张嘴。还有那,小溪流,有水草,有石头;石头旁,鱼躲稳,水草中,多得很。更有那,小苇塘,好点心,尽你尝;小蛤蚌,小虾蟆;味道儿,也不差!
他们念了半天,肚子也有点儿饿了,老师叫他们外面去游戏。于是他们飞的飞,跑的跑,一齐下水,美味的点心,吃了一个饱。
整篇课文是一篇童话,水鸥教水鸟念《捉鱼三字经》,接着呈现《三字经》的内容:首先是捉鱼的态度,然后分别介绍大海、长江、大湖、小河、小溪流、小苇塘可以捉到什么以及怎么捉,最后水鸟们念熟了《三字经》就运用所学知识纷纷下水去捉鱼了。将知识的介绍放在故事中呈现,儿童读起来会兴趣盎然;又用三字一顿、隔句押韵的形式来呈现,读起来更是朗朗上口,有趣易记。
二、参考传统语文教材的分类设置
定型于明清两朝的传统蒙学教育基本包括四个阶段。第一阶段,集中识字。先以“三百千”为主要教材让儿童集中识字,同时也让其接受知识和思想教育。第二和第三阶段,初步读写和进一步识字。以《弟子职》《文字蒙求》《史学提要》和《名物蒙求》等为主要教材,通过初步阅读进行知识教育及思想教育,同时巩固识字教育;以《日记故事》《书言故事》《千家诗》《神童诗》等诗文为教材,在初步阅读的同时进行属对等初步写作训练。第四阶段,进一步读写。以“四书”、“五经”、《昭明文选》和《古文观止》及其选注评点本为教材,通过进一步的经义研习、整篇写作训练,进行伦理道德训育;同时,进行初步的诗歌写作训练,以备科举考试。从总体上看,这四个阶段根据儿童心理发展和能力的提高而采取分步训练、循序渐进的方式,显得十分科学合理。从局部来看,编写不同类型的语文教材,分别在不同时段学习,符合汉语特点和儿童心理发展水平。例如,古人采取识写分开、先识后写的方式教学,识的是“人之初,性本善”,写的是“上大人,孔乙己”。一是因为汉字的识写难易不一,多数汉字识易写难;二是受儿童生理限制,如王筠在《教童子法》主张“字学亦不可早:小儿手小骨弱,难教以拨镫之法”。我们是否也可以借鉴这种分类设置的方法,编出相应的识字、写字、阅读、写作和口语教科书呢?其实,从20世纪50年代辽宁黑山县“集中识字,提前读写”实验以及60年代北京景山学校语文教改实验自编分科教材,到80年代周正逵主编的人教版高中语文实验教材、欧阳代娜主编的辽宁版初中语文实验教材等分编语文教材,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传统语文教材分类设置方式的影响。当然,如何编出各自独立、自成体系又相互配合、互为补充的分科教材,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三、呈现传统语文教育的方法
有研究者将文化教学称作语言教学的“第五维面”,认为它与听说读写这四项语文技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我们看来,与各民族独特的心理(思维特点、认知结构等)相对应的不仅是其特有的文化知识、语言文字,还有特别的听说读写等语言文字运用方式(技能)。张志公先生说:“语文是个民族性很强的学科。它不仅受一个民族语言文字特点的制约,而且还受这个民族文化传统以及心理特点的影响。”目前谈语文教育(教材)中的传统文化时最容易被忽视的,往往就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根据本民族语言文字特点所采用的,训练本民族儿童的听说读写技能的独特方法,这种方法就是所谓的“传统语文教育方法”。真正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语文教材,并不仅仅是简单地在课文里加入传统文化元素或增加文言课文篇目这两种有形的传统文化,还要注意传统的听说读写方法这种无形的传统文化。就语文学科来说,后者更为重要,因为它直接决定着语文能力的高低,也更是语文学科所要承担的职责,夏丐尊、叶圣陶先生甚至认为听说读写技能的培养是语文学科的“专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