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有两条和高校教师有关的新闻让人感到意味深长：其一，高校教师的工资已不动声色地在20年里涨了18倍，他们已经被税务系统界定为高收入个人，和“大款”、“大腕”等并列（9月13日新华网）；其二，教师的社会声望跌到了新的谷底，而高校教师跌得最狠，在包括幼师、小学和中学教师在内的序列里忝陪末座。（9月12日《中国青年报》）
如何解读这“一升一降”的现象呢？我的结论也有两个：一、以高校教师为主体的知识精英，已经是既得利益集团的一部分，他们在努力为自己争取利益方面做的很出色；二、一些知识精英已放弃了理想以及自己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担当，蝇营狗苟于个人私利，热衷于充当权贵附庸的角色，在社会中丧失了道德权威。
以新华网报道中提到的那位“北京某高校经济学教授”为例,在谈及2001年借西部大开发的东风去宁夏做经济分析报告的收入时,他轻描淡写地说：“几万元能入眼吗？费用全包是规矩。”我们在他的身上，还能看到一点点理想主义者的影子吗？不能！我们看到的不过是一只嗜血的牛虻，紧紧叮在“西部”这头骨瘦如柴的牛背上。
问题的关键在于，像这样的教授不是个别的。在知识界，按名气的大小，头衔的高低，拿不同等级出场费，是一个尽人皆知的普遍现象。除此之外，他们还会根据特殊客户的特殊需要提供特殊服务：比如法学教授之于“黑老大”刘涌，经济学教授之于顾雏军，等等。法学家们拿了刘涌的钱，这一点大家都知道了；坊间也一直在流传当初力挺顾雏军的经济学家们拿了顾的钱，包括出场费若干，每个字稿费若干等。如果没拿，为什么不出来澄清一下呢？
对权贵和富人是这样的态度，但对下层民众，他们又完全是另外一副模样了。一些知识精英们很少去关心下层民众的利益，甚至认为所谓“原始积累”的所有血污肮脏，都理所当然。当被剥夺的民众有所不满时，他们又出来谆谆教导说，这是为了“改革”而必须付出的代价。以个案而论，比如，现在大家都在关注王斌余的案件，网民们都在好奇地打听：法学家在哪里？其实有什么可好奇的呢？王斌余不可能像刘涌那样，拍出巨额出场费，谁有闲心去给他制作什么“专家论证书”呢？
行文至此，我知道有人一定又要拿出市场经济的大道理，来为这些趋炎附势的行为辩护了。但是且慢！任何国家和民族都不会允许自己的知识精英只充当理性经济人，知识精英作为民族中的先知先觉者，对国家民族的未来负自己特殊的责任，放弃这种责任，就意味着对国家民族的背叛。对于正处于转型期，未来还有许多不确定性的中国来说，知识精英更应该充当望哨和社会良心的角色，更应该跳出自己的“专业”，积极介入公共事务和公共生活，没有权利只埋头经营自己的蝇头小利。
孟子有言：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惟能。在古代中国，就是靠“士”这个阶层联系着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维护着社会的稳定；而在当代中国，中产阶级微不足道，联系上层和下层主要靠富有理想主义精神的知识精英。如果知识精英们忘却自己的社会责任，仅满足于一己之利的获得，则国家堪虞、民族堪忧。
（9月15日《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