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中华文化的“天下大道”]余秋雨中华文化

     6月28日,解放日报报业集团“文化顾问”、著名学者余秋雨在中央电视台《文化访谈录》中,接受央视节目主持人马东的专访时,从汶川大地震谈到对中华文化的重新读解,引起广泛关注。
  余秋雨教授对这次访谈进行了整理,并授予《解放周末》发表。
  
  对于我们的精神领域,也是一次大拯救
  
  马东(中央电视台主持人):余老师,汶川大地震发生至今的一个多月里,一直出现在您脑海里的,是什么?
  余秋雨:首先是那些感动了全中国和全世界的画面。这些画面与我们过去看到过的英雄画面不太一样,里边的人物全是最普通的中国民众,职业、年龄都不相同,数量却很大,他们的反应和表情正是所有中国人都会有的。因此,我从这些画面,重新读解了中国人,重新读解了中华文化。
  马东:这些画面中最响亮的口号是“救人第一”,随之而来的是速度。这是您重新读解的契机吗?
  余秋雨:对。不能小看这件事。因为不管是中国还是世界,都经历过漫长的所谓“铁血英雄”时期。人们一直在津津乐道于几个古代强权好汉的成败谋略,赞叹一次次毫无正义可言的占领和烧掠,完全不在乎因此而生灵涂炭、民众死伤。直到现代,“生命第一”的意识还是不强,例如我们在读小学和中学的时候,老是被灌输一种思想,如果学校附近的仓库起火,仓库里有不少棉花包,孩子们都应该跳进火场去抢救棉花包,因为那是国家财产。直到前些年才明确,最珍贵的国家财产是孩子们的生命,而不是棉花包。
  这次,是中国人对于“生命第一”原则的大普及、大响应、大感动。天下万事万物,第一珍贵的是人的生命。废墟下的人,不管他是谁,不管他是处于生命的起点还是终点,只要还有一丝呼吸,救援人员就会花费几个小时、十几个小时,挖,挖,挖。一时挖不出来,就会伸手进去,握住受难者的手,要他坚持,但又不让他多讲话,怕他消耗精力。一旦挖出,全场欢呼;一旦失败,全场默哀。
  这些场面,全国观众都在电视机前屏住呼吸看到了,这实在是一次“以人为本”、“生命第一”原则的空前大普及,也是一次有关文化终极意义的空前大展示。
  马东:在我周围,有很多朋友平常愤世嫉俗、玩世不恭,但在这次全国向死难同胞默哀三分钟的时候,他们也都肃然起敬。有的朋友,一直拒绝崇高,但这次,也决不否认全社会所激发出来的崇高。这是为什么?
  余秋雨:这是因为,他们终于遇到了终极价值。在日常生活中,终极价值很少体现出来,大家都只是走在“半道上”,因此产生了各种奇奇怪怪的想法和做法。有的人,一辈子也没遇到过终极价值的拷问,也就是一辈子都在“半道上”。尽管他们用“愤世嫉俗”、“玩世不恭”、“拒绝崇高”作为甲胄来自我护卫或自我安慰,也还是庸庸碌碌,很值得同情。
  但这次,与生命底线相关的事件和画面以震撼的方式突然出现了,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去寻找自我护卫或自我安慰的甲胄,就已经以一个自然的生命体感同身受了。他们流泪了,为那些献出生命而救学生的教师,为那些不顾亲人安危而救乡亲的官员,为那些历尽艰险而救助民众的军人。这就意味着,他们已经与那些英勇的忘我者建立了精神沟通,他们自己心中深藏已久的“天使”已经被唤醒。这是终极价值的点燃,而且,立即被周围的同事、朋友、家人共同验证。全国性的集体验证是强大的,包括各个城市排成长队的献血队伍、包括东南西北大量几乎倾其所有捐款的普通民众,更体现于那次举国默哀。结果,这些原先走在“半道上”的人也相信了:不管如何看破尘世,这个星空下还有让人热泪盈眶的时刻。
  这次地震大拯救,对于我们的精神领域也是一次大拯救,它救助了大量没有遭到生命威胁的人。我们发现了我们心底原来还有最温暖、最善良的光亮,因此产生了对自己的信任。这种对自己的信任和对他人的信任是同时产生的,两种信任结合在一起,使我们对民族、对人类的未来增加了更多的信心。当然,灾难总会过去,明天我们可能还会过庸常的日子,但是,既然有过了昨天的感动,庸常的明天也就不一样了。
  
