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一流”背景下高等教育系统的生态定位与发展
摘要：生态“环境—群落”理论揭示生态环境与物种群落的互动规律，环境决定物种的行动选择，而物种定位又反过来影响环境的生态平衡。“双一流”建设坚持中国特色、动态竞争与绩效导向，致力于打破身份固化，营造充满活力的高等教育生态环境。然而，由于部分高校对发展原则的误读，高等教育系统生态位失衡，存在着价值取向错位、发展目标移位、发展主体缺位等发展误区。高等教育应回归“以人为本”的价值原点，培养理性守护社会生态，扎根本土培育文化生态，创新为源改善学术生态。当前，应以“双一流”建设为契机，加强制度建设以营造宽松的生态环境，制定系统化政策以培育多样的生态群落，变革组织结构以畅通多维生态链接，由此推动高等教育系统的和谐发展。
关键词：“双一流”；定位；绩效导向；中国特色
为实现从高等教育大国到高等教育强国的历史跨越，2015年10月，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国发[2015]64号）》（以下简称《总体方案》），提出“双一流”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事关“教育系统的发展水平”，更影响“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增强以及长远发展基础的奠定”。[1]“双一流”建设虽着眼于点，即“推动一批高水平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但最终目标却指向整个高等教育系统，通过“一流学科建设引领健全学科生态体系”[2]，带动一流大学乃至我国高等教育的整体发展，因而更需要系统思维和生态关照。
一、理论基础：“生态环境—主体选择”分析视角的构建
生态学方法又称生态学思维，它遵循事物普遍联系与协调发展原则，以整体的、系统的、动态的理论视角观察现实世界。[3]与阿什比（Eric Ashby）的环境适应论有所不同，[4]生态学的“环境—群落”理论强调主体选择和主动作为，侧重于分析生态环境与物种群落的互动机制，即环境决定物种的行动选择，而物种定位又反过来影响环境的生态平衡。与自然生态系统相似，高等教育系统由环境、生物以及两者之间的营养链接构成，具有多层系统结构。从社会层面来看（如图1），高等教育系统的生态环境包括政治、经济与文化环境，高校分布于系统环境之中，不同类型、层次、区域的高校纵横交错，结成不同的生态群落；而在高校内部（如图2），学校的规章制度、资源分配、组织文化为学科提供成长环境，学科根据知识分类或问题结构组成学科群落或跨学科集群。它们并不是静止的、孤立的，而是不断与环境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等营养资源的循环与流动，物质流为系统输送人、财、物等物质性资源；能量流主要侧重于精神、理念、权力等非物质力量；信息流则是指各组织部门之间的信息沟通与交流。正是在资源营养的交流与循环下，生态环境与高校群落融为一体，环境资源决定着群落的发展方向，而群落的定位与布局又影响环境的生态健康，彼此息息相关、互为影响。
高等教育政策的实施效果既囿于国家价值愿景和评价导向，又取决于高校的发展定位与战略选择，受政策环境与个体行动的双重影响。[5]西蒙·马金森（Simon Marginson）曾描述全球化进程中大学发展战略与国家政策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指出各国大学都已卷入以欧美大学为主导的大学排名竞争中，非英语国家不得不随之调整政策支持不具备优势的本土大学（非欧美模式），以期在全球化竞争中获得话语权，而政策实施又恰恰强化这一进程，巩固了欧美大学模式的主体地位，最终导致高等教育发展多样化的终结。[6]“双一流”建设致力于打破传统重点高校建设中的“身份固化”机制，营造竞争有序的高等教育生态环境，奠定高校群落发展的新秩序，但是仍不可忽视高校行动选择对系统环境的反作用力。有鉴于此，本研究从“环境—群落”理论出发，考察“双一流”背景下生态环境变迁与高校群落的行动选择，提出高等教育系统的生态定位与发展策略。二、生态环境：“双一流”背景下高等教育系统的环境变迁
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可追溯至建国初期的首批重点高校建设。1954年，原国务院高教部发布《关于重点高等学校和专家工作范围的决议》，提出建立中国人民大学等六所重点高校。为加快高等教育发展，1959年至1960年教育部又先后追加64所重点高校，基本形成“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中国特色发展模式。1978年，我国刚经历十年浩劫，正处于百废待兴阶段，国务院转发《教育部关于恢复和办好全国重点高等学校的报告》，确立88所全国重点高校，将高等教育发展与高水平大学建设作为提升国力的战略手段之一。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先后实施“211”“985”等重点大学建设工程，高等教育规模与质量均取得长足发展，但随之而来的高校间差距加大、阶层固化、发展趋同、动力缺失等问题，促使学界反思传统重点建设路径的得失成败。“双一流”是社会主义新时代高等教育发展的重大方略，从中国特色、动态竞争、绩效导向三个维度改善高等教育生态，为高等学校提供新的发展契机。
（一）“中国特色”唤醒制度设计的本土意识
《总体方案》提出以中國特色为指导思想，“扎根中国大地，遵循教育规律，创造性地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之路”[7]。我国大学发展历程以“后发外生”和“集权控制”为主要特征。梅贻琦尝言：“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顾制度为一事，而精神又为一事。”[8]移植组织制度虽易，传播精神理念却难，根植儒家文化的中国大学始终无法摆脱其“政教合一”的思想基因，制度与理念的冲突使中国大学“呈现出一种形同质异的学术价值体系”[9]，区别于生长于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土壤之上的西方原型。囿于文化环境的局限，即使相同制度也难以发挥同样的功能，发展所循之路也不尽相同。但就大学的真谛而言，组织制度只为其表，自治与自由的理念才成其内核。“双一流”需在“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基础上，于形同中求制度创新，于质异中谋个性发展，才能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一流大学。
（二）“动态竞争”激发高校主体的内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