绸缪经济增速趋势变化


  宏观经济分析习惯将时间因素分解成四项:趋势、周期、季节和不规则成分。若讨论中国经济增速的趋势项,主要涉及两个问题:经济增速趋势变化的原因与走势,政府在变化过程中的对策。我们期望从中找到制造业与服务业更恰当的角色定位,并重新定义政府职能。

制造业领跑


  先从生产率的角度看中国经济增长的问题。表面上看,中国过去30年各行业的生产率都有进步,但推动各行业生产率进步的主要是制造业生产率的进步。
  制造业生产率进步是引擎,其他行业生产率进步是依附。基本逻辑是:制造业部门的市场化改革与开放政策提高了该部门企业家和工人的人力资本(包括知识、技能和管理经验)以及物质资本的快速积累,导致该部门生产率持续快速提高。制造业部门生产率提高带动了收入增长,对农业、服务业、建筑业的需求增长,以及政府税收和土地价值的增长。
  持续高涨的需求,加上政府的投资支持,使制造业以外的其他行业的相对价格提升很快,带来其他行业生产率的提高。我们从结果上看到各行业生产率的进步,但让飞机飞起来的,不是看起来飞得很快的机舱座位,而是制造业生产率提高这个藏在飞机翅膀里的引擎。
  上述逻辑里还有很多细节,其中的关键细节是:为什么市场化改革与开放政策能带来制造业部门生产率的持续快速提高?这些政策放在服务业是否也有同样的增长效应?目前的看法是不能。市场化改革与开放政策对于改变激励机制、鼓励人干活方面的效果差不多,但对生产率提高的效果差异很大,主要有两个原因:
  其一,制造企业更容易模仿和学习其他成熟和先进的企业,效率提高更显著。制造业从产品到整个生产流程,甚至是从事这个行业的员工素质,标准化程度都很高。标准化程度越高,学习起来就越容易。
  提高生产率的本质是,用更少的投入换取更大的产出。以学习的方式提高生产率最有效,因为投入最小且所得甚多。比如一个濒于破产的企业领导,学习了大获成功的邻居家的厂房设计、机械设备,还有从哪里招募的工人、产品卖到哪些国家等,学到这些不用花太多成本,但这些知识可能让这家濒于破产的企业的效率大幅提高,扭亏为盈。
  不劳而获是提高效率的极致表现,不劳而获的主要途径就是多看多学。比较而言,服务业难学多了,服务业的标准化过程很难。例如麦当劳和肯德基,看起来也不是像英特尔或苹果那样的高科技企业,但有多少家企业能学会?豪华五星级酒店到处都是,但基本上都是外资管理,又有几家中国企业能学好?
  其二,制造业对金融服务要求低,效率提高更持续。光靠多看多学提高效率还不够,学到的东西最终还是以实物资本为载体。制造业发展离不开投资,在中国目前的金融体系里离不开银行。制造业获得融资比较容易,厂房、机器设备、原材料、出口订单等能拿到银行做抵押。
  而服务业靠的是人力资本,靠的是理念,服务业投资的失败率很高。你要是空着手跟银行说想借1亿元开家医院,银行很难同意这种融资要求,也不能提供相应的金融服务。

服务业匹配


  制造业还能继续充当中国生产率进步的引擎吗?能,但这个引擎的力量在减弱。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制造业生产率还达不到发达国家水平的一半,中国制造业生产率提高还在继续,潜力也很大,出口部门的表现是一个例证。中国在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市场份额不断提高,出口产品当中的增加值比率也在不断提高,这些都是技术进步的表现,说明制造业还在进步。
  但随着制造业生产率水平的不断提高,进一步提升的难度也越来越大。30年前,简单的模仿就能实现制造业生产率的极大改善。现在,依靠模仿的进步空间越来越小,生产率的进一步改善对企业家精神、人力资本以及金融服务等软基础设施提出了更高要求。这些软基础设施需要更长时间的打磨,并制约着生产率的进一步提升,生产率进步的速度会因此放缓。
  制造业生产率增速减缓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与此相对应的,其他各行业曾面临的有利相对价格变化和生产率提高也会减速。企业不看好投资前景,银行坏账会增加,中国经济面临着增速下降的趋势。这对于人均GDP只有5000美元的中国来说,是不是来得太早了?
  中国经济增速的趋势减缓,其中既有给定禀赋条件下的市场力量使然,人均1000美元水平的GDP增长潜力与人均5000美元水平的增长潜力注定不同;也有众多政策扭曲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中国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技术进步与制度进步的不匹配。通过进一步完善制度和政策,中国仍有望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長。
  在这种情况下,发展服务业很重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尽管服务业生产率提高速度慢,但起点低,进步空间大。中国的医院、学校、金融、通信、交通等服务业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现象普遍,只要理顺激励机制,生产率进步的空间巨大。
  其二,提高服务业生产率对制造业的生产率进步很重要。越是高端的制造业,对人力资本、金融服务的要求就越高,没有服务业支撑,高端制造业别想出笼。
  其三,更大的服务业才能实现宏观意义上的供求平衡,实现经济增长与福利改善的同步。资源过度流入制造业的后果是过度积累贸易顺差,这些顺差对应的是面子上的增长,也对应着国内消费者福利损失和难以持续的增长模式。

重定政府职能


  要推进中国经济转型和持续增长,重新定义政府职能是关键,主要有三点:
  其一,放松管制,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服务业能不能发展起来,关键要看相对应的几个部委能不能有彻底的改革。想当初,正是因为机械部和物资部等几个主管制造业的大部委消失,才迎来了中国制造业的大繁荣。服务业发展的瓶颈,主要是不合理的管制。放松管制也包括鼓励非官方组织的发展。
  其二,做好公共产品。反垄断、食品安全、保护环境、解决交通拥堵、帮助弱势群体等都是政府的责任。把心思放在GDP和税收上的官员做不好这些,政府从上到下都需要新的激励机制。
  其三,明确逆周期调控的底线。经济下行的底线是就业,不是GDP和大企业的抱怨;经济上行的天花板是通胀,资产价格应该关注,但还不能取代通胀的作用。局部地区的房地产价格过度上涨,更多应归咎于地方城市管理问题,不能都往宏观政策上靠。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