  如果中国是巨人,那么巨人的性格和品德就是中华文化
  
  马东:余老师,我觉得5?12汶川大地震在中国的历史上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历史学家可能会去寻找它在时间上的坐标,文化学者可能会去寻找它使全社会在文化意义上的移位。我想问,它的文化意义是什么?
  余秋雨:要问文化意义,首先要问文化是什么。文化的定义有两百多种,我在两年前拟了一条最简单的定义:“文化,是一种已经变成了习惯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价值。”在这个定义中,最重要的词汇是精神价值,因为哪种生活方式能变成习惯,恰恰正是精神价值长期选择的结果。我对于好多年来中华文化呈现方式的不满意,就在于精神价值上的严重缺失。不错,我们讲了很多古代的故事、人物、细节、趣闻、典故、章法,都讲得不错,有很多听众,有很多掌声。但是,细想起来总觉得不对。局部都对,合在一起却不对。难道这一切,就是中华文化的精神价值所在吗?它凭什么让世界感到亲切并深受感动?它凭什么让后代觉得找到了做人的准则并能与广大同胞自然互动?
  我并不是说那些讲述不是文化,只是说文化的灵魂还没有找到。前几年有欧洲的学者说:“中国构不成对我们的威胁,因为它没有精神价值输出。”这让我们听了很难过,因为他们的意思是,中国只是一个物质产品的输出地。这中间,当然有个别外国学者的无知和偏见,但我们在讲各种文化的时候始终避开了终极性的精神价值,却是事实。有的学者认为终极性的精神价值总是艰深的,因此越说越复杂。他们不明白,一个民族的终极性精神价值,一定会普及到绝大多数国民的本性之中,是一种最广泛的存在。一旦艰深,便是失落。
  马东:是啊,我们热衷于诗词歌赋,我们有读经热、读史热,我们有传统文化热,连古典家具、古董收藏,也一波一波在热。但对于中华文化的灵魂,却始终是隔靴搔痒。
  余秋雨:每次“热”的对象,都是文化标本,而不是文化活体。这就像是无水之鱼,而那水,就是这种文化的子民能从自己心底自然释放的情感能量。没有这种水,那些鱼、那些标本,都活不了。
  这次汶川大地震,把中华文化子民心底的情感能量释放出来了,这就从根本上让世人看见了中华文化的精神价值。从今以后,我们有资格对那些欧洲学者说了:“你们上了很多书的当,中国是有精神价值的,不信,请看2008年5月12日之后的中国电视!”
  马东:5?12之前,我们的外部环境很复杂。我们想积极地融入世界,但世界在接纳我们的时候又排斥我们,有人甚至恐惧中国。5?12之后,我们好像看到了另一条出路,那就是一条“反求诸己”的出路。我们可以在本能自发的大爱展示上,让别人在排斥之外,多一点佩服。
  余秋雨:说到底,这还是我们能不能找到自己的文化灵魂――精神价值――而进行自信展示的问题。几个月前,我在日本神户召开的世界华商大会上发表一个专题演讲,说中国让世界误会,除了外部固有的偏见外,也由于我们文化话语的错位。这就像一个巨人突然出现在街头,人们知道他走过很长的路,也看到了他庞大的身躯和体量,却不知道他的性格和品德,因此自然会产生恐惧。
  如果中国是巨人,那么巨人的性格和品德就是中华文化。显然,我们的文化传播大大失职了。我们永远在讲述,这个巨人走了几千年,过去多么有计谋,多么强大;我们永远在炫耀,这个巨人的衣服上镶了金丝,腰带上挂着玉佩。这一切,完全不足以让别人和我们自己的后代了解巨人的性格和品德。这一次,通过几乎全透明的媒体传播,大家看到了,这个巨人的本性是多么善良,多么人道,多么关爱自己的民众,又多么不拒绝外界的爱心。因此,这是一个真正的大转变。
  
