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秋天的一个下午，记者在北京采访了国内外著名学者于丹教授。于丹就如何以学者身份对外传播中华文化和针对海外受众传播等问题回答了提问。 就如何利用良好机遇对外传播中华文化，于丹谈了她三点切身体会。
对中国文化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于丹教授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国际话语权和对外传播能力提升的关键期。她说，从2008年到2009年，我们经历的事情，只有奥运会是令人高兴的事，其他如汶川大地震、藏独势力干扰奥运火炬传递、全球金融危机，表面看起来是负面的，但中国在这几件事情里是得分的。在金融危机中，美国、日本很多大企业都破产了，然而中国因为有政府宏观调控早救市，人民币坚挺，中国经济地位上升，话语权也就提升了。于丹认为，2008年是中国对外传播能力提升的大分界线，国际社会对中国和中华文化也更关注。她认为，对中国文化，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然后再去进行对外交流。
于丹教授到过十几个国家举办中国文化讲座。很多国家有宗教信仰，而且是全民信仰宗教，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要跟爸爸妈妈去教堂过礼拜天，去敬神，这种敬神方式做久了，他们的思维结果是不小心摔一跤，或者打翻个杯子就会本能地说，“oh，my god”。但我们会说，哎哟我的妈呀，这就是中国人的伦理。《论语》就是基于伦理提出的一些道德概念，《论语》为什么那么强调孝悌之意，对父母要孝，对兄弟要友善，中国人的神就是伦理。中国老百姓“出门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就是中国人为什么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古代皇权要给嫡长子，现在中国农村仍然是长子要掌管家业的分配，长子如父，中国现在有些刚刚起步的企业家，不管儿子成不成才都把产业传给他，有些做法按西方的理念是要受到批判的，可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做，这是他们骨髓中延续下来的一种积淀、一种信任，一种习惯。所以我们的文化传播，是在学习各种文化的同时，要对各种文化保持一种反省，我国这种伦理关系不全是好的，也包含了一些愚昧的成分，但也不全是坏的，因为这是中国人的根性所在，只能说客观地分析我国的传统，然后去跟其他国家传统进行一种沟通和交流。每个民族有自己的文化积淀和传统，对外国受众不是仅仅讲中国字和中国词怎么解释，还要解释深层的意思，要解释文化背后的心理积淀和成因。
善于通过讲故事传递东方智慧
在谈到如何对外传播中国文化时，于丹教授强调，中国人要对外传递的是一种典雅的人生态度，中国人的对外传播方式不应是强迫性的。现在好多中国人爱喝德国黑啤酒，爱吃德国烤香肠，但同时也吃意大利通心粉，日本料理、韩国冷面，当然我们更喜欢自己的面条和饺子。思想也是一样，各国的思想都摆在这里，有人喜欢德国黑啤也有人嫌苦，我们传递中国文化，不要做预期，中国强大了也不以霸权方式强制大家接受。文化的话语权永远以多元的包容作为最好的境界，每个中国人出去，爱国是骨子里的东西，如果以中国人的立场，在世界上为人类做更多好事，而不是脸红脖子粗，揪住人家非让人家说，中国人最好，或者一定批判对方的文化。于丹老师说，她的态度就是做文化的建设者，把美好的文化带到国外去。
于丹教授还谈到，正是因为不强迫，她喜欢讲故事，除了儒家和道家，她还会讲一些禅宗故事。她说，中国人讲儒道释，三家合起来才是最好的。中国金融危机了，很多人讲今年入行薪水特别低，人的价值都在贬低，于丹老师娓娓道来―个禅宗的故事：一个弟子问师傅一碗米是多大价值。师傅说，在一个家庭主妇手里，上锅蒸蒸，做成一碗米饭就是1块钱；同样一碗米给个有点头脑的小商人，分分堆，泡一泡，发一发，用四五个棕叶裹起来就是四五个粽子，价值就是四五块钱；如果给一个更有头脑的商人一碗米，他就会往里面加酒曲加温，发酵，最后会得出一碗酒，那价值就是二三十块钱。师傅最后说一碗米多大价值因人而异。于丹教授接着说，一个人就是一碗米，你说金融危机了，人就值一块钱，那是你自己着急变现，越着急，10分钟出来了，那真就值一块钱。如果能用一辈子的造诣、最大技术含量、最长时间来修炼，同时也承担最大风险，那最后实现了自己的价值，肯定是最全面的价值，要耐得住这个性子。儒家有句话叫君子不器，就是说一个真君子，永远不把自己固定成一个小碗，说我自己就能盛这么多东西，一辈子随物附形，像水流一样，最后可能就水到渠成了，你的价值就在当下吗?于丹在国外讲完这个故事，西方媒体用大标题刊登出“于丹用一碗米抵御金融风暴，给西方启示”。西方人说，哦，这是你们的故事。于丹教授说，这种故事云淡风轻，但饱含智慧，这种故事不是激烈喧嚣，大喊大叫地说你一定要怎么样。她觉得太强制不是东方人的态度，讲大家都明白的故事，但传递的是东方人的智慧。
利用学者身份巧答西方记者敏感问题
于丹教授曾经多次接受过西方媒体联合采访，记者会问一些敏感问题，她对这些问题从来不回避。她说对方提问什么很重要，知道对方对什么感兴趣，就能让终端的兴趣活跃起来引导我们的信息传递。一个丹麦记者问，周末在中国转了一下，天主教和基督教堂人很多都站不下，中国人本来没什么信仰，现在西方宗教完全成了你们的信仰。于丹教授反问他，丹麦有多少人?中国有多少人你知道吗?13，46亿。丹麦有个教堂爆满是件大事，但在中国微不足道，因为我们国家宗教信仰自由。于丹认为归根结底，中国人的信仰是在伦理关系中。德国记者问，在德国出现文化复古思潮，您现在的主张是不是复古主义?于丹教授说，我给他三个理由，第一，复古主义者都是单纯学派，而我主张儒道释三者合一；第二，复古主义者的时间坐标是让现代人回到古代圣贤时代，而我是希望古代圣贤穿越时空来到现代。我的坐标在2l世纪的现代法制社会，古代文化是精华就吸收，不好的就留在古代；第三，复古主义者，重精神反物质，但我不反对，我觉得物质本身没错，错的是态度，人沉迷于物质成为物质的奴隶，那样就错了。但诅咒物质拒绝发展也是不对的，我希望在享受物质的同时，享有强大的精神动力。那个记者对于丹教授说，她的回答是最令其满意的。还有的西方记者问，你是共产党员吗?你是因为工作方便还是信仰才入党?于丹对他说，我大学时代就入党了，党龄20多年，这是我的信仰。记者接着问中国共产党怎么会有你这样的人?于丹说，有很多，你不了解而已。
于丹认为，很多这样的问题不能回避，只有尊重人家的问题，沟通才更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