  中华文化的真相已蒙尘很久。中华文化在本性上是讲“大道”的
  
  马东:您在一首叫《自语》的诗里写道,瞬间地壳的开裂让人们看到了事实的真相。您是指中华文化的真相吗?
  余秋雨:对。我接着还写了一句,那几天,“一批中国地名擦亮了世界的眼睛”。中华文化的真相确实已蒙尘很久。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总是掩盖一个事实:中华文化在本性上是讲“大道”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个大道,便与善有关。儒家说“止于至善”,道家说“上善若水”。这里所说的“至善”、“上善”,很接近我们现在所说的“大爱”,在词语上都是对仗的。墨子主张“兼爱”,在百家争鸣的时代,儒家和墨家是“显学”,也就是说,“至善”和“兼爱”的理念是当时中华文化的重心所在。直到近代孙中山先生还说,这种理念不比西方的“博爱”差。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孟子更是严格地论述了人与禽兽的区别,提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就是凡是人,都有不忍看到别人受难的心。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也就是同情之心,他认为这是“仁”的开端。如果让它扩充,让它燃烧,让它喷发,天下就能很好地保全。这就是中华文化的大道,与西方以个人主义为前提的不少原则有很大区别,却与全人类的终极价值完全相通。
  马东:我们怎么来发扬它、巩固它,不让它随着时间的推移再次模糊?
  余秋雨:确实,中华文化的大道常常被模糊。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道”被“术”所掩盖。“道”和“术”是一个对立的范畴,人们为了在兵荒马乱中自私生存,总要寻找各种各样的“术”,而“术”确实比较有用,因此大为传扬。这就是在文化界一直在张扬的所谓“制胜谋略”、“生存智慧”、“驭人术”、“官场诀”、“厚黑学”等等。多年来在书店所见,包括机场书摊,我看到最多的就是这种书。电视剧和各种讲座,也都以此为长,而中华文化的大道,却很少被论及。结果,真的成了“大道无形”。我认为,这是对中华文化的整体误读。
  其实,如果中华文化真是以“术”为核心,就不可能延续至今,因为在互相斗殴的丛林原则下,一种文明必然快速自灭。世界上那些与中华文明同时存世却早就湮灭的古文明,就是这样退出历史舞台的。这次大家终于明白了,潜藏在中国人心灵最深处的,并不是术,而是道,是“天下大道”。中华文明唯一长寿的秘密,也在这里。
  马东:我认识一位优秀的演员,他告诉我,站在地震的废墟中,他发觉自己不会演了。虽然以前的表演技术不管用了,但这一体验将会影响他整个后半辈子。
  余秋雨:对“天下大道”的发现,也能成为一种自我发现。个人是这样,集体也是这样。
  英国大哲学家罗素,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来中国考察了不少时间,离开时,中国学者希望他谈谈对中国人的分析。罗素对中国人作出了很多正面评价,批判了欧美的那些辱华思维。但说到中国人的弱点,他说,中国人的最大弱点是缺少人道主义热情,有不少中国人对他人的灾难还在心底暗暗自喜。
  他的观察显然具有很大的普遍性和真实性。但这次,中国人显然把罗素先生一个世纪前的结论颠覆了。
  马东:它会重新被掩埋吗?
  余秋雨:过去的被掩埋,正意味着将来也有可能会被掩埋。但是有过了这次,我们就有了底气,可以认真研究过去被掩埋的原因,思考今后被掩埋的因素。当然,更可以从这次的爆发,来思考让它留存于世、缕缕不绝的可能。我认为,有过了这次,即使再被掩埋也无法彻底,人们会永远记得,即使在最普通的中国人心中,也有已经变成了习惯的精神价值,那就是“止于至善”的天下大道。
  
  中华文化,应该就是这样的李冰,这样的水
  
  马东:在这件事上,文化人能做一点什么呢?
  余秋雨:我认为,在军人和医生之后,文化人要做的事是把这次抗震救灾中所爆发出来的至善、大爱精神加固、扩充、延伸,使它成为当代中国的文化精神,一直活在广大民众的心间。
  5?12在今后会出现三种可能。第一种,作为大爱精神广泛渗透;第二种,作为英雄诗篇进入记忆;第三种;仅仅留下了灾难记忆。我认为,最有可能的是第三种。文化人的任务是要争取第一种可能,那就是让一个偶发性事件中的精神爆发,变成中华文化的真正灵魂,广泛渗透,成为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主轴和价值坐标。
  马东:您与都江堰有特殊的关系,这次重访,感受很强烈吧?
  余秋雨:对,感受强烈。我在多年前写过一篇《都江堰》,大陆和港台地区的中学语文课本都收录了。很多下一代的华人是从我的文章中首先知道“都江堰”这三个字的,因此我一直觉得自己应该对他们负责。这次汶川大地震爆发之后,世人都知道了汶川,救援人员却因路阻进入不了,全都滞留在都江堰,但回头一看,都江堰也受灾严重。它是这次全世界读解中华大爱地图的第一个地名,也是世人目睹巨大灾难的第一道伤口。
  我这次去,看到废墟还是那样狰狞可怖,而废墟边开过的公共汽车上还印着我写的“拜水都江堰,问道青城山”,更觉得刺心疼痛。
  在都江堰的伏龙观里,陈列着两千多年前修筑都江堰的李冰塑像。门关着,我只能从门缝往里看。里边一片瓦砾,断木碎窗,但是,立在中间的李冰塑像仍然完好无损,依然平静从容。我鼻子贴着门缝,突然想到,李冰就是中华文化的集中造型。他本是为了整治水灾才修筑都江堰的,两千多年来又不知遇到过多少大大小小的灾难,但他和都江堰永远平静从容。都江堰工程在这次地震中没有受到破坏,依然以汩汩清水滋润着受灾的土地,安慰着那里英勇的民众。
  中华文化,应该就是这样的李冰,这样的水。
  (摘自7月4日《解放日报》)